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开始，以巴黎为中心，法国多个大城市相继爆发“黄马甲”运动。这一运动从部分外省中下阶层民众针对新征燃油税的抗议活动，逐渐演变成为多阶层、多行业、多地区、多年龄阶段、“不分左右政治立场”、争取经济公正的全民街头抗议活动，“黄马甲”运动造成了法国近50年来规模最大的骚乱，且已向比利时、荷兰、英国、德国、以色列等其他国家蔓延。法国为何爆发“黄马甲”运动？对此，既要深入探讨法国自身的历史和现状，深入分析各种新老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的国情因素；又要结合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潮流同时存在的时代背景。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黄马甲”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没有统一的领导者、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但是抗议者分布广泛且组织效率高、传播和呼应速度很快。据《费加罗报》等法国权威媒体统计，“黄马甲”运动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七成以上，被视为全新的政治与社会现象。但是，新现象背后体现出老问题，即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出现的双重矛盾：一重矛盾是追求实现“共同意志”这一理想与“分裂”的法国这一现实之间的矛盾，另一重矛盾是追求保护“普遍利益”这一理想与社会缺失公平这一现实之间的矛盾。

法国的共和理念将共同意志视为最高权力、将国家视为普遍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这些基本政治理念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色彩。

基于上述理念，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起极具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政治体制，总统拥有绝对权力。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人曾经认为只要实现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就能够确保每个人有独立拥有财产和获得安全的可能，他们甚至一度将结社视为形成共同意志的阻碍而绝对禁止结社自由、将福利国家制度视为有损于为个人权利奋斗的革命精神而加以反对等。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和福利国家制度建设都明显滞后于英国和德国。此外，为了避免总统由间接选举或者议会产生、避免总统成为某个政治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代表，1961年法国公民投票决定总统由“一人一票”的直接普选产生，总统掌握着任免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这种体制曾被一些学者称为“总统君主制”。法国国家元首即总统有义务确保社会凝聚力和实现为所有人所共享的普遍利益。但是，各种利益分化和意见分歧是法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例如，长期以来，法国各政党和利益集团往往以革命或者民主的名义，为掌控定义共同意志的话语权而进行政治斗争。“黄马甲”运动背后有各种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影子，他们都试图借助该运动实现自己的党派利益。

法国大革命对资本主义前景的种种期待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在19世纪末，贫困是绝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普遍状态，这使得法国工人运动的奋斗目标从单一的政治投票权转向社会保障权。这一转向催生了今天的法国福利国家制度。可惜这一制度从开始到现在，尽管不断提升覆盖水平，但是一直是碎片化地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事实上成为各“碎片”制度背后的社会群体实现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经济乃至政治工具。这种碎片化福利制度既瓦解了传统大工会的实力，也降低了不同行业的工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团结机制的可能。

上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加上人民主权理念下公民对国家的各种期待，使得一旦某个阶层团体或社会群体认为某项施政行为破坏或者不利于其既得利益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通过组织罢工示威、街头抗议甚至制造暴力冲突或骚乱，来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不断革命”的政治传统，抵制有损个人或者社会群体利益的改革。“黄马甲”运动就是法国社会这种深层的反抗精神传统和社会分裂分化的延续。

这些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汇聚到此次“黄马甲”运动，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方面是精英与平民的对立。“精英—平民”对立的公民权斗争，长久以来是法国大众民主发展演进的推动力。然而，无论是保护公民权的大众民主政治，还是与公民权扩张紧密相连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并没有使法国人民真正成为自己的“主权者”。相反，公民权以保障资本自由和财产安全为前提，保障精英的权利和避免“多数人暴政”成为各种公民权制度设计隐喻的原则。即使是政治权利，如法国学者罗桑瓦龙所认为的，大众民主已经“退化为一种受特殊利益操纵的讨价还价的制度”，因此，公民的投票“并不是政治权力获得正当性的唯一标准”。

初次分配存在劳资失衡，转而过度依赖福利国家制度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其结果是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作用。有研究表明，法国城乡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对于税负的感受存在巨大差异，越是低收入和低学历的社会阶层，越能感受到税负沉重并且缺乏公正性。“黄马甲”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我们不要面包渣，我们要的是整个面包！”可以说，“黄马甲”运动是“精英—平民”对立的公民权斗争和民粹主义的再度复兴。

