新上任约法三章

我原是铁道部的工作人员，1970年调进中南海毛主席处工作，1974年10月，被中央办公厅正式任命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直到毛主席去世。

1974年10月，毛主席到了湖南长沙。我像往常一样，每天的第一项工作是收阅从北京送来的文件。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关于我的任职文件。内容是：“任命张玉凤同志为毛主席处机要秘书。”虽说我代理这一职务已经快一年了，但今天接到正式任命，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主席面前。

这天，毛主席依旧躺在那张宽大的、放着许多书的木板床上，等着听文件。毛主席因患眼疾，不得不采用这种办公方式，已经快一年了。我向主席报告，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关于我的任职通知……还没等我说完，主席打断我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他说得很自然也很随便。

我惊奇地看着主席，等他老人家再说些什么，可他没有再说下去，像往常一样，等着听下面的文件内容，可我还是想问个究竟。我说：“主席，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个比我能干的人来好。”

主席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是呀!一年多来，我是代替徐业夫同志做了一些秘书工作。可那是代替，和担任秘书是不一样的，后者的责任就不同一般了。

主席真是善解人意，我的畏难情绪，他感觉到了，他说：“其实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不需要你们写东西。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多看材料，那里边很有得看，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一天两本)，还有那张(参考消息》报，看久了就会对国际问题有所了解，慢慢地就能看出些问题了。”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地讲完这些话。老人家的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理解，这些话是对我这个新上任的秘书约法三章，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要求。有了这几条，我心里就有了底，工作也有了信心。

惟一的一次代批文件惹风波

由于毛主席年事已高，很少参加政治局会，也很少和大家会面。他惟一和大家联系的渠道就是文件。这些文件，大多经周总理批给大家传阅。总理批文的习惯是从主席写起直至每位有关人员阅批。主席很尊重总理的意见，很多时候，他看了就圈阅了。但有些要拿主意、观点的，主席很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分工主管人的意见。而文件又先送到他这里，就拿不准，不好发表意见。主席让我告诉总理：“以后这类文件，应该让其他同志先看。我看了，批了，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

毛主席倾听大家的意见，就是在晚年也很注意。通过这些小事与大家沟通情况，使一些中央的决定和政策尽量不发生一言堂的事情。

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主席都是亲理政事。他最反对那些什么事都靠秘书做的干部，批评秘书专政。可是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不能看文件、看书了。他一向崇尚提倡的作风也不得不改变一些。看书、看文件，就需要别人读给他听，有些文件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按着他的指示，代他批示过一份，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那就是那件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主席的，反映有人借开展批林批孔，批老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讲完这段话后，他停顿一会儿接着又说：“谁没走后门?我自己也走了。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抓起铅笔递给主席。这次主席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写，那就写吧。于是我拿起主席平日批文件的铅笔，在写有“主席”二字的空白处，写下上述批语。写好后我又说了一遍给主席听。主席说：“对，就是这样。”批示内容定下后，我请示主席：“这份批示是否先告诉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由主席说，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说完这个字怎么写后，想出个极简单的办法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

不料，我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我平时喜欢练字。特别喜欢毛主席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主席写的字，照着写、练。久而久之，有的字写得还真有点“像”了。这份批件，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竟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后来，我听说此事，着实吓了一身冷汗。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单纯和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可实际上还就是那么回事。好在那时主席、总理都在，什么事都能说得清。当我把这件事报告主席后，主席笑了，他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都是极为深刻的。

《枯树赋》是毛主席最后背诵的一首诗

我担任机要秘书，感到最难做的事情是读东西。每天收完文件，处理完该办的一些事情，便来到主席面前，开始了我的另一项工作，给主席读文件、报告或书。

我读文件读报纸自然是没有困难的，自我感觉还不错。比较困难的是读书，特别是那些古书，要读出感情，读出点味儿就感到很困难了。给这位博览群书、通今博古的大知识分子读书，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是能力不足。特别是遇到那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间或出现一些不认识的字，读起来总是很别扭，读出来自然也枯燥无味，听的人也不会有舒服的感觉。不过，主席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给我纠正读错的字和音，教我什么地方该怎么读。

主席告诉我读诗、词、歌、赋和读书的不同之处，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经韵、上声养韵等等，按这个韵律来读，基本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

每当我要给主席读文件时，老人家就开玩笑地说：“你又要念经了。”我知道，主席既是开玩笑，也是在鼓励我。那段时间，为了读得好一点，我确实做了许多努力，怎奈我才疏学浅，一部古文、一部“二十四史”拿来就读，对我真是很难很难的。主席常常安慰和鼓励我：“别着急，多读几遍，读熟了就会好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的东西也多了，有老人家的耐心指导，我的确也学到一点东西，有时也不知不觉全神贯注把自己融进那首诗或文章之中，有时有人进来，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有一天，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主席住处，我正给主席读书，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来了，我读完后才发现，赶紧站起来，心想这下可糟了，江青是个很严谨的人。我给主席念书，念得好不好、合适不合适，她总能以特有的标准挑出刺来。我是准备接受她的批评的。没想到，她却微笑着说：“没看出小张读文章还满不错呢！”那时候能得到夫人的表扬、认可，也着实不容易。我的知识面很窄，更谈不上什么深度，给主席读的东西多了慢慢总有一些进步，我心里很明白，这是主席的宽容和耐心教导的结果。

1976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不到半年时间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故去。痛失两位老战友，毛主席的痛苦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记得有一天，主席在病床上，让我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一首《枯树赋》。这首赋主席早巳熟读过，前几年还嘱咐印大字本呢。全赋大部分章节老人家都能背诵下来，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

在主席的病床边，我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主席让我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来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但他仍以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主席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感慨万千。

我读了两遍，主席背了两遍，近半个小时，已超过医生规定的时间。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只好停住，请他休息。究竟是这首赋对人间事物描写得真切；透彻，还是抒发了主席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感慨，这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后来，主席也常常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也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读诗读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