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与任继愈的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

点击：  作者：任远 任重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17-07-17 14:48:22

 

      【本文提要】：

●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上对这次谈话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评论。肯定的说法和《毛泽东文集》说法差不多，最常见的是“凤毛麟角”，“首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毛泽东主席肯定了他开辟的哲学史、宗教学研究的新途径”。否定的评论不一而足，都很少涉及学理上的争论，似乎父亲任继愈的学术成就是靠着毛泽东才做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父亲挨批，是因为所谓的“右”；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又挨批，是因为所谓的“左”。

●父亲也说，有可能他应该写一部文革史，还着手收集了不少素材。大多数人写文革是记录遭受的磨难，非人待遇。他则考虑中国哪里出了问题。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父亲去世的第七个年头。国家图书馆征文，我们迟迟没有写。一方面他的经历及所做的工作大家都了解；还有《任继愈文集》和不少有关他的传记、回忆文章，再说什么显得重复。另一方面父亲在家里，习惯上不谈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他手头的事情又多，问到他什么，他经常是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一边答非所问地应付一下。我们从他那里知道的事情非常有限，谈不上有更多的了解。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还是在他去世后，他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专门约我们谈，我们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任继愈（1916.4-2009.7）

      人渐行渐远，凡事早该尘埃落定，时间，改变着一切。但是有时候正相反，过去不注意，没有深入考虑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回忆过程中，倒是觉得线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谈话记录最近被发现，让我们联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也对这几十年父亲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深入的了解。

一发现谈话记录

我们整理父母遗存的文稿、书籍，无意间发现一个很旧的硬纸夹子，里面放着几个牛皮纸信封。打开其中一个，里边有两叠发黄的稿纸。一份留有我母亲字迹，绿格400字稿纸，共8页，其中父亲做过个别的修改；另一份留有我父亲字迹，红格500字稿纸，共7页，没有修改痕迹，应该是整理完最后抄写版本。两份内容比较，主体部分完全一致，绿色稿纸内容稍多一些。这是两份手抄“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记录，记录的内容是父亲1959年10月13日和毛主席谈话要点，是事后根据回忆整理的。

绿格稿纸最后还注明，1967年4月让任远抄过一次。那时文革正值高潮，造反派全面夺权已经开始，社会非常不稳定，家里也多次被各种“红色组织”抄过。也许父亲是为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做个准备。但是抄的那份文稿至今未再见到。

绿色稿纸

父亲一辈子学哲学，教哲学，研究哲学，对个人荣辱之类的事物看得比较透，比较淡。他看不上有的人借着领袖的威望树立自己形象。所以这次谈话，他完全是按照一项非常重要工作任务来看待的，不但没有大肆张扬，甚至从未自己主动提及。他的同事、学生也都不太清楚谈话的过程，即便是我们问起来，他也是只言片语，从不多说。他去世后这几年，我们完全遵循他的一贯态度，他自己不说的，我们也不多讲。

二旧事重提，只因“旧事不旧”

现在想根据这份记录多说几句，简单说，是因为半个世纪后，这件事还受到各方关注。

谈话之后的1964年，按照毛主席批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父亲是第一任所长。一开始这个单位和学部另外几个同时建立的研究所，都处于保密状态，叫做北京XXXX信箱。从筹建到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主要是做聚集和培养人才、系统了解和掌握宗教动态几项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开创性的理论研究。研究所分成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研究室，首先进行了各国宗教概况的调查，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期刊《世界宗教动态》。

文革运动中，学部是众矢之的，整体下放河南五七干校。文革结束，宗教所得以恢复工作。随着解放思想，各种思潮空前活跃，各种针对父亲的说法也就纷至沓来。

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上对这次谈话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评论。

肯定的说法和《毛泽东文集》说法差不多，最常见的是“凤毛麟角”，“首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毛泽东主席肯定了他开辟的哲学史、宗教学研究的新途径”。

