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65年春天重上井冈山时写下的诗句。

当年，毛主席是带着忧郁的心情上井冈山的。为什么忧郁呢?当时不仅党内高层有人主张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而且党的各级干部中出现了很多官僚主义作风，教育界、文艺界也出现了很多资产阶级倾向。当时开展的“四清”运动的一线领导没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国际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纠集了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并趁中国暂时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公然撕合同、撤专家、逼还债。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不断升级，不仅轰炸越南北方，而且把战火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在中国南疆插上了一把刀子。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企图联手主宰世界、最大限度地孤立新中国。中国在国际上怎样打开新局面，还处在摸索之中。

在毛主席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又到了在井冈山冲破多面来敌“会剿”的重要时刻。国际上的硬仗已经打响，联合谁、打击谁?怎样联合?党内的分歧，也在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

1927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失败后的队伍到了三湾，把秋收起义部队中对于革命丧失信心的军官都撤了职，在各个团、营、连都设立了党代表，给部队注入了新的生命。抑或毛主席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一次重上井冈山，针对那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当权派，也需要来一次“改编”。

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是经过“三湾改编”后挺进井冈山。没有“三湾改编”就没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就没有新中国……

万事开头难啊!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失利和转移，中央苏区的大溃败和被迫长征，延安的艰苦岁月和逐步走向成功，一幕幕出现在毛主席的眼前……今天的队伍，再也不是秋收起义之后那千八百人了，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如今的“三湾”在哪里呢?

马社香老师撰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虽然读过多遍，却常读常新。根据这本书记载，毛主席1965年一到井冈山，就对随行的同志说：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多岁呀!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

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退化和变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谈到了当年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

毛主席说：

“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当场有的同志就提出：“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回答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继续说：

“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怎样防止特权阶层，要有一整套好的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毛主席说：

“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较大。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意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毛主席还说：

“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吗?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吗?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毛主席又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问题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关于路线问题，毛主席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毛主席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毛主席接着说：“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

毛主席离开井冈山之后，于1965年8月，同刘少奇一起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会见中，马尔罗表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感到，苏联已经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主席回应说：“他们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问：“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回答说：“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

据说，刘少奇在当时的会见中始终没有插话，他当时的内心想法如何，后人已无从知晓。

如果说当时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只是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对于具体向何处去还不清楚，那么今天中国的走资派则已经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理论，什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等，还有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维护私有制稳定的策略，比当年的赫鲁晓夫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利润优先，兼顾喂蚊”。

然而，毛主席1965年在井冈山上，就对身边的同志谈到，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会如何。

毛主席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

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主席1965年在井冈山上，还曾对随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两J分H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当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会比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困难得多。毛主席教导我们，一旦认准了一条正确路线，就要不惧艰难险阻、不怕付出牺牲，坚定执着地坚持下去。

毛主席1965年离开井冈山时说：

“我想到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江西大余和敌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队伍就打散了。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头被砍下来，挂在赣州城门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个伏击战，才转危为安。如果当年一见失败，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兴奋，更不会夺取全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