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可直接拿走你的道义权，你是不服的，从审美权入手，就轻柔得多，尤其骨头被打软之后。审美权这把钥匙被骗走，你会一步步自己交出道义权。

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夺走我们的主权，还悄悄地斩断了我们的信仰，看起来却像是我们自己动手。我们之所以看不见这场血腥的斩首，因为屠戮是从审美权温柔地下手的。

——题记 

我两年前一口气看了六十多部前苏联建朝以后的电影，看到六十年代，已经明白三十年以后的结局了，不管出不出戈尔巴乔夫。戈不过是因为头脑简单，致使崩溃愈加突兀和惨不忍睹。表面看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为俄罗斯民族的又一场大劫难，将其近代以来一系列不幸推到高潮。打倒斯大林后，隐匿在苏境内的送钥匙人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与中国送钥匙的人有一本质不同，后者是被动的，而他们是主动的。所以我看到苏联六十年代后期的电影，便知八九-九零这个历史转折点中苏命运截然不同的真正由来了。一个审美权早已被劫，一个审美权部分被劫；一个内部早有里应外合的送钥匙人，一个没有直接内应，送钥匙人只是卖了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此不是说审美本身，而是颠覆技巧。精神解构最便捷的途径是解构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是道义权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义权，你是不服的，从审美权入手，就轻柔得多，尤其骨头被打软之后。审美权这把钥匙被骗走，你会一步步自己交出道义权。

你这才恍然大悟，为何早在六十年代苏联电影就被选入西方电影节，那些被挑中的电影走的路子与中国八十年代进入西方“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有谋而合，看得出挑的人是谋算好的，惯用的偷钥匙步骤每个环节都被隔了一代的操作者按步就班地遵守着，先挑什么人，后挑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关键是看中什么样的细节。恐怕只有艺术本身不在谋略之内，这不是说被挑中的电影没有艺术性，而是挑的理由与艺术无关。如果我们能深明这一点，则门尽可开着，也不会丢审美权。“集团”的方向是始终如一的，是它要打劫的对手隔一两代人就看不清甚至丢掉自己的方向。

当时有几人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艺术品味甚至艺术观的问题，而是核心问题，只要审美权的口子一开，道义权也会失手，最后必致信仰的崩塌。无论信什么若没有审美权作基石，无异难以为继的乌托邦。中世纪以后欧洲天主教不可一世的权势逐渐式微，就是从艺人工匠一步步脱离圣像主题开始的，审美权已经在另一个集团手里了。所以欲建信仰先得掂量你能把控多少构筑这一信仰的审美权，须从这一点着手确立你要建构什么信仰，否则必是沙上城堡。换句话说，审美权-道义权-信仰-制度，审美权是建楼的根基。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从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革命到中俄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我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强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像早已安排好的定向爆破一样。而那么容易就崩溃的制度，是信仰已空，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世界统治集团文明战争的战舰钉钉铆铆都关系到审美权，无论打到哪里，先偷审美权的钥匙，这个权一篡夺，上层建筑尤其文、艺、娱必匍伏在得权者脚下。这是“集团”几百年打下来最称手、最隐匿的武器，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没明白这一点的对手无一例外都成了其手下败将。仔细想想就明白，没有一个制度的政治信条不是一大堆漂亮话，那么凭什么一堆漂亮话被另一堆漂亮话打败呢？表面有经济成功、物质富裕的理由，但那不是胜败的转折点，前苏六、七十年代中产阶级的整体生活水平与西方同等阶层并无太大落差，落差只发生在八十年代，西方进入了消费社会，那大大丰富的物质也不是西方人自己生产的，而是先四小龙后一大龙骈手胝足送去的。所以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

但征服者从来不把算计对手的刹手锏告诉被打败的人。在这条众人想都没法想像的征服的第二战线上，说到底就是“一小把人”与“另一小把人”之间的战斗，就看谁能让大众信服。在经济、制度统治之上还有精神统治，这才是最高统治，是看起来最不用统治的统治。玩得转的“民主”社会，都有高度严密的精神统治稳定根基，“独立”知识分子乃精神统治的掌门人，他们的角色与古代传教士没有本质差别，左手送出的东西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

