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中国需要在贸易谈判中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

点击：  作者：贾根良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发布时间:2018-05-11 13:37:23

  

按语：在今天中美贸易谈判之前，美国在强迫中国金融开放上已经达到目的了，因此，他们就不将这作为重点了，但2018年5月3日，我在其它方面都预测对了。美国一方面通过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市场，另一方面却强迫中国为外国直接投资完全敞开大门、降低关税，这是什么强盗逻辑！美国一直在实施保护主义，现在更加变本加厉，这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但实际上，最需要保护主义的是中国，不要再被美国欺骗了，不要再被自由贸易、外资带来好处欺骗了！

                                                                                                                       2018年5月4日

 

 

美国贸易代表团于2018年5月3日早上到达北京，我忙到晚上10点多才想起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想写一篇隔空喊话的短文《我国如何使美国贸易代表团铩羽而归？》，其中包括下述观点：美国取消所有贸易战措施，中国不在任何问题上让步，特别是美国在中国金融开放、美国在华投资提出的更苛刻条件上不能答应，取消对中兴的禁运。否则，中国将对美国在华信息产业跨国公司采取制裁、限制和收购的措施，并针对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产品征收高关税的行为采取报复措施，也就是针对美国销往中国涉及中国制造2025的产品征收同等关税。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只看到两篇文章，其中一个是对梅新育研究员的访谈：《美国高规格贸易代表团来华谈判，有些话要说在前头》。在这个访谈中，梅新育研究员认为，“最后，无论此次谈判结果如何，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步伐不会动摇，”笔者不同意梅新育研究员的这个看法，不分青红皂白一意孤行的推行自由贸易和对外资敞开大门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价值链高端，保护研发核心技术的国内市场，对此，我过去有几篇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梅新育研究员在“无论此次谈判结果如何，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步伐不会动摇”这个论点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理解一些国民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但我们回顾19世纪的英国从重商主义政策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英国在实现工业化之后的一系列开放举措，没有让英国丧失经济安全，反而推动英国登上全球经济体系的巅峰。”笔者认为，梅新育在有关英国19世纪下半叶这段经济史的认识存在错误，将会误导我国在对外开放上的认识，甚至误导这次谈判。因为笔者明早还有事情，所以，更全面的《我国如何使美国贸易代表团铩羽而归？》今晚就没时间写了，只能提出我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应该拿起保护主义武器这个建议，并贴出我和我的学生邓久根教授三年前合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预感的引导下针对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而写的，在那时不可能想到今天中美贸易战的具体内容，我们需要根据新情况深化这种研究。

 

写作这篇文章的念头产生于2012年，我当时考虑到，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国？我国会不会在别国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同时，却通过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呢？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大了。我担心在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中，这种可能性变得更为可能，那真将是中国的不幸。

2018年5月3日深夜12点

 

附文：《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邓久根、贾根良，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四期，收录到贾根良等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论文要点综述：

 

本文基本结论是，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丧失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迷信自由贸易的信条，执着于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寻求市场以榨取最后的利润，从而放弃了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追求，教训深刻。主要观点如下：第一，英国人自由贸易的谎言重复多了，自身也中了其流毒，并将自由贸易看成为应对英国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英国强大后才转向自由贸易的目的所在。第二，自由贸易之后，英国出现的“维多利亚大繁荣”是虚假繁荣，因为其背后是英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恶化。贸易结构转向了“坏的贸易”：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产业结构上，新的主导产业被德、美赶超，这就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权。第三，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导权的关键原因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使其专注于旧主导产业产品的推销，在市场规模和利润扩大的同时，市场质量却在下降，所以在成熟的产业上没有使产业领先的国家维持动态优势的可能。第四，如何对待我国当前的“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贸易结构和“高端失守、低端过剩”的产业结构？可行的办法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条，倾力于提高本国高端制造业创新能力并打造其领先市场；引进智力进行自生发展，而不是仰赖引进资本；新的产业革命前夜，研究并制定避免重蹈英国覆辙的政策。

 