另一方面是对法国民主政治的集体性失望。尽管大众民主实质上在被虚化，作为“授权过程”的选举，仍然是法国政治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来源。2017年，不属于任何传统政党的马克龙以奉行“中间路线”赢得大选，打破了由社会党和共和党等传统大党“左右共治”的格局。从选择右翼总统到选择左翼总统再到选择奉行“中间路线”的总统，法国选民试图通过选票选出能够解决法国沉疴的总统。但是马克龙总统上任以来，未能如预期那样解决经济不佳等问题，却首推劳工法改革、调整社会福利等。经济不见好转、福利反而下降、过度失衡的劳资关系并未通过政治行动得到修正，增加燃油税、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当然不能得到法国农民、经济贫困者甚至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最终成为引发“黄马甲”运动的导火索。可以说，“黄马甲”运动是新一轮对法国民主政治集体失望的集中表达。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正义的张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对制造业实行重点扶持政策，对制造业的投资保持在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做大做强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大企业，例如雷诺、标志、道达尔等，法国空客、高铁、核电、汽车等也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法国工人阶级曾经享受远高于被殖民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福利制度保障等。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打断了法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西方跨国资本联合推动经济全球化浪潮，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通过不断突破国家边界，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自由度和权力，金融资本逐渐从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者，变为依靠自身交易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自赢利者”，资本力量对主权国家政治权力的限制与干预能力不断膨胀。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法国没有继续为制造业提供大力支持，而是转向支持银行、金融、地产、保险等虚拟经济行业。但是，巴黎未能成为像纽约、伦敦那样的世界金融中心，法国政府还由此陷入债务的重负之中。2018年第一季度，法国公共债务规模达到了约2.255万亿欧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7.6%。同时，随着全球生产格局的变迁和制造中心的转移，法国只在本土保留了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这些工业的“去中心化”举措逐渐导致法国经济主权被削弱、制造业式微、产业全球竞争力衰落。近年来，法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上世纪80年代的18%左右持续下滑到目前的10%左右，制造业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急剧下降。从希拉克时代至今，法国一直试图实现“再工业化”，但是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2007-2017年间，法国GDP增长率为-2.9%，深陷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泥沼之中，失业率高升、民众购买力持续下降、生活水准日益滑坡等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黄马甲”运动爆发的深刻经济原因。

资本的全球性肆虐，并没有实现所号称的“共享收益”，而是将法国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个是财富越来越积聚的垄断资本阶层，另一个是广大的受雇者，包括蓝领和白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多国劳工阶层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等逐渐趋于“被拉平”，工作机会不断流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曾经被视为“工人贵族”的法国劳工阶层，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被抛弃者”，法国的中产阶级也趋于整体性萎缩。这是“黄马甲”运动的社会基础。

此外，“黄马甲”运动还使“巴黎—外省”的对立、“中心城市—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矛盾更加凸显。巴黎、里昂、波尔多等中心城市，集中了法国一半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相对发达，对法国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产生了虹吸效应。相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传统工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不断缩减，三四线城市、农村地区没有或者缺乏基础性条件向新兴产业转型，使得这些地区深受经济全球化和法国经济衰退之苦、逐渐走向凋敝。

巴黎和里昂等中心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达，为居民出行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但是，广大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出行更多依靠汽车，因而对增加燃油税的敏感度更高。据法国“研究、咨询与战略计划网站与调查机构”（ELABE）的调查，在巴黎开展“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有近30%来自乡村地区，14%左右来自除巴黎之外的城市，仅有12%来自巴黎地区。这是“黄马甲”运动的区域性基础。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黄马甲”运动出现在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与此前美国和西方跨国资本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多重负面效应密切相关。其根本的结构性弱点在于，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就存在经济正义维护者的缺位。

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当前，世界正处在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面临新的调整，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开放包容，方向上应该更加注重普惠平衡，效应上应该更加注重公正共赢。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转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充分显示出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正义的张力，亟待法国政府与法国人民一起寻找适合法国国情、促进法国经济正义的发展之“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