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 | 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年的反思

点击：  作者：魏南枝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发布时间:2019-07-02 12:05:55

  

【摘要】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年来发展得失的判断不应笼统归因于“一国两制”，而应当对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面临的普遍性矛盾、作为殖民地回归祖国所面临的“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一国两制”具体实践及其所产生的矛盾进行客观全面的区分。一方面，要在具体制度和实践中切实处理好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看到香港现有各种政治力量所代表的政治光谱存在大量空白，特别是对中下阶层的政治代表能力是有缺憾的。因此，应当加强中央的主权者心态，既要更“接地气”地深入研究香港社会各阶层，又要结合世界大势反思香港自身，才能全面反思香港治理工作中所存在的偏差，有的放矢地完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一国两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创举。既然是创新的制度性安排，其具体实践必然有成功与失败的两面，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香港回归已经22周年，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评价褒贬不一，它的成功面整体上大于它的失败面。对香港回归以来的得失成败，我们应当在系统梳理香港历史的基础之上，分为三个层次去看。

 

第一个层次是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面临的普遍性矛盾。

 

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既然回归之后仍然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就必然具有资本主义普遍性矛盾，这应当构成香港回归22年以来所面对的第一个层次矛盾。这个层次的矛盾，究竟是“一国两制”带来的，还是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本身固有的?在厘清二者关系基础之上，应当认识到，“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不等于回归那一刻的香港各项制度成为“祖制”，长期不能改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其必然面对周期性乃至结构性的危机，也必然要求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危机应对和制度调试，香港也不例外。所以，香港所面临的资本主义普遍性矛盾和是否进行了有效的适应性制度调整，是评判“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效果所必须认真区分的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回归祖国所面临的“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

 

与同样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韩国等致力于推进“去殖民化”不同，香港作为一个英属殖民地回归祖国以来，由于重“两制”，轻“一国”，重“高度自治”轻“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并未开展系统的“去殖民化”工作，实质上将“反去殖民化”和维护香港“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等混为一谈。未能有效“去殖民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已经深刻影响到今天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实施“一国两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而是评判“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效果所必须清楚区分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才是“一国两制”在香港22年的具体实践以及对其如何评价，这属于香港的独特性矛盾。

 

我们应该把上述三个层次有所区分。如果把目前香港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简单归因为“一国两制”，就难于理顺和阐明香港内在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逻辑，也就难于有的放矢地改善对港工作、完善“一国两制”。

 

一、香港的发展与中国内地的变迁紧密关联

 

数千年偏居一隅、默默无闻的香港，因为清末三场战争和三个不平等条约才开始为世人所知，香港的历史浓缩了中国晚清时期的屈辱史。弗兰克·韦尔什在其《香港史》一书中认为，香港自开埠起就与鸦片走私贸易关系密切而声名狼藉，它更多是一个与中国内地连接在一起的转运地。

 

英国殖民者在香港推行的“华洋之辨”的殖民统治，太古等四大洋行的相继成立，将殖民统治和资本扩张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香港经济、法制与英联邦国家与地区紧密联系的基础。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低人一等”的华人被驯化得“崇洋”乃至“畏洋”，华人群体实质上长期处于相对自治互济的状态，香港最大民间慈善组织东华三院最初就是为了弥补华人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因义祠风波而建立的。

 

从香港沦为英属殖民地到1949年间的百年里，“东方明珠”的桂冠都属于上海而非香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上海和江浙等地的商人将产业转移到香港，形成了香港的第一次经济腾飞，但这一短暂的繁荣因为日本人占据香港而中断。

 

第二波繁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大批内地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迁居到香港，给香港进行了资本与人才“输血”。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但未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这样一种默契之下，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窗口，也是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和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交汇之地，香港赢得了长足发展。

 

第三波繁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涌入香港的大量内地人员给香港进行了劳动力“输血”;因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的大批优秀殖民地治理人才从世界各地汇聚到香港进行了人才和制度“输血”。在多渠道“输血”的同时，“反英抗暴”等暴动产生了迫使港英政府改善施政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此外，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大为改善，迅速扩大了从香港转口，进行进出口贸易的经济需求。上述种种“输血”与“需求”的结合，使港英政府通过“行政吸纳华人的政治参与”、“法治社会”等造就了其高效率的行政治理体系，同时香港人民充分发挥“狮子山下”拼搏精神，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口贸易等造就了真正的经济奇迹，香港迅速发展成为“东方明珠”。

 

香港历史上数次跨越式发展都和中国内地的重大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是以整个中国内地的巨大资源和庞大市场作为支撑的。没有内地这个庞大腹地对香港的“输血”与“需求”，没有香港在20世纪充分把握了其历史机遇期，香港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只有三千人的小岛，发展为跻身全球城市GDP排名前二十位、人口数超过七百万、中产阶级占人口主体的全球性城市。所以，香港奇迹绝不能仅归功于香港是英属殖民地、施行“小政府、大市场”和市场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性矛盾对香港的影响

 