世界近代史就是英帝国兴衰的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就像是“榨了三次汁的橘子”，著作和观点可谓是汗牛充栋。一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自由放任政策是英国强盛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保证；英国的衰落是保护主义之过，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是英国走向衰落的标志[1]。事实上，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工厂”是都铎王朝以来200多年持续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英国通过采取贸易限制、航海法案、谷物法、殖民地体系等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来扶植民族工业，从而在高关税保护大墙之内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成功的秘诀就是其重商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的经济增长具有产业特定性。在“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指导下，英国一方面通过制定促进本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的政策，发明新技术，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扭转了作为农牧业国家“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落后局面；而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阻止其他国家制造业的发展，甚至为增进英国的重大利益而积极地扑灭外国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自由放任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学界在这方面已有不少讨论，但对于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力量衰败的“阿喀琉斯之踵”依然像英国的巨石阵一样，谜团仍然难以解开。本文在详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论证英国产业的衰败恰恰是由自由贸易政策所导致的。

 

第一节 英国自由贸易的目的及其绩效

 

19世纪中期，英国的外贸政策悄然发生了逆转，从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并沿着这一方向大踏步地前进。1842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提出了关税改革法案，大幅降低了关税，废除了自1774年以来的机器出口禁令；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取消了农业进口保护性关税，这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1849年，实行了将近200年的《航海法》被终止；1860年，英国单方面取消贸易和关税上的所有限制，并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互惠条约——《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这意味着双边自由化同等地适用于所有参与国家。这使英国在通向自由贸易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开启了世界上第一次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大门。之后，直到1931年大萧条最严重时为止，英国几乎都是单方面地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此可见，自由贸易不是英国强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在 1860年前后，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至少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国富论》也已问世几十年，如果自由贸易果真如此之好，为何英国偏偏选择在此时此刻转向自由贸易呢？究其原因，至少不是英国对都铎王朝以来历史经验的集体失忆，而是他们对自由贸易利益计算的结果。李斯特最早指出：“以其先进的经济，英国可以逐步开创更大程度的世界自由贸易”[3]。英国人“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4]。同样，其他经济学家也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时，要使“日不落帝国”更为强大就需要进行自由贸易。

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表面上具有为英国工业降低原材料成本和工人阶级食品价格的效应，但其真实的目的却在于破坏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尤其要将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法国的工业扼杀在襁褓之中。英国自恃产业强大，企图通过自由贸易的手段，输出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从而达到垄断世界工业利益的目的。确实，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英国史学家对此管窥蠡测：“保护，尽管在早些阶段是必要的，现在对于工业界来说却是个烦人的累赘，工业界没有可以看得见的竞争对手，只希望尽量低成本地生产，尽量广泛地销售其产品”[5]。一部分人希望单方面地降低英国关税将会诱使他国贸易自由化，这将导致一种国际间的劳动分工，由英国专门制造加工他国的农产品和原料品[6]。其逻辑体系可以归纳为：一方面为阻止他国的赶超，即通过商品输出遏制世界其他国家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产能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自由贸易被认为是英国应对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推行自由贸易战略给英国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量文献表明，1850年之后英国确实出现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维多利亚大繁荣”。英国作为首个自由贸易试验田，似乎开出了繁荣之花。1846以后，英国经济每年以2.4%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在当时世界经济增长纪录中是最高的。英国工业曾占世界工业比重的50%，一直到1870年这个比重仍占32%，具有压倒性优势。同时，英国贸易规模相当可观，其出口增速由1846年之前15年间的年均5%提高到了6%，这是从1697年该领域有数据可考以来，历史的最高值。从主导产业来看，从1846年开始，英国棉纺工业制品出口份额由下降再次转为上升，纺织业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英国在1850-1870年间，棉纺织品出口的价值和数量均增长了大约150%。这被认为“贸易条件持续地而且最终地开始陡然改善”。同时英国钢铁的产量，占欧洲产量的份额从1838-1842年的54.2%上升到1851-1862年的58.5%。[7]

 

第二节自由贸易虚假繁荣背后的结构变化

 

在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美国一直没有向英国工业开放市场，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德国和西欧一些国家也大幅度加强了对其工业的保护。即便如此，英国的贸易规模还在扩大。其原因在于，当时毕竟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工业化，英国完全可以为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成品找到广阔的国际市场，同时英国遍地的殖民地使英国可以遁入自己的殖民地市场[8]。但是，英国在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产品贸易繁荣的背后，却发生了对美国和德国贸易结构的扭转。

 