否定的评论不一而足，都很少涉及学理上的争论，似乎父亲的学术成就是靠着毛泽东才做出来的。

这些不同的说法，除去个人或团体的因素（立场、利益）外，人们对事实本身和产生谈话的情况背景不了解也是个原因。于是就想在这里就抄录一些记录中的内容，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谈话的情况。

三记录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接见谈话的时间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4点半到7点半；地点是中南海毛泽东同志家里；当时在座者除了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外，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秘书林克。

谈话记录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

2.关于哲学问题

3.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

4.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

等等。

这份记录中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包含哲学和宗教问题，和《毛泽东文集》所述，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说法一致。毛泽东在更早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谈过差不多的意思，一直到1964年还谈到过，前后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林克同志晚年的回忆录所述也是完全一致的。看来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意见。作为党的领导人多少年来一直关注这些哲学、宗教问题，应该是出于世界、国家的实际情况，为提高理论水平，了解现实状况，树立新中国社会共识，指导国家健康发展而提出的。

任重后来问过父亲，他和毛泽东谈哲学、宗教问题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也没太想到，作为政治领袖，他在哲学、宗教方面书读过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记忆也很准确，谈话中准确引经据典来加强对观点的支持。他说毛泽东视野宽，掌握社会情况，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并不偏颇，交流中谈话轻松而且深刻。

毛泽东见面就说：“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全部文章我都看过了。”“我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之处，但他没有讲清楚。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太纯。（意思说不十分像禅宗）”毛泽东对陈伯达说：“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很容易看。”接着他背了几段《坛经》，并作讲解。在这份记录中未详细说明毛泽东是如何讲解的。林克同志的书中讲到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140-141页）。“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言谈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全然无涉。”（同上）

红色稿纸

     记录中毛泽东还说：“中国哲学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你们有人注意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你对历史注意不注意？对当前的问题关心不关心？”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搞？”

“基督教（福音书）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500人的大系嘛（这里是指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父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笔者注）。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

“XX搞阿拉伯哲学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们对旧中国没有迷信，我们就研究得透，蒋介石对旧中国有迷信，到死也没有办法。”

“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毛主席指着陈伯达对父亲说：“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整理后的父亲亲手抄件略去了这一句——笔者注）

“《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

1978年12月20日父亲发表于《文汇报》的《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说：主席屈起一个手指，说我们学《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在对敌斗争中坚持不放第一枪；然后又屈起一个手指，说要学《左传》的“退避三舍”，在井岗山反围剿时，解放战争时打莱芜城时，都曾经大踏步后退，甚至一退几百里，不止三舍；接着又屈着第三个手指说，我们学《礼记》的“礼尚往来”，对敌斗争，不无辜寻衅，敌人挑衅，也不立即报复，等待时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敌人。这里讲的就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谈话。

记录关于哲学部分有这样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讲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规律。现在把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伦理学、法律、文艺都放在里面讲，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从前可讲得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太丰富了，是不是要独立出来单讲呢？”

“一切东西都是发展的，动物是从植物发展来的，最初是先有的藻类。动物植物将来未必有一条不可改变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动起来。如果动植物之间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记录的最后是父亲的附注说明。他说，这份谈话过程是根据回忆整理，仅记录了毛主席的话，内容分类是整理时加上的。回忆会有遗漏。陈伯达和胡绳没有讲更多的话，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

“这次在毛主席家的谈话是大家围着一个方桌，交谈很随便，中间吃了一顿饭，边吃边谈。胡绳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较早，陈伯达因司机不在，晚到了一个小时。离开时林克同志还留了电话。”

记录还涉及其他问题，不再一一赘述。

四 宗教学研究与宗教信仰者的不同角度

毛泽东对父亲的佛学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指出“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对它有了迷信”。

