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发扬斗争精神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习近平同志9月3日发表的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讲话，继承、发展了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非常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深入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举办“发扬斗争精神”理论研讨会，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际举措。我首先祝贺会议的召开！我是一个老档案工作者，红会邀我参加这次研讨会，给了我向同志们学习的好机会，很高兴。要我发言，我想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中央档案馆几位老同志在西路军问题上向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的情况，请同志们批评指正。80多年前，即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明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是张国焘蓄谋过河，这是明明白白的。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里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但是，自1983年以来，有人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一折腾，是非颠倒了，《党史》改写了，《毛泽东选集》注释也修改了。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称：“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第419页）“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终于遭到失败。”（第421页）其实“中革军委命令”是没有的。《党史》中说：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终于遭到失败。”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第151页）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改成“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第45页）2002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又改称：“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第508页）“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第510页）2016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说：“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第162页）。五部《党史》著作中，先后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是怎么回事？没有说明，使读者迷惑不解。其实，所谓“中革军委命令”、“中央军委指示”、“中革军委指示”是没有的。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将《毛泽东选集》第1版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9]，原注中“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渡河（文字表述上有毛病应当订正）改成“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这种说法完全是虚构的，能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修改后的注释说：“终因敌众我寡，1937年3月失败。”《党史》五个本子也都是这么说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妥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人民军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军队，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长期处于敌众我寡的极端恶劣环境中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党的历史真实面貌，反驳人为编造的谎言，澄清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问题真相，根据周恩来总理1963年4月10日与曾三同志谈话“档案工作必须研究历史”，“应用档案来印证历史事实”的精神，1987年我馆田逢禄、耿仲琳、唐修化整理出一份《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错误问题的情况介绍》的资料。后来，我们还整理和撰写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两件文献、资料》、对《〈毛泽东选集〉、〈党史〉关于西路军问题的不同意见》、《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关于西路军渡河问题的材料校评》、《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真相》、《邓小平“3.22”批示真相》等资料和文章。《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要召开征求党史专家意见座谈会，约我参加。我同耿仲琳、田逢禄商议后写了《对西路军问题的一点意见》。1997年11月20日，我在发言时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进行修改。发言后，将发言稿交会议记录人一份备案，并当面交给石仲泉同志一份，但我人微言轻，发言石沉大海，无人理睬。2007年1月，耿仲琳同志在中国红色旅游网上发表《<兰台稿存>怎样揭开西路军西渡黄河的真相》，有人在网上辱骂作者，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四人帮又登台了，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康生又还魂从墓穴中爬出来了，文痞陈伯达也还魂了，北京城里某些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左’字旗又在乱晃，我党的拨乱反正又要被拨乱反正了！”“还乡团回来了！”“看来这几个家伙是三德全无的东西，只有无耻和卑劣。”“田逢禄等三位老先生……你们可以自费印刷出版评价西路军的书，你们能把《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几本权威著作中对西路军的结论推翻吗？”“你们再瞎搞老子可不答应！”如此等等，多么疯狂啊！这说明党史界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斗争是多么激烈！2016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后，我给中央党史研究室曲青山主任写信，反映《党史》中的西路军问题。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主任和曲主任的秘书等同志来我家看我，说明党史研究室领导很重视这个问题。我感到有希望了，很高兴。中央档案馆几位老同志为什么敢同在西路军问题上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为张国焘翻案的错误作斗争？首先是，维护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正确结论，反对否认中央的正确结论。第二是，历史档案俱在，谁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研究党史需要档案做依据，研究西路军历史也必须以历史档案做依据。第三是，我们有几把尚方宝剑：⑴1963年4月10日周总理的谈话；⑵198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示；⑶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第四是，我们这几个老同志都是入党几十年的老党员，从事档案工作几十年，深知这是关乎歪曲还是维护党的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在这里，我要感谢《党的文献》、《档案天地》、《武汉党史》编辑部同志的大力支持，发表我的《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真相》、《邓小平“3.22”批示真相》的文章。
（作者系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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