英国开始大量进口制成品，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出的新工业制成品。在机械、化学制品、加工食品以及某些种类的金属的消费上，英国大量地从其两个主要竞争者——美国和德国进口。最突出的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率先研制出了人工合成染料，就在短短30年间，德国后来居上成为领先市场，英国不得不从德国进口染料，并出口其原材料——焦炭给德国。吊诡的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用敌国——德国的染料来装扮自己的军队。而有机化学工业恰恰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与英国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第二次工业革命新产品相伴随的是原材料出口的增长。1860年以后，英国煤炭的出口在慢慢地增长，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煤炭进口，若不是其他国家的保护政策，出口的增长还会更快一点。统计显示，1864-1873年间，将近三分之二的英国贸易是以制成品换取原料和食品，而到1874-1903年间，该比重已降低到不过三分之一。同时，英国的出口规模随同其工业生产一起，大约从1870年开始便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地扩大。还有，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进口却从1870-1875年间占进口总额的18.4％升高到1890-1895年间的24％[9]。这种贸易结构变化的结果是，英国工业耗尽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由创新集群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加准确地说“它把大量财富消耗殆尽”[10]。

 

英国贸易结构的扭转反映的是其产业结构的变化。铸铁和棉纺织品是英国当时的拳头工业产品。英国铁产量占欧洲的比重从1838-1842年的54.2％又提高到1851-1862年的58.5%，棉织品占海外销售额的比重则一改1846年前缩小的势头而重新扩大。无可非议，1870年前自由贸易的账面记录对于遥遥领先的工业强国英国而言是十分有利的，这一点正好符合英国决策者的初衷[11]。然而，相对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铸铁和棉纺织业无疑属于夕阳产业。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在新兴工业发展上要缓慢的多[12]。在英国，“电力出现的情况很少见。虽然各个方面都承认电力的好处，但是由于私人电力企业的绩效微不足道，因此难以引起政府的主动性和公共计划”。而在德国，电气工业已经领先于英国，尽管许多原创的发明和创新源于英国。同样，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的造船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落伍了……英国贸易的3/4被美国的船只承载。……铁壳汽船的出现重塑了英国的竞争优势地位[13]。1880-1913年英国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770万吨，而同期，美国的钢产量却由100万吨攀升到3100万吨，德国从70万吨增加到1890万吨[14]。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德国和美国产量的增长非常明显。

 

大约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英国形成了“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制成品，对外出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成品”的工业贸易结构。但是，向其殖民地出售制成品并未促使生产商的产业升级，反倒因为忽视在国内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兴产业的投资，对英国工业竞争地位的削弱“助”了一臂之力。英国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掩盖了这种质变的潜流。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阿什利看到了英国面临的危险，他针对英国在战略性新兴工业发展上的滞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财政受惠，但却忽视了英国的工业发展。然而，由于当时英国主流经济学的喧嚣，英国的精英们听不到、更听不进被视为异端的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声音，他们坚信“维多利亚繁荣”就是纳索·西尼尔所指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胜利”[15]，并为这种表面的繁荣所陶醉。

 

1876年，在纪念《国富论》发表100周年的斯密晚宴上，英国终于揭开了关于是否终止自由贸易的斗争序幕。首先，在经济理论上，催生了与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英国历史学派，他们意在复兴英国的重商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坎宁安看到了自由放任时代自私的个人对利润追求的威胁[16]，他对都铎王朝大加赞扬，支持经济发展时空特定性的政策和国家的作用等，并公开仇视马歇尔；1885年，英国翻译出版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作为其理论基础[17]。其次，在经济政策上，自由贸易怀疑论者于1881年组成了公平贸易同盟，要求先制订外国制造品的适度的进口税，豁免允准英国制造品自由进口国货物的进口税；1886年，著名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指出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再继续下去，英国将回归到与英伦三岛的面积相称的国际地位上去。他呼吁英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并很快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税改革运动。然而，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没能扭转英国的政策方向[18]。只是到了后来，经由1915年的“产业保护关税”，再到1932年“渥太华协定”的“帝国特惠制”，英国才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重新回到贸易保护的老路，但到这时，英国已经完全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这个国家风光不再，霸权旁落已成定局。

 

第三节 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原因

 

历史学界对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力量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不可否认，“随着海外竞争的加剧和经济增长显著减缓，19世纪最后25年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9]。但在我们看来，英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不是经济危机的1873年，更不是1913年，而是开始全面实行自由贸易的1860年。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后出现的“维多利亚繁荣”仅仅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力量释放的井喷现象，不是其真正的繁荣，恰恰是其衰退的开端。即自由贸易是英国强盛的结果而非原因，帝国因选择了自由贸易战略而衰落，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利益算盘打错了，这恰恰给予对手——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一个难得的追赶契机。因此，我们认为，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力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自由贸易的迷信。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英国关注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质量却在下降，从而导致了新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丢失。