不“迷信”而研究宗教的，不仅在国外，在国内，在父亲之前也已经有了许多成果。父亲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就是一位“不迷信”而研究佛教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学者。汤先生几十年前的研究著作，至今仍然是研究佛教的必读之物，成了经典著作，与他严谨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和方法有着直接关系，也正是“圈外之人”的优势所在。毛泽东说的不迷信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表述，信仰者听来也许不舒服，不过从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对社会的贡献看，这种无神论的、科学的学术研究不能被替代，也是无法替代的。

父亲的佛教研究，是上一代学者传统的继承。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佛教研究，也是上一代学者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被毛泽东称赞的那几篇文章，结集出版以后，也得到了国际佛教研究界的高度评价。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学者、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冢本善隆，曾带着父亲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登门和父亲商讨佛教研究问题，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中日佛教研究互相交流的长期机制。

1982年，父亲在古籍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作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极需要通过整理进行保护。后经批准成立大藏经编辑局。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用其他各种现存的大藏经进行比照，编成《中华大藏经·上编》107卷，先后有160多人参与工作，历时十余年，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他的努力，也是全体编辑人员的成就。编纂过程中，不仅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国际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整理佛教文献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国学术界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套书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被列入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的国礼之一。国际佛学界对《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完成以后，父亲即着手筹备续编的编纂工作。非常遗憾的是，续编尚未完成，父亲就去世了。

五在宗教研究中坚持无神论，被批判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实事求是地对待宗教问题，包括尊重信仰者的信仰，是父亲一贯的学者的立场。这种立场在我们国家，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这种立场给父亲带来的，却是许许多多的烦恼和精神上的痛苦。

文革前的1964年，父亲离开北大哲学系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学部各个研究所，特别是一些老的、研究传统学科的研究所，比如哲学、文学、经济、历史等研究所，聚集着众多高级干部和著名学术权威，所以1966年文革开始，重点批判的是那些院、研究所一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学部的“红卫兵”也有着高涨的“革命激情”，也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抄家、批斗、劳改等各种方式样样俱全，我家也被学部和宗教所的“革命小将”抄过好几次，父亲也被挂牌批斗，每天劳动改造。不过和文革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比，“红卫兵”不但人数少得多，组成也都是各所的研究人员和机关干部，他们行为的激烈程度比起大、中学“革命小将”要温和不少。父亲和在北大的同事们比较，因为工作单位不同了，是要幸运一些。这个“地利”，对他就是最好的保护了。

文革中期，整个学部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运动相对稳定，政治压力依然很大。在干校没劳动多久就被集中起来，住在河南明港空置的部队营房里，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为主业。父亲是在这里接到任务，要集中几个人编一本新的《中国哲学史》。能重新开展业务活动，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书刚刚编成，就是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国哲学史，被要求按照“儒法斗争”的观点进行改写。即必须贯彻法家是革命的、进步的，儒家是反动的、倒退的、要打倒的观点。在这样的政治重压下，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父亲没有照办。由于父亲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不合当时斗争的需要，刚刚出版，就受到党刊《红旗杂志》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简编》成于1973年10月。当年9月，“评法批儒”运动才刚开始。这个运动当年五月开始酝酿，但都是在政治局内部，9月才公开。杨荣国那本《中国哲学史》，起初也没有按照儒法斗争的这条要求来写，是后来修改的）

批判文章来势汹汹，很像是为了引导一个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做舆论准备。父亲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幸好这场高规格批判虎头蛇尾，过了一阵子似乎风头就过去了。多少年以后，为了解真相，我们问了可能知道些情况的人，结果都不甚了了。这位在党刊上批父亲的撰稿人，他自己从未涉猎中国哲学史而写出了所谓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的文章。事过这么多年，一直不曾听到这位仍然健在的教授对这次批判的起因、背后策划、目的作过任何解释或说明。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意识形态领域打破了禁锢，思想文化的春天真的到来了，让压抑了十年之久的人们欢欣鼓舞，心潮澎湃。