为什么比中国严密百倍的精神统治却让百姓浑然不觉？靠的是教士们一砖一瓦用审美权搭建的信仰，只有信仰可以让人自生敬重与畏惧，实行自觉的自治。这种由教士（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审美权的信仰，扎实、隐蔽，是看得见的战争或看不见的战争均难以移变的。我强调丢失审美权与道义权必致文明失魂最终死亡，说的就是这第二战线上的战略战术，读的人如果分不清这是明暗两条战线，就觉得你是不是夸大了危险性，过于悲观了，甚至偏激了，这个国家靠得就是人民之类，因为他们把国家在另一条战线上的进步，与我说的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大败，混在一起解读了。在隐形的第二战线上，我以为民众是靠不住的，她会被精神解构，事实上她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

我每次返国都一次比一次深地看到在中国境内精神解构中国人民也已天罗地网地架设好，可谓无孔不入，那天网恢恢对看见的眼睛真是触目惊心！令我恨起自己的眼睛，因为我走到哪里都像目睹一场对手无寸铁的人的屠杀，想挺身相救，被救者都不知你要干什么！而直接操刀的都是傻乎乎的上层建筑。在这第二条战线上力量的对比比鸦片战争时还要悬殊，不仅攻击方蓄谋已久而被攻方毫无意识，而且技术操作上也不成对手。例子不胜枚举，尤以传媒、影像领域一个攻一个被攻得快乐让人惊颤。

比如我们完全不解画面本身的心理操纵力量，尤其动态画面可以超脱主题和话语，抬自己整对手全可暗中进行。这就使得剪辑师的责任比总编还重大，在西方这个位置控制在人数极少的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手里，而且必须极具天赋，绝对不是个技工的角色。未懂这一点，看起来掌控在自己手里的电视既不会为自己服务还为他人作嫁衣裳（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而画面对他们早已不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是武器，已经研究了上百年，娴熟操纵了几十年，其炉火纯青已到进入你的灵魂你都不察的程度，对中国更是从没放下武器。我们不懂操纵倒也罢了，还自掘坟墓，在公共场合大量安装视频，为原本应为静态的画面提供让人难以想像的操纵力量，好比只有长矛的人为正在攻打自己且武装了火炮的人预备好了坐骑。巴黎的机场、地铁、巴士、街头所有的广告都是静态的，他们没有技术和条件安装视频吗？显然不是，而是意识到广告钱要赚，但要尽可能削弱画面的操纵力量。我在国内一省会城市的机场看到巨大的视频俯视整个大厅连篇累牍播放外国商品的广告，没人意识到这些广告可不是外国一个普通商人推销产品，普通商人是没有这个财力的，而是“集团”旗下的跨国公司用来精神控制的秘器，这类广告早就超越单纯推荐商品的功能，而重点在精神操纵，那视频画面的冲击力是静态广告画的成百上千倍，出卖这个公共空间的人与谁做交易、为什么这么做交易？不懂潜意识控制的“主们”，不知不觉地让“集团”在自己家里铺好了潜意识操控的所有渠道（扑天盖地的视频、广告、信息网和一大群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猎犬”），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却以为自己“开放”、“接轨”。由此形成的愚蠢的汪洋大海，足以让任何清醒的声音形同沧海一粟。但我已厌倦与看不见的人争论悲观与乐观了，在我看根本不是诠释现实的问题，而是现实本身，已经残酷得滴血了。

但即使被杀得血肉模糊，也要奋起自救。在武器和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寻求制胜的捷径。我们在文明战争这条隐线上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夺走我们的主权，还悄悄地斩断了我们的信仰，看起来却像是我们自己动手。我们之所以看不见这场血腥的斩首，正是因为屠戮是从审美权温柔地下手的。追到这一层你才赫然明白十九世纪的“国际传媒”（已是指哪打哪的军团！）为什么异口同声地盯着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不放，那只是无比宽广的华夏文明审美的一个枝节，却被放大到全部，成为这个古老文明野蛮、落后的证据。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没人站起来反问：印度锡克族的男人不能剪发至死不得拿掉又臭又长的头巾（看看印总理辛格），传统犹太教的男人世代一身黑衣还拖条小辫、女人不得露发（只能戴头巾或假发），欧洲妇女为了身材窈窕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在使用摧残身体的紧身胸衣，怎么没受西方知识分子同等（上升到文明优劣）的厌恶和指责？为什么西藏的天葬在目光如此“文明”“进步”的西方人眼里倒充满了神秘和美感？我在此无意为辫子和小脚辩护，何况那审美有一半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强加的，我只是为征服者寻找突破口之精准、被袭之人完全不知如何被袭而脊背发凉，凡“集团”要精神摧毁的对手（往往乃其真正对手）都是在审美权上被掀翻的。从这两个审美禁锢的缺口，“集团”氅下的“国际传媒”携手作战，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送上了绞架。如今回看那场惊心动魄的策划和颠覆，你还认为是文明自然的演变或资本天然的力量吗？

