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扩张推动着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向复杂化方向发展，塑造着全球化的宏观进程。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劳资失衡加剧、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困境，导致“反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抬头。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以美国为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失向”“失序”和“失范”，全球治理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警惕和防止全面私有化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政治自主性。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不应当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赶超，而应当从道路论出发来“明确方向”，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不以贸易的全球自由扩张为主要特征，更多体现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生产全要素的全球自由市场化配置过程。[1]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产业链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经济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势，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世界带来各种风险与挑战：21世纪的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全球化进程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潮流同时存在，各种新老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需求日趋旺盛。自近代以来主导国际格局的西方国家国际地位在不断削弱，国际秩序面临重组重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也因此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上述两个方面给中国形成了战略压力，中国对自身道路的探索与前行方向也因此处于这些压力所共同构成的国际环境的生态之中。
数千年来，人类不同文明体之间就存在各种形式的交往和联系，人类文明在相互吸收和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类交往方式的限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并没有改变各自孤立、分散发展的格局。直到15世纪末欧洲人的航海时代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海外殖民地的野蛮开拓之后，地球上原先各个分散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被逐渐纳入同一全球化过程之中，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此，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断膨胀的产物。[2]
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是以西欧和后来的美国作为中心向外推进的，并且深刻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影响。例如，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商品和贸易的增长开拓了世界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疾——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存在，经济全球化非但未能借助全球的力量克服在一国爆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反而将一国范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扩展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规则，推动了欧美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全球化的再一轮高度发展，建立起了一套以“中心—边缘”作为基本关系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该体系的“中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形成紧密利益联盟的西方跨国资本力量，它们试图牢固把持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权力。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在形式上主权独立，但实际上处于经济依附体的地位，其主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受到“中心—边缘”世界经济体系的种种限制，导致许多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难以独立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冷战结束至今，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政治利益与跨国公司的资本利益相结合，经济金融化呈现全球性蔓延，“金融几乎渗透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细节”[5]。与金融化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是信息革命与各种相关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到20世纪末，已经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6]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导致劳资失衡日益加剧、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两极分化趋势日趋明显，美国和西欧等多个发达国家深陷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等困境，于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力量迅速崛起。而且，这股力量正在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性国家转向中心国家，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兴起等。这些变化进一步暴露了全球化根本的结构性弱点，即“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7]。尽管面临上述冲击，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已经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纳入其中，跨国公司的持续膨胀仍在促使该链条日益复杂化，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便利了人类在世界各地迁徙，科学技术的不断扩散和资本等的迅捷流通使得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孤立发展，自身也因为对全球化的参与而在塑造着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是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8]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9] 全球化的结构性弱点导致了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的存在与爆发，从而构成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一重压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并且，这种结构性弱点随着全球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化而更加凸显并难于解决，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下，世界市场日益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体系。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趋于衰落，国际政治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频发，导致现有全球治理难于满足现实需求、新的治理方式又远未形成，这些新的特点让全球治理处于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之中。[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增加了新的变量和新的特点，进而逐步引发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结构性转型。影响这种系统性、结构性转型的因素，包括三个层面：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影响，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或机制面临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逐渐形成，其结果是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尽管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治理主体，但全球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为主权国家，而是包括许多非国家的经济实体机构。一方面，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使得非国家的经济实体——跨国公司不断成长和加速扩张，并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目前，约占七成的跨国投资是由跨国公司完成，2/3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一批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主权国家。[11] 另一方面，各种类型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主体。其中，相当比重的非政府组织与不同形式的资本力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美国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捐款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在上百个国家开展项目。