而对于父亲而言，文革对他的批判结束了，新的一轮批判又开始了。不同的是原来说他是黑帮、右派、反动权威等，是批他的“右”。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一时真的无禁区了，某些代表人物又把父亲当成了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说他“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等，不过这次批他是“极左”。文革中批判他，以政治内容为主，并未认真涉及学术研究内容和水平；而这次批判除了政治，批判的主导者个个都如“学术大师”一般，除了批他以无神论的立场和方法研究宗教，“极左”之类，还有“世界上最没学问就是任继愈”诸如此类的评价。

父亲一辈子爱惜、欣赏人才，识别一个人的才能，他有过人之处。但是，对于突显的个人能力是因何驱动而来，他辨别力是很不够的。这次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对他的各种批判指责，像突如其来的一阵刺骨寒风，让他有些猝不及防。试图改变办所方针，反对无神论，关键的几个人几乎都是研究所骨干，其中有他自己的学生，也有他办所初期费尽周折才调进来的研究人员。按说他们完全清楚这些问题的历史由来和是非曲直，为什么这个时候如此积极“倒任”呢？

据我们所知，反无神论、批“极左”最有积极性的几个，其中就有货真价实“极左”出身的文革造反派领袖。有的人文革中引人瞩目，后来被迁离京城。父亲一直很看重他的业务能力，一次任重出差，父亲让任重借这个机会去看他，除了带去信还捎去瓶酒。记得此人当时非常感激地说：“任公对我真好。”在聊天中他还说了一句：“任公的政治敏感性还不如一个高中生。”后来费了极大力气和周折，把他再调回北京进宗教所。开始还好，可到了批判无神论、批判办所方针，政治敏感性高，调门一下就变成了高音。另一位业务骨干，在反右运动时受到冲击，一直在基层工作，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把他从外地调进所里，在一段时间里也是揣摩出上面的意思，营造自己的地盘，即使这样，大概还感觉憋屈，去了XX大学。他的这种做派，在那里别人慢慢也看出来了，自然不会姑息。没有达到自己预期，于是又要求回到宗教所来。父亲不计前嫌，继续支持了他。还记得这个大学的老校长这样说我父亲：“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容忍他十几年！”

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父亲挨批，是因为所谓的“右”；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又挨批，是因为所谓的“左”。其实“右”也好，“左”也好，都是标志政治倾向的概念，不是学术是非的标准。参与这种批判的人物，也多是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在他们看来，父亲的政治敏感甚至还“不如一个高中生”。实际上，父亲作为一个把“气节”看得很重的知识分子，根本是不愿意跟着政治风向行事，不愿随波逐流而已。

六父亲与毛泽东

有人说任继愈的诸多经历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还不是哲学史、宗教学研究，而是他与毛泽东的交往。

他对这个谈话三缄其口，原因是他做人的准则。他特别喜欢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尚虚心”的风格，大概这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以前住平房，后来住楼房一层，他都会在自己窗前种上竹子，长到最茂盛的时候有几百棵，俨然是个小竹林，晚上群鸟栖息，白天阳光透过竹林照进窗户，室内一片淡绿。父亲去世后，竹子就开花、枯萎，一片竹林现在活着的竹子已寥寥无几，这是个巧合么？

他在研究哲学史、宗教方面和毛泽东的想法有共鸣。

毛泽东说：“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父亲的观点是，国家要研究宗教，是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参与国际交流和构建新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大事；信徒可以研究宗教，但承担不起此重任。研究宗教讲无神论，避免先入为主、人为造成局限，使研究丧失科学性。学者和信徒的研究，如果要比喻一下，那就是：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体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脚的一个部分。

在他和毛泽东谈话之前和之后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也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到国外去访问，很关心外国大学的神学院宗教研究和一般大学宗教学系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一字之差就是两个领域的差别，答案他心里早就清楚。