上百年的挣扎最后只剩“祖国”——仅存的信仰——这一线支撑，而刚刚过去的三十年还把这最后的信仰也大半解构了。丢掉这最后信仰的人多半是与背叛者的幻觉作了交换，在第一时间投进了“帝国”怀抱。他们认为有一天国家都将消失，这是“帝国”许诺的未来，不管是从左边还是右边实现。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没有国家的世界并非他们想像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失去了信仰的文明，实际只剩为“帝国”甑选上等仆人的功能，三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且全民都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在第二条战线上，三十年的“飞越”让我们失魂落魄，我们靠什么来保卫自己呢？文明战争乃精神战斗，在精神战场上赤手空拳如何抵御有两套信仰（旧宗教和新宗教）的对手？更荒唐的是，我们接受了他们的信仰体系（对世界的解释权），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这使得我们的挣扎与反抗充满了与自己影子的战斗。有些人心存幻想，以为只要诚心西学，就能学到真传，却忘了：一，人家让不让你学真传。毛泽东是学了几手真传的，看看他被西人恨到什么程度，西人只喜欢你按他说的做，最恨你照他做的做；二，自失主心骨学坏容易学好难。无头无脑的人把服用人家精神解构我们的秘方当成了西学。

在再也不能关起门来、一手遮天统治的今天，“头脑”对大多数人就是“信仰”，大多数人的“想”基于“信”，甚至只有“信”并无“想”，如今那些“叛逆”“精英”也并未聪明到摆脱信仰，只是把新信仰直接当成了头脑而不自知。以为每一个人都能独立思考是上了“进步论”的当，大多数只能靠信仰牵引。在“头脑”尽失的时代，舍远求近直达“信仰”恐怕是别无他法的选择。在近代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人已抄过一次近路，靠信仰提供的精神力量克服能力的不足，在第一条战线上打羸了，夺回了主权和外交层面的尊严。在第二条战线上如今也已是救亡如救火，重建信仰乃逃生之途。在“集团”秘密发动的第二战线上打败，就会让在第一战线上的成功变成空中楼阁，没有稳固基石的华丽大厦，在群狼围伺之下，总有一天自己会轰然倒塌。

何况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非此你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没有教士，那个制度也是没有神话的。我也许看人性看得太穿，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把制度与规则混淆，以为人可以以理性统治、并被理性统治，那是既没学到西方的真传，也丢了自己的根基。奇迹是没有的。

但这殊死一搏不是乌托邦对乌托邦，它的技术成份即在于只能从审美权入手，既然审美权是精神失败的突破口，转败为羸为什么不能也抄这条近路呢？我们要学会文明战争的战法，从微小处、从细节入手，而不是我们历来只会做的撒大钱办大事（孔子学院、外宣传媒），那是一千块钱收不回几块钱的赔本买卖。要先从自己做起，从审美权做起，方能扶正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腹中空空却往外送粮。比如在贸易已无国界的今天，建议立法规定进入中国开店或销售的所有洋品牌，皆不得使用原字母名，而必须另用中文名。在中国境内所有广告、店铺、商品（包括中国自己的品牌）皆不得使用字母用名，也不得用类似译名的用名（诸如格兰士、雅戈尔、海尔之类），必须审请一个正式、能解义的中文名方可刊载上市，就像我们进入欧美的品牌中文全部消失一样。有些“国际化”不是蜜饯，贪嘴是目光短浅，日、韩自古就是谁强跟谁，我们没必要亦步亦趋。这只是个小小建言，因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可先从这类“小事”做起。

