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得平：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究竟奉谁之命？

点击：作者：齐得平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4-03-15 08:31:35

【作者齐得平同志】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究竟奉谁的命令？这个问题是清清楚楚的。

1959年9月，刘伯承元帅为纪念红军长征23周年撰写的长篇文章《回顾长征》，经中央军委常委邓小平、聂荣臻审核修改，在《八一》杂志（1959年第20期）上发表。文中写道：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但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

1980年12月，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编造谣言：“部队过河，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所谓‘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过河’之说，压根儿站不住脚。”[1]

“压根儿站不住脚”是针对谁说的？这明明是针对刘伯承元帅说的！只是朱玉胆怯，想瞒天过海，没敢点刘帅的名字。《回顾长征》乃刘帅名篇，何人不晓，朱玉焉能瞒过？“张国焘擅自命令”这是铁的事实，朱玉这样做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首先我们要问朱玉，你提到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和10月25日四方面军部队三个军及一个总部渡河有什么关系？《作战纲领》不是规定部队“11月10号前”“休息”吗？为什么四方面军竟违反党的规定，于10月25日就西渡黄河，扬长而去？这就是你说的四方面军“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吗？真是一派胡言！

我是一个老档案工作者，从1950年开始从事党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自1960年起专门负责毛泽东手稿的管理。我们查遍了所有有关档案文献，包括党中央的会议记录、来往电报、中央的指示、决议等，党中央、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主动指示或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朱玉所谓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总部的命令”完全是编造的。

针对朱玉的编造，我对1936年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报做了考证。《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上发表了我的短文《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这份电报是张国焘盗用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的。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经朱玉等人一折腾，是非颠倒了。《毛泽东选集》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注（19）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二万余人渡河。而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将“张国焘命令”改成“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这是错误的。

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加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渡过黄河（第419页）。

1991年8月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第151页）。

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改称“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第45页）。

2002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又改为“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第508页）。

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162页）、2021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65页）沿用了“奉中革军委命令”的说法。党史著作是严肃的，几部党史著作先后有“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奉中央军委指示”“奉中革军委指示”几种不同的说法，是怎么回事，没有交代，说明这是没有根据的。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凭证。为维护党史真实面貌，为研究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究竟是奉谁之命，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我们用档案印证历史事实的指示精神，让我们用档案来作证吧。

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汇合。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明确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2]《纲领》说的是做准备，而且是11月10号以前都是做准备，何时渡河没有说，更没有说急急忙忙去渡河。

10月13日1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做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要“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3]

10月14日，朱、张致电党中央及军委称：“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我们及徐、陈完全同意”。[4]

10月16日15时，朱、张致彭、贺任关并毛、周电提出：要一方面军在打拉池之七十三师“协助三十军渡河”，“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5]

10月16日22时，毛、周致任贺关刘并致朱、张电指出：“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坚持次方针，方于而后行动有更大利益。”[6]

10月16日，朱、张致电党中央、军委称：“16日20时（此电时间可能有误，从上电看，应是22时——笔者注）电收到，我们完全同意。”[7]

10月18日，朱、张致电毛、周称：“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即可开始偷渡”。[8]

10月19日13时，毛、周致电朱、张，告知“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20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9] 可见，中央是不同意三十军马上渡河的。那时中央清楚，根本不让三十军渡河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采取委婉的办法应对。

10月20日21时，徐、陈致电毛、周称：“三十军已成船六只。”[10]

10月22日，徐、陈致各军、朱、张电称：“三十军在靖远附近，决明（二十三）晚抢渡。”[11]

10月23日9时，彭德怀就宁夏战役的部署致电毛泽东。电报说：“宁夏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12]

10月23日，徐、陈致五军、四军并朱、张电称：“三十军渡河尚未开始”。[13]

10月23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14]

10月24日，朱、张致徐陈、贺任并报中央军委电称：“我们昨十六时到打拉池与德怀、海东晤谈”，“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15]

（10月23日）张国焘到打拉池第三天，彭还未见到徐、陈。拂晓，彭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领四方面军主力及一方面军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16] 可见张国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0月24日，朱、张致电徐、陈称：“三十军渡河尚未成功”，“今晚应再偷渡”。[17]

10月24日，朱、张致徐、陈电称：“如三十军今晚渡河不成，应在靖远上游至营房滩之线继续佯渡河吸引敌人注意该方，同时速移一部兵力在靖远下游东面陡城堡秘密造船渡河。”[18]

10月24日24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张、贺任、徐陈说：“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之计划。”敌“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19]

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陈）提出“全军渡河”。电报说：三十军“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尔后“五、四军继续北岸”，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20]

以上两个24日电的想法可是天大的不一样呀！一个是“击破南敌”，一个是“全军西渡”，这是“霄壤之别”！当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兵谏。如果不“击破南敌”，而是“全军西渡”，红军都跑啦！就不会有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的山城堡战役（11月22日），张学良还敢发动“西安事变”吗？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改写喽！

10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编者注：“此电时间可能有误，据前后电文对照应为10月25日”），朱、张致中央军委电称：“我三十军于昨晚在靖远上游十五里之虎豹口渡河成功”。[21]

10月25日，毛、周为击破南敌致电朱、张、彭并贺任、徐陈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22]

10月25日，徐、陈致朱、张及各军电称：“我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今晚三十军可全部过河”，“九军决今晚跟进渡河”。[23]

10月25日16时，张国焘以“朱张彭”名义，致电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三十军渡河成功”。“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24]

10月26日，徐、陈致朱张彭电称：“甲、……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制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25]