在正确把握香港腾飞历程基础上，再审视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就不难发现香港在过去三十多年、特别是回归以来，经历了类似美国和欧洲所发生的产业空心化和政治、社会分裂化等历程，客观上亟待准确把握其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性矛盾。

 

资本天然要求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监管来获得最高的利润。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资本全球化浪潮的结合，使得政治权力对资本的约束力日益减弱。在劳动力成本低、政府监管相对薄弱等因素的推动下，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制造业大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而香港则体现为大量港资企业“北上”到内地发展。随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生产环节不再占据重要位置，香港的房地产和金融业等成为其经济核心部门。制造业在回归前就已基本消失，香港又不重视发展高科技和各种创新产业、不给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吸收八成以上香港就业人口的旅游业及因旅游业衍生出的各类服务型企业整体实际工资收入水平(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降低，导致香港产业结构未能适时升级、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聚、中产阶级趋于萎缩和草根阶层日益赤贫化，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香港社会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事实上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稳定性基础。

 

然而，回归以来的香港连续多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赋予“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桂冠。与该桂冠同时存在的是，香港是世界上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且其社会政策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一方面不再有效延续港英政府时期的公屋政策，另一方面坚持以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主体的社会福利体系，迄今没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最近几年才开始推行“强积金”的社保制度，反过来激化了香港的各种内部外部矛盾。

 

香港市民日益普遍的“中产下流”焦虑、对地产霸权的愤怒等，是席卷发达经济体对贫富两极分化不满的社会浪潮的一枝。通常情况下，受困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性矛盾的普通香港市民难以从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的角度来看待香港日益恶化的贫富悬殊，而是从回归前后的香港优势地位和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等变化来看待香港的发展，这就给香港泛民力量乃至“港独”势力提供了社会土壤，也是香港特区政府所必须积极应对和妥善改善的方面。

 

诚然，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中英谈判过程中，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产业空心化、两极分化等普遍性矛盾并未出现，“一国两制”的相关理论与制度不可能先验地对此进行应对性设计。但是，如果将“原有制度不变”僵化解读为将英国殖民者撤出香港前的各种制度、包括各种不利于香港发展或不适应当前现状的制度视为“祖制”而赋予高度正确性与固定性，淡化香港腾飞与内地的历史关联性，忽视香港必须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性矛盾的客观事实，缺乏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进行相应改革的主观能动性;那么，香港既不可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更不利于“一国两制”未来的发展与完善。

 

三、“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及“去殖民化”缺失给香港的挑战

 

自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香港有着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史。从全世界范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实践来看，“去殖民化”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核心使命。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的重中之重应当是如何处理“去殖民化”所带来的普遍性矛盾。遗憾的是，香港的“去殖民化”存在严重不足，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国历程，决定了共和国的正当性建立在革命和“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去殖民化”寻求民族解放的基础之上，建国初期的“去殖民化”和“去封建宗法性”等革命运动是同时进行的。香港是回归而不是新建，中央政府缺乏在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前提下进行“去殖民化”的历史经验。

 

其次，中英谈判过程中我方对在香港发展民主政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针对彭定康单方面抛出的所谓“政改方案”，邓小平曾经指出:

【“英国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企图在回归后延续其对香港的管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

 

由于当时正值西强我弱、又缺乏对西方民主政治内在制度性矛盾的全面掌握，在高度警惕防止“政治民主化”破坏主权的同时，既对香港行政主导制所形成的负面作用缺乏充分研判，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去殖民化”工作。

 

再次，英国殖民者长期在香港进行“公民教育”而非“国民教育”，淡化中国人身份认同、将殖民地文化逐渐等同为香港文化。自香港回归谈判到撤离香港期间，港英政府从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到社会治理各方面给回归后的香港埋下了多种制度性陷阱。例如，将曾经名副其实的“港督行政主导制”变为回归后的香港有“行政主导制”之名、但实质上是有利于“恶质拉布”的三权分立制;司法独立口号之下大量法官是外籍人员，甚至行政长官在特区政府内部也被高级政务官架空——事实上不是“通过程序吸收不满”而是“通过程序制造不满”，不但阻碍了香港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发展，也严重阻碍了香港的“去殖民化”。

 

第四，回归之前的“香港华人”具有三重含义，既是被英国殖民者藐视的“低人一等”身份，也是香港的华人能够团结起来主张权益的共同身份，还微妙地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内地华人“高人一等”的身份。这三重含义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主导香港主流民意的基础，也构成了回归之后“去殖民化”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根源。自香港回归谈判启动以来，存在从地域性概念的“香港华人”到身份认同概念的“香港人”的转换，这不仅是香港回归前后一个独立的身份建构的形成与发展，更是香港居民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出现分歧的开始，香港回归前对内地的微妙心理、回归之初曾经试图“改造”内地政治的雄心以及当下比较优势逐渐衰退所产生的失落感等，给深受殖民地文化影响的香港本土意识提供了民意基础。

 