 

1、领先市场的丢失

 

熊彼特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冲击的不只是现存的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出能力，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因此，当我们讨论生产率时，必须区分开工业革命的旧工业与新工业。旧工业包括煤炭、生铁、纺织品和蒸汽动力，而在1880年之后成长起来的新工业则主要是电力、钢、有机化学和内燃机。因此，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世界正处于新旧主导产业交替时期，这段时期的竞争不是市场规模、生产效率和原有产品质量的竞争，而是新旧产业之间的竞争。

 

在1880年前后，英国旧工业的生产率远高于德国，英国的旧技术已经扩散到它所适用的每个地方。19世纪80年代，英国当时的棉纺织工业和利用焦炭制造生铁的生产率已经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运行。但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第二次技术革命初露端倪。钢铁、电力、有机化学工业等等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尤其是钢材在19世纪80-90年代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充足，满足了佩蕾丝“核心投入”的标准[20]。19世纪80年代，吉芬就认为衰退是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并呼吁英国集中精力增加生产力，并将生产转移到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中[21]。但英国却选择了最为省事的措施——贸易[22]，并提出要么死亡，要么贸易的口号。英国长期专注于推销纺织品的自由贸易，对外依赖度增强，似乎对国家竞争力问题考虑不多，重视不够，考虑更多的则是静态的利润计算。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主导产业——纺织业上所取得的优势，长期居于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并占有广大的殖民地市场，据此可以获得规模报酬的利润，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总是抵制创新[23]。英国在资源配置上任由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完全信赖资本的逐利性，而资本家由于丰厚的利润，不愿意另行耗资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追逐先进技术，从而造成了各重要工业部门技术和设备的陈旧和落后。这种路径依赖事实上阻碍了英国企业家对新生主导产业的追求，而自由放任政策则使英国在国家战略上放弃了对钢铁、有机化学、电力等新的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角逐，在这些新的行业，英国发展迟缓非常明显[24]就是明证。当然，当时的英国经济也不乏“亮点”，但却集中在零售业、食品加工、家用产品、服装业等传统工业。

 

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资本输出。英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家们此时正在不断努力向海外拓展，进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投资——为世界提供信贷，以赚取更高的短期收益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FDI）与货币资本输出的致命区别，在引进德国和美国的FDI的同时，大量对外借出资本。英国给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英国信贷供应了差不多全世界的资本”[25]。对外投资总是至少有一半投放在公债方面。货币资本输出导致国内投资不足以及引进FDI是对英国在新产业上获取竞争优势的双重打击。与此同时，19世纪美国与英国进行了互逆操作：英国大量货币资本流向美国，而美国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英国。这是导致英国衰落、美国兴起的重要原因。英国金融机构片面地攫取利润和剪息票，忽视新技术对大规模融资的需求。接下来的境况就是英国国内投资不足，导致新技术难以扩散，生产规模无法扩大，而电力、钢铁和其他许多新兴工业如化工工业都存在巨大的规模经济。在基于世界性网络的产业，如煤矿的开采、种植业、炼油业（壳牌）、烟草业和保险业中，英国的大公司表现不错并在世界最大公司中保有了一席之地，但英国缺少新的工业制造部门，没有新技术和新的投资机遇，因而英国资本是贫瘠的。

 

由此可见，英国可谓“成也纺织业，败也纺织业”，可见并非所有的贸易都对一国有利。此时英国的主要症结已经不是市场效率问题而是产业发展方向问题了，即产业选择问题，也即应该重视重大产品创新而非工序创新。英国商品蜷缩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庞大的殖民地市场，虽然使英国在原有产业上稳稳当当地攫取最后的产业利润，但这种保守的经济不能很快适应新科技带来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变，国内资本却一直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可见，在成熟的产业上，不但不能使后发国家获得赶超的机会，也不能使产业领先国家维持竞争优势的可能。

 

2、美国和德国在新兴工业上的赶超与侵蚀

 