我前不久乘车经过国内一建材城，车正好被堵在路上，让我有时间细看商业中心巨大外墙上昭示的各种建材品牌，有一大半是洋名，直接用字母，其次是貌似洋文译名的中文名，用纯正中文名的少之又少。这与如今全国各地各大商场、中心商业区的情形一样，纯粹中文成了叨陪末座。我偶然看过一个节目，介绍广州市中心商业街北京路的悠久历史，节目做得不错，古迹保护人员也有意识，将这条千年古道的考古发现用玻璃罩起来供人参观。但不知做节目的人意识到没有，镜头拉上去俯瞰全街时，满街广告、店名还剩多少中文。一上一下形成荒诞对比，我实在没法将这一幕视为有些人津津乐道的“开放胸襟”。你可以花大把钱宣传爱国主义，甚至动用洋人来制造幻觉（汉语桥之类），若不牢牢抓住自我的重心——审美权，所有的努力就像吹气球一样，不但说破就破，还会一阵风就飘走。

信仰不是海市蜃楼，而是要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搭建的，每个细节都跟审美权密不可分，而审美权又连着道义权。在西方每时每刻都在劫取你道义权的今天，单单嘴硬或低头抱着不放是没用的，那是碰到打手才用得上的逃避办法，可你面对的是温文尔雅的偷钥匙的人。你能做的只能是改造或改造不了关掉为送钥匙培训学徒的地方，比如文科类学校的某些学科。所有轰然倒塌的国度都是传媒和电影人只由文科学校和电影学院输送的国度，我后来知道法国很多媒体和电影界的掌门人恰恰不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而来自血统（这才是他们的真传）。所有市场被好莱坞占领的国家也是电影人才只由电影学院输送的国家，世上电影发达的地方恰恰是没有电影学院或不全靠电影学院培养人才的地方。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代、其最杰出的电影人与电影学院八杆子扯不上。如今那些电影专业毕业的香港年轻电影人，多半成了“文艺国际”的工具。这一点不奇怪，因为某些电影专业的教育体系已经完全“文艺国际”化了，它几乎就是为西方“国际”电影节专门输送年轻血液。

这不是说我们不能与外国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也不是所有国外文化机构都执行“集团”的使命，辨识“集团”直接控制的组织有粗浅的办法：一，“国际”名声被炒得最响的，也就是那些你以为具有绝对“国际”权威的，它们的名声是那么大，以致你想都不敢想它们的声誉是从哪里来的，它们话语的权威性是谁赋有的；二，“国际传媒”必接力炒作的，由于所谓“国际”话语的源头和方向都把控在“集团”手里，最高的“国际”名声就是这么携手诈骗得来的。

但我们谈审美权时常会让人误解为审美本身，他们会问：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回到样板戏的时代吧。当然不可能，不要把审美权当成审美禁锢，那是两码事。但处在弱势的抵抗的一方常常只有要么投降要么落入将审美权当成审美禁锢的陷阱。“集团”正是从审美禁锢上找到突破口，它四面攻打，被攻击方为招架不得不越收越紧，这正是以“解禁”的钥匙偷偷地换走审美权这把钥匙的时机。从历史阶段看，好像是推动进步，但偷窃的手恰恰藏在礼物之下，因为这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一种自然进步的产物，而是带有颠覆的原始动机的。观察西方文明堕落的曲线，追到审美权这个突破口，你就会看到资本的力量固然有其自然的惯性，但这头怪兽是有驯养和牵领的手的；从历史长河、文明延续的角度看，图景就更冷酷了，一把另配的假钥匙不声不响地换走了真钥匙，发迹的只是一小把送钥匙的人，大多数实际是被打劫了。

若以为审美权算不上国家要务，意识不到在第二条战线上我们已是危在旦夕，不倾举国之力像当年研制保命的原子弹那样集中核心力量应对，我们将失去最后的逃生机会。因为重建信仰，关起门来硬灌输是不行的，等待已经毫无信仰的官僚机构和吃里扒外无头无脑的知识群体自醒也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是一场高技术之战，是尖锋战尖锋的对决，也是背水一战。不认识到这一点，是绝无可能突围的。

边芹：作家，文化批评家。出版《谁在导演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和《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落到这一步》（东方出版社）。《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东方出版社）。译著：《红与黑》、《直布罗陀水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