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建华：破解曹德旺难题，绕不开的坎是能否早日跳出房地产怪圈

点击：  作者：严建华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9-04 11:28:25

 

 

 

　　一、仅仅十二年，中国制造业成本从“无穷的优势”到成本优势面临丧失殆尽的危险

 

　　去年底，曹德旺在媒体上比较了福耀玻璃在中美两国的产品成本状况。他觉得在中国从事制造业，“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劳动力已经没有突出优势了”。对于曹德旺的说法，国内认同的人不少，不认同甚至反对的也有。我认为，孰是孰非，答案还是应该让中国制造业成本的实际状况说话，而要更好地认识中国制造业成本的实际状况，横向与国外比，是一种方法，但我认为纵向比的方法更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中国制造业成本变化过程。

 

　　这里，我以曹德旺去年底的谈话为节点，回头看看十二年前的状况。2004年12月6日，美国《商业周刊》刊发一篇题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

 

　　“中国价格对美国商业而言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汇。通常，它意味着比你在美国制造的商品价格低30%至50%，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意味着比你的原材料成本价格还要低。”

 

　　为防止人们误解，文章特别指出：

 

　　“中国的竞争力优势远非建立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之上。”

 

　　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直接以“无穷的优势”为小标题陈述：

 

　　“中国正在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平台。中国最可怕的优势莫过于廉价劳动力，其生产工人月薪才120美元，软件设计者月薪才2000美元。即使在直接劳动成本还不足总成本10%的高尖电子产业，中国的低工资也体现在整个供应链中，包括零部件、员工、货物装卸等。”

 

　　十二年后的今天，了解了曹德旺关于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的比较后，再看看美国人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最近10年，美国制造成本不断在下降。目前，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就多数面向北美消费者的商品而言，在美国低成本州生产变得和在中国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二、与十二年前相比，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最快的是包括原材料在内的资产成本，其次是人力成本

 

　　在分析中国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因素时，有一种因素很少被人提到，这就是人民币汇率。2005年夏天，迫于华尔街的压力，人民币开始进入升值通道。如果以2016年12月底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截点，与2004年比较，人民币汇率升值大约20%。对于一个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与十二年前相比，假定其在国内用人民币支付的单位成本数额与劳动生产率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其成本也上升了20%。

 

　　人民币汇率之外，借用曹德旺的分类法，我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仍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税负成本，一类为企业自身运行成本。

 

　　税负成本又分为窄口径税负和宽口径税负。从2015年的数据看，福耀玻璃缴纳了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7种税（个人所得税因性质不同没有列入企业税负之内），交付地方教育费附加一种，总金额10亿出头。与2004年相比，无论是税种还是税率都没有增加。福耀玻璃缴纳数额肯定有了较大增加，但这种增加是随着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的，对企业单位成本的上升没有直接影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不认同制造业企业税负偏高的说法，而是说，与十二年前比，制造业企业的税负负担率没有明显提高。

 

　　我认为，当今中国，在税负上，更为严重的是税收基础数据失真，税收秩序混乱；是苦乐不均，老实人缴税多，滑头缴税少，甚至不缴税。近一二十年涌现出来的大批土豪，还有以投资者身份移民海外的新富，对照一下他们的资产和缴税，就知道他们实际缴纳的税负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所以，与曹德旺“税负太高”的说法比，我更认同他的另一个说法——对“那些偷税漏税的要从严惩处，就让他倾家荡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国对这些反而管得不够严。”

 

　　宽口径税负指的是在窄口径税负的基础上再加职工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这“五险一金”。“五险”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设立的，各省市的缴费比例相差不大。有的地方依据当地情况做过微调，如中部地区某省2012年初将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6%提高到8%，2016年6月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降为19%。目前该省执行的“五险”（生育保险合并后为“四险”）单位缴费比例为30.4%，比5年前增加了0.9个百分点，个人缴费比例为10.8%，比5年前减少了0.2个百分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各地、各城市在不同时段差别较大。特别是2003年以后，由于房价急剧上升，有些财力状况较好的城市，缴存比例提高幅度较大，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压力。去年5月1日起，实行了暂定两年的阶段性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规范。规范要求，缴存比例不得低于5%，不得高于12%。综合起来看，2016年5月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高的城市企业的单位宽口径税负的增加幅度就高，其他城市、其他地区的企业，以及2016年5月以后所有企业的单位宽口径税负除了随员工工资增加而增加的缴存额度外，不会有其他的增加。

 

　　了解了企业的税负成本，再看企业自身的运行成本。曹德旺谈话中提到电、天然气、高速路三种供方直接定价的产品价格，与十二年前比，我没有一一核实，仅凭印象是没有提高，或者说没有明显的提高。相反，制造业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与2004年相比，除粮、棉、油价格比较稳定外，木材、钢筋、水泥、煤炭、以至沙、碎石、砖等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少则一倍，多则两至三倍。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价格每平方米353.28元，2016年1799.02元，上涨4倍以上。2004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16024元，目前，2016年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数据只有分类的，所以只能进行分类比较，2016年全国城镇非私营机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569元，增长了3.2倍；2016年全国私营机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1833元，增长1.7倍。

 

　　三、2003年以来，中国实际走的是一条去制造业的歧途

 

　　2003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颁发以来，中国出现了两种去制造业的情形。

 

　　一种是兼顾型。所谓“兼顾”，就是保留原制造业企业或者以原制造业企业作为发起人设立新的房地产公司或工程建设公司，这种兼顾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企业法人就是为了抱金娃娃才涉足房地产或工程建设项目的，不可能再重视制造业了。这类企业不仅将过去的积累，现在的利润都投向了房地产，而且还把以制造业企业名义贷款的大头转移到了房地产。主要人力、大块资金都投向了别处，制造业企业别说发展，连维持都很难了，有的只剩下个空壳。