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越来越深入到国家内部。例如，跨国公司、特别是以资本输出为主的跨国金融机构正在不断扩大其对国家治理行为的影响力，以实现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的便利与安全度。全球治理的主体日趋多元化与国内治理的多重困境相结合，使得一方面由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被赋予高度的政治正确性、忽视了其加剧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全球治理的大多数主体都在选择性无视或者掩盖当今世界最重大的矛盾——资本的无限无序扩张与劳动者的沉重被压榨之间的矛盾，反而用“机会平等”和“个人责任原则”等借口对个人的失败进行解读，将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由市场”不承担社会责任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等推脱给了“个人的不努力”或者“主权国家政府的无能”。[12]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之间的张力在扩大，“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13] 由于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以及其涉及的国际上复杂的利益交织，导致主权国家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的难度在加大。
此外，从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外部影响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全球治理越来越有赖于国家之间跨越国界的协同合作，它与国家治理的协调互动和相互制约也在不断加强，给国家治理带来越来越多的外部影响。[14] 全球治理往往在国家之间通过签署共同认可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和普遍性国际规则、设立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全球治理参与行为体的行为等来实现，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治理机制的制定和推行，反过来对国家政策制定形成了制约。[15]
当前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是资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国际流动的自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改变了基于商品生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分工格局，而且挑战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利益分配格局。[16] 如今，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通，在使得其国内的跨国寡头垄断集团、大型工业企业、金融投资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利润丰厚的剥削性收益同时，也造成其国内产业的去工业化、空心化和虚拟化，进而促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不可避免地倾斜。这与作为全球治理的主权国家代表的国内利益产生了矛盾，也掀起了一些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浪潮和较为普遍的排外情绪，进而为滋生“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思潮提供了土壤。
全球治理形成了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交织与并存、合作与冲突。因此，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在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关注和兼顾全球整体利益，例如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开展环境治理、核裁军行动等等。这些在全球治理中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在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看来，对其继续在国际上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系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维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和剥削压榨造成了妨碍和不便，必须去之而后快。于是在打着“本国利益优先”的旗号下，贸易保护和霸凌主义、单边主义、“退群”等损害全球治理的行为大行其道，制造了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中的混乱，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世界”正在转变为“全球的世界”，世界权力中心出现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的趋势。[17] 美国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之间的张力和其他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原有国际秩序所不可承受之重，引爆了从美国这一“中心”爆发并向“边缘”区域蔓延的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且世界经济迄今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反而有逐渐滑向“失向”“失序”和“失范”的风险。因此，既有的全球治理规则或机制面临着进行结构性调整的三重现实压力。
第一，二十国集团（G20）代替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实现了世界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巨大扩张，这既是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架构持续演变的结果，也表明国际规则或机制事实上已经处于深度调整的进程之中。
第二，世界经济危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周期性危机，而是越来越有结构性危机的特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将经济与福利增长完全依赖于市场、完全依赖于私有企业，把西式多党政治竞争体制作为经济自由的保障，事实证明反而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路”[18] ，因而需要调整结构以应对和解决危机，给国际规则或机制的调整提供了巨大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资本“将地球变平”的努力与美国维护其居于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间是存在张力的，特别是美国为资本积累提供的能力正在趋于萎缩。美国是全球第一个GDP突破20万亿美元的国家，但其GDP已经从20世纪60～70年代期间占世界比重的约40%下滑到现在的约25%。这种下滑趋势和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表明全球力量对比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为全球治理机制的调整提供了现实基础。
虽然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转折点上，但这种转折与演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充满了博弈、较量甚至反复，因此构成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二重压力。面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正在走向多元化的趋势，西方世界秉持传统的国际关系均势理论认为，均势必然导致战争、霸权可以维持和平。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无忧虑的是，这种多元化本身就预示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束或者美国对世界领导权的减退。尽管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权力的移交，但历次权力的移交都发生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一旦非西方世界有可能与西方世界因多元而趋向平等，这将是世界体系的一次极为重大的调整，是人类历史几百年来的一次大变革。
因此，对于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双重压力对中国发展构成挑战，需要从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
1.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
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经济繁荣往往是源于多种机制的结合，例如社会保障功能以及公共部门提供的学校教育和医疗等，而非仅仅依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19] 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只是一种假想的理想状态，实际情况是，市场机制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为了积聚财富，市场机制往往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形成经济社会不平等，往往会剥削虐待工人、形成道德危机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设定，美国和跨国资本力量共同推动了本轮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全球治理秩序只承认各国以完全的市场化、彻底的私有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否认其他治理模式存在的合理性。[20]
但是，随着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美国的霸权地位逐渐趋于衰落。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政治道义资源因为伊拉克战争等损耗极大；加上其内外部多重矛盾的积累导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2017年以来美国的系列“美国优先”政策和“退群”行为，美国从“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美国仍然是对世界上绝大部分事务有绝对影响力（震慑力）的国家，但已经不再是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国家。[21]
美国自身的上述变化给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了诸多根本性改变，具体体现为前文所述的全球化面临的危机和全球治理所面临的结构性调整。如阿米塔夫·阿查亚提出的“地区世界”秩序构想所言，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必将衰落，众多地区秩序将更多体现本地区行为体的利益与认同，而这些不再服务于美国权力和意图的地区出现必将为改变现有全球治理秩序提供重要基础。[22]
亟待回答的是，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应当如何定位？
中国今天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但“接触”和一定程度上“参与”当前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之后的中国，对未来走向的判断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纳入该体系竞争框架之内，国家治理能力、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为争取流动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这种优势不能掩盖在该体系之内主权国家相对越来越强大的跨国资本力量的相对被动地位——中国也一定程度上面临可能处于这一陷阱之中的风险。