10月26日17时，朱、张致徐陈电：“甲、同意你们布置”。[26]

以上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说：“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第二天，即10月26日徐、陈致朱张彭电说：“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同日，即10月26日17时，朱、张复电徐、陈：“同意你们布置”。就这样，红军第四方面军三个军和总指挥部迅速渡河。这就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铁证。刘帅之言有理有据。朱玉贬之“压根儿站不住脚”，说明朱玉居心叵测。

10月26日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27]

这些电报说明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毛主席当时就洞察了张国焘的鬼胎。

10月27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电文如下：

甲、大帅（笔者按：指张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抬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陈面谈。

丁、前25日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28]

彭德怀上述电文中的“发后才给我看”等文字，明确无误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乃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的“一种阴谋式的”行为。

中央的正确决策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是泾渭分明的。事情很凑巧，恰好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以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这才是中央正确的决策。彭德怀电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拥护中央”，说的就是拥护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说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指的也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

1937年3月30日，在有张国焘等60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会议”）上，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时，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西路军的失败时极不幸的”，“渡河的时候，他要全部过去，过了三个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

这些档案文献资料证明：急忙下令让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有人却说：“过黄河不是张国焘的问题，是中央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下的命令。”这是骗人！

1937年9月30日，陈昌浩给中央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说：“渡河行动：10月20日总部离开会宁，事前只决定了三十军到大芦子造船渡河，三十一军分途在后阻敌，总指挥部迟两天开动到打拉池，其他问题没有确定。22日指挥部离开会（宁）”，“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的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的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在渡河后才知道军委不赞成三个军渡河）……当时军委同意用一个军在河西，这是因为已经过了河，事实上已无法制止之后（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总之渡河行动之一切错误，固有国焘路线为其根源，但最主要的实际执行责任，还是归我个人承负”。[29] 上述这些材料，说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是根据张国焘的命令行事的，是违背中央的战略方针的。

1937年12月，毛主席接见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程世才同志，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还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没有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但在“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30]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明确指出：“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31]

1972年6月，周总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讲到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五军团渡河及其失败的情况时说：“张国焘到了西北以后，又变了计划了。这个人因为是个坏人，他总是动动摇摇的，总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个阴谋家。他又下令给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五军团西渡黄河。这时已经快到陕甘宁边区了，六盘山的左右了。他忽然又分兵，他先把四方面军总部调过去，向前同志他们过去了，然后许多军队也过去了，五军团也过去了。幸好当时有一个军队挡住了，就是关麟征的部队。关麟征也是归胡宗南指挥的，是那个时候跟我们在甘宁地区作战的部队之一。张国焘一听关麟征是胡宗南的部队，他就停了，他就没进，否则他也过去了。又加上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在一起，所以还是把他接到陕甘宁这边来了。已经过去的受苦了。渡过黄河以后，在甘肃的那个弄堂里头，就是凉州、甘州、肃州一带，在祁连山之北，不顾长途跋涉和马家骑兵的袭击（因为那个地方是宁夏、甘肃、青海马家骑兵出入的地方），地形又不熟，就在那一个狭窄的胡同里行动。他的目的，仍要往西逃跑，打通苏联的道路……因为他反中央，另立新中央，所以他不愿意再回到主力红军一起，想跑到西北去。结果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三四百名红军到达新疆，那个时候只有三四百人。那时我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通点消息了，通知了莫斯科，就派陈云同志、滕代远同志去接李先念同志，以后接到新疆。当时新疆盛世才跟我们还有关系。他那时候反蒋，跟苏联有关系。这样他们就到了新疆。经过训练以后，经过休息以后多数都回到陕北了。”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过黄河后不到半年时间，几乎全军覆没，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他们很多人的牺牲是壮烈的，是可歌可泣的，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中央早已作出结论。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明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32] 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里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国焘路线产生的恶果。只能说，是说不尽的，……给了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特别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33] 朱玉说：“叛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什么西路军是执行他的‘西进计划’，纯粹是谎言。”[34] 可见，朱玉在为叛徒张国焘翻案。

历史是改变不了的。当时有人想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向党中央，是不成功的。上世纪80年代朱玉等人制造谎言，企图将西路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遭到极其严重失败的责任推向党中央，推翻中央政治局《决议》，为张国焘翻案，是荒谬的。

历史文电俱在，毛主席发言、张闻天发言、周总理讲话、刘伯承元帅的文章、陈昌浩同志的报告，既是人证又是言证。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遭到极其严重失败的责任，是任何人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要树立正确党史观”。“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我理解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实事求是。为维护党的历史的真实面貌，维护党中央关于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所作的正确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注释的错误、2021年2月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关于四方面军渡河及其失败的错误表述[35]，必须改正。让读者了解我党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情况，把党的历史学习好，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注释：

[1]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第16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629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页。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86页。

[5]《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页。

[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24页。

[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页。

[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页。

[1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0页。

[1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1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页。

[1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3页。

[1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页。

[15]《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5页。

[1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6页。

[1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5页。

[1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6页。

[1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页。

[20]《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350页。

[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2页。

[2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4-635页。

[2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页。

[24]《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24页。

[25]《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0页。

[26]《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1页。

[27]《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2页。

[28]《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91页。

[2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979-980页。

[30] 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西路军史料》第1辑，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10月编印，第73-75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5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68页。

[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1版，第351页。

[34]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9月20日第9期，第16页。

[35]《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2月版，第65页。

（作者系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共中央档案资料保管处原副处长、利用部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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