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支撑、畅通和扩大国民经济循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新发展格局由于以“经济循环”为描述维度、根本视角和关键词，而非供给、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经济活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意味着理解新发展格局要更具有协同性和动态性的思维方式，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更强调系统性、综合性的战略举措。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协同性、系统性、动态性和综合性要求具体包括：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又要加强宏观需求管理来扩大对供给的有效需求，最终实现畅通和扩大国内经济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增经济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既要对内深化改革、激励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又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经济的开放发展，最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统筹平衡，既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顺应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又要在产业发展战略和区域生产力布局上防范风险，最终实现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布局。

因此，为了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要全面系统地把握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要求，这是推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战略制定和政策措施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应该把握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以下五方面目标要求。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国民经济循环保持畅通。从我国国民经济循环角度看，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不通畅的关键矛盾在于供给方不能充分适应需求的转型升级，造成供求之间无法正常适配形成经济循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要求在巩固已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的基础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就已经把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因此，形成新发展格局仍然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个主线和战略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更好地满足需求，从而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也就是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使市场机制能够不断完善，从而发挥市场在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供给质量、化解供需结构性矛盾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很好地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形成新发展格局，就是要针对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卡点”，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疏通，这内容涉及科研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通过不断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体制机制。

二是经济发展动力内外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要求发展动力更加动态平衡持续稳定，也就是要对长期以来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战略的平衡修复，促进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转向高质量创新导向工业化的战略转型。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一国的GDP可被分解为纯国内生产、传统最终品贸易生产、简单中间品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和复杂中间品全球价值链生产四个部分。其中，纯国内生产指用于生产被本国市场吸收的最终产品，传统最终品贸易生产是指用于生产出口最终品，而一次跨境、被外国市场直接吸收的中间品是简单中间品生产，复杂中间品是指多次跨境、出口到外国市场后又返回本国或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依靠“三来一补”的个商业模式生产了大量的最终贸易品、简单和复杂中间品，我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2006年曾高达64%，从中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技术外溢效应并推动了本国经济高速增长。如果定义一国最终产品国内需求率为国内最终需求部门对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需求额除以本国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需求额，那么，最终产品国内需求率越大，反映该国生产的最终产品越依赖国内最终需求，在也意味着更大依靠内循环。基于利用WIOD2016数据库计算，在巴西、加拿大、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印度、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美国等这些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在2002年以后最终产品国内需求率持续走低，2005年和2006年是这些经济体中最低的，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持续走高，但也只是高于德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驱动下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国际市场依赖较大，直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循环才逐步加大。但是，我国这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近年来外部过度依赖、经济安全风险加大、核心技术缺失、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从出口导向型主导转向内需增长型主导，相应发展动力不仅仅以开放促改革，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依靠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国内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核心技术突破，对内深化改革与对外全面开放需要更加协同，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内部和外部的动态平衡。

三是经济增长内需潜力有效释放，经济循环流量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我国发展的根本目标。这意味着从经济循环流动角度看，中国不仅需要畅通经济循环，还要不断扩大经济循环流量，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大程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已经形成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总体上中国已经具备了巨大内需潜力，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通过强化需求管理来持续释放这些内需潜力，不断扩大经济循环流量，在更高开放水平和更高总量水平上实现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和我国自身发生阶段变化影响，单从数量占比看我国内循环主体地位已经实现，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已经由2007年的9.9%下降至2019年的不到1%，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有7个年份为负。从上述基于利用WIOD2016数据库计算的最终产品国内需求率看，制造业最终产品国内需求率从2006年低于50%已经逐步提高到2014年接近70%。而中国农业和服务业最终产品的国内需求率高达98%左右，且2000年以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采矿业的最终产品的国内需求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国内循环程度在下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短期会受到明显抑制，我国的供应链会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国内经济循环量“此消彼长”会大幅提高。但是，这种被动形成的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并不是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的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是以更高开放水平为前提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一步加强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吸引更多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进入中国市场，以此主动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四是全球价值链地位走向中高端，产业发展基础安全高效。从产业体系上看，中国现有发展格局形成基础是低成本要素、模仿型技术与庞大国内国际低端目标市场，这样的产业基础虽然充分利用了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形成了我国速度导向的经济增长路径，但锁定了在全球分工格局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地位，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问题难以突破。这样的产业基础制约了供给质量提升，无法适应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变化，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突出，国内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国民经济循环受到影响，产业发展基础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另外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深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再加之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基于已有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形成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尤其是，虽然疫情并未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但疫情大大强化了欧美企业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去中国化”的主张和决心，因而会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对我国现有优势地位产生了更加深层次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从畅通扩大国内经济循环和提高产业运行效率需要看，还是从提高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看，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要求我国再造产业基础、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形成全球分工新格局、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这也是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要求。

五是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通畅，区域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几经变化，经济发展重心几度迁移，这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直接相关，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竞争演进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曾有过几次重大生产力布局调整，改革开放以后实施沿海开放战略，20世纪90年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现在区域发展格局与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在总体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前提下，经济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特大城市、大城市对经济增长支撑动力十分明显，城市群集聚趋势明显，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发展面临着较大困难，经济总量占比和常住人口都有所下降。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要求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这会加速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与城市群为主要形态增长动力源。各个区域会在已有的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和发展水平基础上形成新的合理分工，发挥和拓展各自的比较优势，科学确定各自的战略定位，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生态保护、粮食安全、边疆稳定等各个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各个地区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围绕新发展格局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例如对于出口导向、二产占比高、呈现外贸加工特征的地区，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大多都有明显的增速下降，其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就十分急迫。

来源：《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标题为《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