研究哲学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宗教，尤其是儒、佛、道三家。毛泽东认为不错的文章，主要就是研究佛教问题。1960年代父亲主编了那部影响很大的四卷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然在出版。九十年代初，父亲组织修改，未及完成，暂时搁置。1997年，李申教授参加修改，2003年修改版出版），他对其中以阶级分析为主线的原则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听他自己说过，作为大学教科书，只能是采用现阶段大家能接受的说法，不能借此只讲自己的观点；同时把能用的材料尽量搞准确，重要的观点不能遗漏。这部受欢迎的教科书在1980年代虽然出版社有兴趣再版，他却不满意了。他认为二十年前编书时的许多看法，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当时就不是他所同意的思想，现在必须根据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重写成一家之言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是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少年父亲一直在考虑按照自己的思考，写一部具有最新材料最新见解的哲学史。他认为，要写就要充分表达自己研究的成果，当没有条件时可以不做，省下的时间为后来做些资料的准备工作，相信后来人的学识和眼界会比我们好，能做出更好的成果。到了晚年，父亲又计划要写完全属于自己的一部哲学史。但由于主编《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续编》等繁重的组织和资料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精力，没有来得及写成，非常遗憾。

文革开始后，父亲看到瞬间让人们变得近乎疯狂的这场“革命”，丑恶灵魂的拙劣表演，思想、文化、经济的极大破坏，出于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他心情非常沉重，非常苦闷。当时学校停了课，任重无学可上，就学着做半导体收音机，后来给一个简易电唱机装了放大线路和喇叭，能直接播放唱片。父亲买了一张《国际歌》的唱片，是红色塑料膜的那种，在我们记忆中，这台唱机也就只放过这一张唱片。他就经常一个人反复听，并说，《东方红》多了，《国际歌》少了。当时我们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文革给人们留下噩梦般的回忆，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不少人写了回忆文章，父亲也说，有可能他应该写一部文革史，还着手收集了不少素材。大多数人写文革是记录遭受的磨难，非人待遇。他则考虑中国哪里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国宗教势力太大，又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就是一个人，政权可以转移，但宗教没法消灭，可随着皇权的颠覆，儒教也就垮掉了。但它的影响还在，我们的困难也就在这里”（访谈记录，见《南方周末》，2009年7月16日）。

父亲认为儒教不只是哲学学说而更是宗教，也正如此，文革中把封建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推广，摧毁民主，实行家长制，大兴造神运动，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神都是人造出来的，没有希望造神的人就不会有神，所以把毛泽东当成神，儒教影响之下，出现了全民族和党政干部中的群体性愚昧。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其中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去继承、去研究甚至发扬，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符合的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础和封建帝王的要求。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宋明以后的儒教, 提倡忠君孝亲、尊孔读经、复古守旧，都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是民族的精神赘疣”（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20页）。还说：“如果我们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都照儒教的规范行事，那就要脱离生产，轻视劳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们神龛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虔诚礼拜，终日静坐，‘如泥塑人’，天天在‘存天理，去人欲’，将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又怎能立足于世界呢？”（同上，21页）

父亲病重期间还对“儒学治国”的类似说法颇感忧虑。在这以前他就指出：“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同上）在他看来，因为现在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快，有人就归结到是传统文化发挥了优势；但这就像赢了球，你高调如云都没关系，话可以随便说，可要输了球，你说什么也没人听。

父亲从熟悉的哲学、历史角度观察，认为中国五千年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第二件大事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第二件大事毛泽东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功绩是因为他参与和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事业的伟大。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和他从事的事业要区分开。

从1959年的那次谈话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哲学史主线变化、宗教研究的指导思想摆动、研究队伍组合分化、文革动乱中人们扭曲的行动、改革开放后的大浪淘沙、消灭传统文化和崇拜传统文化，等等，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我们的父亲的一生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他这一辈子，不畏疾病，不畏逆境，不惧压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文化作出了一份贡献。各种磨练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强，思维更加敏捷、锐利，看问题更加深刻、有远见；无论做人，做学问，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任远，任继愈之女，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教授；任重，任继愈之子，供职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