最后，香港的特区行政长官具有双重正当性来源，第一是中央政府的任命与授权，第二是香港本土的选举。这种双重正当性来源内部是有张力和冲突的。因为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复杂关系适用于回归之后的中央——香港关系，却易于被解读为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香港“去殖民化”工作也因此被过度政治化解读。回归之后的香港华人居民从原来的被管治者转变为以“香港人”为标签的、有选举权的真实政治主体，香港居民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港英时期的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转变为公共服务接受者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关系，香港的“去殖民化”容易被泛民力量和“港独”势力贴上“一国一制”的标签而难于得到部分香港市民的认同，转而通过选票给特区政府等施加压力。

因此，香港“去殖民化”的缺失导致部分香港市民既难于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角度出发来全面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难于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败中汲取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转而以强化“香港人”身份认同，甚至宣扬“本土自决”，实际上深陷英属殖民地时期埋下的多重陷阱之中，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认同基础构成严重挑战。

 

四、“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成功与不足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整体上是成功的。尽管今天的香港被批评为过度政治化，但是过度政治化本身既可以被视为这个全新的制度创设在实践中的必要磨合，也可以据此认为，回归22年来“一国两制”已经在香港扎根。无论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香港各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试图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来影响香港的政治运行，例如，立法会选举和选委会选举等投票率持续走高，客观上印证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正在发挥作用，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认知正在不断增强。

 

任何新事物和新制度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在充分肯定其成功之处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探索和磨合是一个长期复杂工程，要对其客观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反思，要根据香港的现状与国内外大势进行实事求是的路线与政策调整，不能要求对港工作部门追求短期政绩，如此才能对“一国两制”不断完善。以下例举其中两个巫待改进的方面。

 

第一，应当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具体实践中、从不同层面明确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尽管已经明确了在“一国两制”下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而不是分权关系，但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落实该权力关系的界定?例如，回归22年来香港政治运行的突出问题在于过分关注“中央——香港”关系而不研究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矛盾，过分强调“原有制度”不变而忽视了“去殖民化”，泛民力量等将普选等视为解决香港问题的万能药而看不到席卷欧美的西方民主政治危机等。如果香港的政制发展只是拘泥于香港一地内部各种力量的得失，僵化保守地对待制度变革，香港就会自行丧失其国际战略地位。又如，要明确“去殖民化”不是关乎“两制”的问题，而属于“一国”前提的范畴。香港市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接受国民教育是公民的义务、而不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变的权利，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香港在回归前重在培养行政人才，导致其政治人才匾乏、也缺乏大国战略思维。因此，中央政府对香港政制发展不应拘泥于“最终决定权”，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地为香港输人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将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普遍矛盾和“去殖民化”相结合，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汲取类似纽约、伦敦等全球性城市的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将香港更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等全面对外开放格局之中，才能处理好香港各项制度的“变”与“不变”的关系，才能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得更好，才能将“一国”前提下的“两制”并存格局发展得更好。

 

第二，明确“港人治港”与“商人治港”、“仅依靠建制派治港”之间的区别，在香港发展完整的政治光谱，以加强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表性和代表能力，保障不同社会阶层的市民能够分享香港发展与荣、稳定的成果，并增强“一国两制”的政治统合能力。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要求普选的主张得到大量香港中产阶级和底层市民支持?为什么左派的话语被泛民力量和“港独”势力所利用?2003年以来整个香港的政治关注点、包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注集中于选举。但选举机制的实质是精英控制、特别是工商资本力量的控制，这已经导致香港上层与中下层的割裂。香港中下阶层缺乏有效的意见表达渠道，也就是说对其政治代表性存在一定的空白，他们就会寄希望于普选。日益固化的香港社会缺乏社会安全感、中产“下流”产生社会不满、香港的底层民众缺乏真正的组织，使香港市民情绪极端化，也容易被某些事件所点燃，这些情绪需要有渠道表达和释放，而香港很多社团和界别代表等并未与其所声称代表的民众有深入广泛的联系，反而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在反思的同时，应当清醒认识到香港“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实质上是赋予了资本最大自由，如果仅仅用数字论英雄或者认为经济发展数字决定一切，简单地向香港“派糖”来维持数字意义的香港繁荣，恐怕最终还是工商界拿得多，香港普通市民得到的少，会进一步恶化我对港工作“亲资本”的形象。

 

在反思的同时，还要充分汲取当前欧美国家的“民主赤字”等教训，明确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在此前提下，让不同阶层、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有效博弈，特别是给予香港中下阶层更多政治参与机会和意见表达渠道，这才有利于香港形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光谱和健康的政治生态。不能简单地以数字论英雄，不能认为建制派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里占多数，就是我对港工作做得好，这相当把中央权威和一部分人的得失捆绑在一起。

 

香港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具有“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不同意见是可以沟通的。中央对港关注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要挖掘和肯定扎根香港基层、服务香港民众的香港政治人才，要充分与香港各界人士进行深入交流，要广泛了解香港底层民众的现状与意愿，要建立有效的各阶层各行业的正式非正式意见表达与反馈渠道，要让最大多数香港市民能够共享香港发展的成果。这样才能从“选战”中脱困，更好地做好统战工作，夯实“一国两制”在香港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基础，推动香港的持续繁荣、稳定与发展。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