国家之间的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德国与美国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而大举进入英国市场并出售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产品，在英国市场上与英国制成品展开激烈竞争[26]。他们赶超的共同主线就是对自由贸易的集体不信任，特点是不在原有主导产业上与老牌帝国一决高下，而是另辟蹊径寻求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寻求和发展动态的竞争力。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先是独立战争使美国政治独立；然后是1807年杰弗逊禁运和1812-1815年英美战争使北方经济得以独立，再就是南北战争事实上使美国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英国。军事上咄咄逼人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考量，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门罗主义与汉密尔顿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做英国人所做，不做英国人所说，一步步将英国人洪水猛兽般的廉价制成品挡在国门之外，通过“美国制造体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英国单方面开放的市场发展新兴工业。一方面，美国加大创新力度，19世纪末，美国工程师和科学家都开发出了生产率高于英国的新工艺和新产品[27]。一系列基本的工艺创新，如贝西膜工艺、西门子工艺和吉克利斯-托马斯工艺，为美国钢铁业带来了高速发展。在十九世纪后期，以电灯、打字机、电话以及三种技术革命——电、汽车和飞机——改变了世界。另一方面，利用英国单方面的开放，到英国设厂，如福特公司、通用电气、奥的斯电梯、杜邦公司、辛格公司等等纷纷在英国设厂生产。结果是：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与农业的位置彻底颠倒了过来[28]。……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进出口结构大大改善，反映出美国工业对英国的赶超态势。

 

纵观德国，一方面如李斯特所见，发达的英国工业对德国构成威胁，因而力加防范，使国内市场为本国企业家所保留；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德国可以利用外部广泛而开放的市场，因为较早工业化国家所能享有的国际市场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因此，德国利用英国敞开的自由贸易大门，凭借化工等新技术的突破而形成强劲的工业竞争力，反过来大举占领英国市场。尤其是可以利用英国廉价的铁、纱线、机器等生产资料，服务于自己开拓市场的目的，可以说，德国有机化学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国自由贸易为其提供的市场而获得的（英国是当时有机化学工业的最大的需求国）。不仅如此，从事化学制药业的赫斯特和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公司也在英国进行直接投资。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虽然这些投资规模较小，但是这些小投资既预示了后续的大规模投资，也标志着英国的衰落难以逆转。

 

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加强了同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美国和德国公司对英国国内市场的入侵给英国带来了新难题。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由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英国在过去所获得的工业成功和巨大市场并未确保今后持久的竞争优势。恰恰相反，这事实上造成了英国“去工业化”的状况。英国本土企业家的行为显著落后于德国和美国同行，“在许多情况下，新兴产业在英国的投资都是外国人进行的”[29]。英国人自然地就干起了担水劈柴的活，所以英国宣扬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被德美“自由”地利用了。

 

3、社会体系的惰性和僵化：源于自由放任

 

18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形成了非常有利于工业增长的制度和社会框架，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完全可以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技术引发新浪潮中那样处于领先地位，但英国却未能有效行动，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由贸易使社会体系走向了惰性和僵化。霍布森·霍布斯鲍姆也提及，英国可以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有助于英国工业和技术革新的推动力，但这种力量在英国却被大大削弱了[30]。

 

首先，正如熊彼特指出的，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的企业家精神发育滞后，其原因就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对海外传统产品市场的依赖。

 

其次，管理的职业化在美国和德国迅速发展，而英国企业的小型化延缓了这种发展步伐。管理和组织创新及扩散的落后是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英国技术经济落后而美国与德国后来居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拉佐尼克指出了英国车间作业管理系统的衰退，以及美国职业管理机构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兴起[31]。

 

最后，英国19世纪教育改革的失败。英国教育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教育绅士化，二是英国的非全日制培训和在职教育传统越来越不适应于新技术革命的要求。虽然不断有教育家、工业家和官方调查机构与委员会倡导改革的呼声[32]，但对自由放任信条的迷信使英国政府举棋不定，改革最终归于流产。

 

总而言之，英国因保护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技术领先进而致使国家强大，因为自恃技术领先和国家强大选择了自由贸易。在当时，英国出于其国家利益，选择自由贸易无可厚非，但英国国家精英们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迷信，却使得英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新的主导产业上被后进国家所超越，进而导致英国的衰落。自由贸易理论本来是英国用于出口的，但英国人谎言重复多了，自己相信了，也中了自由贸易的流毒，以至于无法自拔，任凭竞争力日强的对手（如美国、德国）占据本国新兴工业的市场。正如李斯特认为的，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本意是踢掉梯子，阻止后进国家的工业发展，最终把自己继续往上爬的梯子踢给了德美。

