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如果不能充分依靠香港中下层居民，在香港垄断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方利益动态平衡，那么，香港未来必然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政治纷争。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官员们，请重拾此思想，虚心做人，坦荡做事。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我们构建以民生导向为基础、以改革导向为动力、以法治导向为保障、以党建导向为引领的科学政绩考评体系。这四种导向如车之四轮。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新特点，党中央及时作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要求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但不能错误解读新常态。

社会的转型使中国社会安全面临新的环境，社会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并复杂多变，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如何维系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安全与稳定，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由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要应付这些挑战，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和方式。“西进”过程防范国家越来越不安全，更要防范陷入美国那样的泥潭。

去除产业压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作为后发国家，从来就不缺乏经济动力，但是这种动力被上游产业发展不足所压制，必须先发展这些能够对其他部门产生压制的行业。

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制度有人性温度，使人们对制度更生出敬畏与尊重，更懂得了制度的真谛。

我们许多人一说中国的面积就是只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而忽略了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海权思想淡漠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确立“自主”、“和谐”、“包容”的核心话语，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服力、感召力，推动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希望。

我们就建议中央给共同富裕也划出一块试验田。改革开放试验田按邓小平理论搞私有制市场经济；共同富裕试验田就按毛泽东思想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或公有制计划经济。

我们一定要理解今天的农村和农业都很复杂，不能在一些地区实现制度创新，就简单变成全国的政策安排，那样会出大问题。总之，我们对三农问题复杂性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惟有用配套的改革，熨平公共服务的差距，才能让户籍制度改革真正上下耦合，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有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让每一个人都在这一改革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域外势力更深介入缅甸背后，不乏遏制中国在缅影响力的企图。但事实上，域外势力难以动摇中缅传统友谊，更无法将中国“挤出”缅甸。合作共赢仍将是中缅关系的主旋律。

若能实现在与日本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或者暂不排斥本国货币存在的前提下规划发行“亚元”，对中国都是利大于弊的。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依法治国进一步彰显了其在战略布局在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的外交正在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亚投行是一步主动棋，一带一路也算，两者有“逐利”嫌疑，尚缺乏那种占领道德高地、可以改变中国形象的主动行为。

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同，政府的作用是驾驭市场的。改革到了要让市场论没有市场的时候了。改革到了让那些迷信市场的窝囊废们下台的时候了。

当下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与俄罗斯是何其的相似。普京的四记重拳，或许应该值得借鉴。如果要想赢得胜利，就必须放手一搏，就当是背水一战。

倪光南强调，发展中国自主操作系统应倾举国之力，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发挥我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倾举国之力实现智能终端自主操作系统从无到有的突破。

华夏儿女都是英雄的后裔，只要我们满怀坚毅和勇敢去面对这个时代，以最大的热忱和信心去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最终站在民族竞争最高领奖台上的必定是我们炎黄子孙！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上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开启了加快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我国区经济发展必须向资源要素、产业技术和地缘格局等深度层面进行战略空间拓展，克服过去那种“短、平、快”思维，代之以体现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的战略思维。

理顺责任分工和工作流程，厘清信访、行政、司法边界，才能为各类信访诉求找到最适宜的出口。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是中央确定的信访改革“主旋律”。

随着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日益完善，科技已成为社会各领域的技术支撑，也成为外部势力控制、制约和破坏的重点对象，科技在国家安全的地位作用日益重要，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