面对这一陷阱，我们在强调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对外开放之际，应当注重在开放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应当继续坚持并且更加注重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内核和原则，进一步掌握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面对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转型，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实施全面对外开放进程中，必须有底线意识和目标意识，必须坚持“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23] 在对外开放的深入实践中，必须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具有的政治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初心，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2/3，中美贸易战、华为事件、特朗普担任总统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等表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主要着力点在于管控分歧。[24]
进一步而言，中国需要界定与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之下，不是被动“融入”，而是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采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战略构架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另一个层面是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并非只有私有化才能提升生产效率，而是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5] 。
2.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已经从“赶超”转为“明确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施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方面展现出的巨大进步与变化，西方对华战略中“自由化”中国的企图非常明显。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在《外交事务》2018年刊文指出，美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实现政治和经济自由化，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并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26]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上却未如美国所愿，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27]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和组织管理能力、扎实的国防基础即核大国地位和完整的工农业基础，中国在这一场主动从“接触”到部分“参与”的历程中就很容易失去主动性和自主性，真正陷入如拉美国家一样的依附地位困境之中；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切实给予普通民众生活改善的获得感，在苏东剧变之际，中国共产党也难免会成为“下一个倒下者”。
进入21世纪以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仍然在较多领域坚持了“以我为主”，建立起了自己的多元化产业体系，突破了欧美国家将中国作为生产链条低端“世界工厂”的预设。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建立起了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28] 中国的GDP自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2018年超过美国GDP的66%，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29]
以2018年为例，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了30.5万亿元、折合4.6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接近30%，我国的工业规模已经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并且，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表明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向中高端进军。此外，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增加值为3.24万亿元，增长30.7%。[30]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在主动“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突围”，而这一艰难过程是自1949年以来坚持不懈“自力更生”和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努力成果。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政治自主性，这是中国没有和其他很多亚非拉国家一样沦为西方经济依附体的最根本性原因，这也是中国经济崛起所采用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方向和西方世界的预期不一致的原因所在。
值得警惕的是，因为西方世界的各种问题错综复杂甚至难于解决，西方跨国垄断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寻找更安全更优质栖身之所的动力在增强，中国当然是重要选项之一。为此，影响中国的政治以符合这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是它们的现实需求，这反映了资本参与政治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增强。
上述两个方面决定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不应当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赶超，而是应当从道路论出发来“明确方向”，突破将物质财富作为衡量一切标准的唯GDP论，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现代性改变为世界不同文明体百花齐放的多元现代性，才能探索一种区别于欧美等国的更具有可持续性、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世界的最大意义和贡献之所在。
[1]李滨：《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2]〔埃及〕萨米尔·阿明著，丁开杰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3]高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4]〔埃及〕萨米尔·阿明著，丁开杰译：《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8～215页。[5]张昕：《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6]《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htm。[7]陈德铭：《全球化下的经济开放与改革》，第四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旨演讲，https://www.guancha.cn/ChenDeMing/2018_10_21_476274.shtml。[8]霍建国：《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9]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10]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11] 陈德铭：《全球化下的经济开放与改革》，第四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旨演讲，2018年10月20日。[12]魏南枝：《变动时代的失序与重构》，《金融博览》2016年第10期。[13]黄平：《全球化：一个新的问题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14]吴志成：《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15]Steven Bernstein & Benjamn Cashore，“Complex Global Governance and Domestic Policies：Four Pathways of Influenc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88，No. 3，2012，pp.585-604.[16]李滨：《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17]陶坚：《大变局需要大包容大诚意》，《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1期。[18]李滨：《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19]Amartya Sen，“Adam Smith.s Market Never Stood Alone”， Financial Times，March 16，（2009）.[20]李滨：《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21]高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22]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London：Polity Press，2014，pp.110-111.[2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24]魏南枝：《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2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26]Kurt M. Campbell &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 97，Issue 2，Mar/Apr 2018.[27]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28]夏一璞：《从嫦娥四号看科技创新的中国造》，《今日中国》2019年1月29日，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sp/201901/t20190129_800155425.html。
[29]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Gross Domestic Product，4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8，”https://www.bea.gov/news/2019/gross-domestic-product-4th-quarter-and-annual-2018-third-estimate-corporate-profits-4th。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