第四节 英国自由贸易的教训对我国的警示

 

我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否可以通过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后来居上？物种异地形成理论以及美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答案应该是肯定的[33]。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赶超并不是沿着既定技术轨迹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年代，赶超主要是关乎路径创造的问题，这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这一新物种异地形成于德国和美国的秘诀。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试图通过全球化战略，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占领世界的各个角落，却严重忽视了抢占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领先地位，导致英国企业对新兴工业的投资严重不足。目前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英国很相似，惟一的差别则在于英国当时是第一次技术革命技术领先国，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技术领先国[34]。因此，适当保护民族工业而非自由贸易的战略是必不可少的，几乎当今所有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无一例外实行了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ITT）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

 

目前，“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灵丹妙药的观点在我国甚嚣尘上。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经验却显示了相反的现实——贸易保护主义才是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的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贝罗奇给出了证据：1890到1913年是欧洲在整个19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保护主义全盛时期；相反地，在19世纪欧洲贸易最自由的1870至1890年间，却正值其历史上有名的经济大衰退时期[35]。美国的情况亦类似，在1870至1914年间其工业增长速度极快的时段，当地政府是采取了极高的关税政策。更重要的是，那些受保护最多的产业，也正是增长率最高的。相反，在其关税大幅降低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如“自由贸易”理论所推测的不断增长，反而大不如前，而出口更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这亦是为什么美国保护主义声浪近年得以盛行的根源。这就说明外贸规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贸易结构。因为贸易扩张本身并非目的，它仅仅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

 

在西方看来，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成功利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由外部一体化而非内部一体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发挥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事实，但增长未必有发展。普遍的自由贸易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即坎宁安所谓的“人间天堂”，也即保罗·萨缪尔森所谓的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在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之下，世界上所有的工资收入者都将同样地富裕。但在“世界并未联盟”的时期，普遍的自由贸易的古老理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望[36]。

 

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东亚模式误读的结果。实际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比较优势战略的胜利，也不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胜利。相反，东亚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冷战，得益于美国对其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大量资本援助和技术转让。尤其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军需采购以及半导体技术对日本的转让。冷战结束后，这一重大的国际情势是无法复制的。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核心就是贸易逐步自由化的过程，GDP取得了明显的增长，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虽然已达到95%，但其中90%的出口产品属于贴牌生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最高不超过5%，许多行业的出口实际上是通过补贴外国消费者的出口退税维持着生存[37]。

 

在上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我国这种贸易结构实际上是与历史上“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相类似的“坏的贸易”。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通过压缩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从这种“坏的贸易”结构逐步向“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转变[38]。但这种转变受到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自由贸易信条的严重阻碍。而这种自由贸易信条在我国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就在于我国要为一直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低端产能过剩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然而，自由贸易信条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国各产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过剩”正是过去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然而，我国仅仅为了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而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短视行为，它将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对我国的长期利益是有极大伤害的。在“走出去”战略中，我国对外投资也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上，即使是高科技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部分，这非常类似于19世纪末英国的情况[39]。因此，目前的“走出去”战略很可能对中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因为投资于传统产业只是将国内传统产业过剩产能转移到国外，反过来会导致国内创新资本不足，不利于我国技术提升和领先市场的建设。为了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我国企业应该把投资重点集中在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和设备制造业方面，吸取英国全球化战略失败的教训。

 

可行的办法是倾力于培养提高本国高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并打造其领先市场。即使是开放，也涉及到开放的次序问题。比如台湾在汽车产业中的例子就非常值得学习，台湾先是开放高端市场、关闭低端市场，等到台湾汽车需要产业提升时进行了政策转换：开放低端市场、关闭高端市场。同时，在开放中，要引进智力进行自生发展，而不是仰赖引进资本（本文指FDI）。引进智力资源是生产主义，目的是使民族工业获得竞争优势，它将促进国家生产力的提高；而引进FDI是交易主义，是GDP主义，它所来带来的仅仅是“担水劈柴”的就业，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最终造成国家生产力的衰败。因此，我国应该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避免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重蹈英国全球化战略失败的覆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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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说英国发动工业革命时，“对外保护，对内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倒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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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瑞典]拉尔斯·马格努松. 重商主义经济学，292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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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贾根良.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