 

　　我生活的城市是个位于中部地区只有30万左右人口的小城。2003年以来，这座城市有点规模、有点积蓄的制造业企业，8成以上都进军到房地产或工程建设行业中去了。

 

　　东部地区的情形更为突出。2009年，温州置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个项目，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100%的回报。这对利润不到10%的制造业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09年底，这家公司联合250个中小企业主，以37亿的价格拍得了黄金地段置信广场项目，这250个股东大多数来自眼镜、服装、人造革等行业，而这些股东的背后，还有上千人的集资。这个庞大的中小企业联合体除置信广场外同时还拿了八个项目，买地的费用高达80亿，这80亿大多是从实体经济转移来的。

 

　　另一种是外资收购型。2016年7月5日，郑永年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很多工业企业，“中国的一些龙头已经无声无息地被外国资本收购，各种收购更像‘买断’，因为收购之后不仅没有发展，而是出局了。”为什么要把自己好端端的企业卖给外国资本，除了迷信外资，除了因某些官员炫耀自己的开放搞活的政绩外，从企业的角度思考，恐怕继续经营难度大、成本高、收益低，不如去炒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采访百家实体企业经营情况的综合报道。报道援引了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鑫的话，“开厂不如炒房”，“我们会执着于实业，但炒房赚钱快真的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与房产商比，炒房商不过是条小鱼，炒房商赚的那点钱不过是房产商匀给他们的一点剩饭残羹。

 

　　房产商、炒房商怎么会打击实业、打击制造业的积极性？其实，打击制造业、打击实业的不是房产商，也不是房地产业，而是现行的中国城镇居民基本住宅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是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地价只升不降，房地产企业只赚不赔的预期。这种制度和预期颠覆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崇尚勤劳实干的道德基础，破坏了制造业、实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挫伤了制造业企业的积极性，也挫伤了一切靠勤劳实干立身安家的民众的积极性，使一大批制造业企业的出资人心生旁骛，丢实抱虚，使一大批制造业的匠人师傅因筹购房款所迫，不得不跳槽离开从事多年的制造业技术岗位。今年5月，曾成功处理“天宫二号”冷原子钟气泡的工程师沈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流露，现在最让他忧虑的是工匠梯队的断档和人才流失。许多工程师因为起步阶段收入不高、见效较慢，纷纷跳槽，“后天早上的‘阳光’很美，可大部分人没能熬过明天的‘黑夜’，我很痛心”（新华社上海5月30日电）。

 

　　四，正视中国制造业成本上涨过快的问题，找准中国制造业成本上涨过快的症结，并痛下狠心剔除病根

 

　　在短短的十二年内，中国制造业从“无穷的优势”变成今天的举步维艰，人才流失，制造业成本优势面临丧失殆尽的前景。短短的十二年中，为什么就发生了这样天壤之别的巨大变化呢？这无疑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回答的，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有关方面、有关人士的关注、思考和解答。我认为，首先要正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有些人并没有正视。曹德旺关于制造业成本太高的谈话后，就有人认为这是玻璃行业的行业特点，没有普遍性。更有甚者，还有人漠视中国制造环境恶化的实际，自我陶醉在中国制造业强国的假象中。

 

　　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一个论坛上说：

 

　　“我的一条观察是，较早参与开放和竞争的大多数行业最终都发展壮大得快，竞争力强。开放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是通过市场和竞争机制带来了优化的配置。具体来说，在引进来方面，是通过进口和引进国外企业到国内投资办厂，与国内企业形成竞争。”

 

　　“中国的制造业和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快速发展。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世界工厂，不少领域已在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周行长的这条观察至少有两点背离了中国制造业的基本事实。

 

　　一点是制造业开放的中国还没有成为制造业强国。目前，中国有200多种制造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这些产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牌子贴的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但实际上是国外跨国公司的产品。重庆2016年年产5800万台笔记本电脑，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这5800万台笔记本电脑，真正属于重庆造的、中国大陆造的一台也没有。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比，我国制造业技术还处在极其脆弱的程度；我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的生产制造能力极其薄弱。我国制造业企业需要的发动机，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全部依靠进口，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也依靠进口。今年5月，福布斯评选全球100个最具价值品牌，美国56个，德国11个，法国7个，日本6个，中国仅有华为1个。

 

　　另一点，周行长说“不少领域正在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这是事实，但将它说成是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的成果则违背了基本事实。中国的高铁、核电、航天和特高压这几个行业恰恰是在“引进来”引进不来，不得已自主研究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汽车制造业的开放程度恐怕是全球最大的，开放了30多年后的今天，有一台汽车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了吗？没有，一台也没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周行长发表这条“观察”的前后，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却在高喊“雇美国人，用美国货”的口号，默克尔与马克龙合唱“应对中国，保护欧洲工业”。开放度高，制造能力强的三个巨头都在保护自己的工业，再造自己的工业。面对不断恶化的制造业环境，中国该如何应对？

 

　　2015年，中国制订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工作方案》。近两年，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有关方阶段性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提高小微企业所得税起征点，免征部分项目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求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回归本源，资金脱虚向实。这些措施虽说有些效果，但很细微，对于元气大伤的中国制造业来说，仅靠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伤害中国制造业元气的有两个杀手。一个是中国各地的只认产值，税收，不认资本姓氏的招商引资。很多地方的招商引资都把招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作为自己的政绩，根本不考虑这种招商对于本土制造业带来什么后果，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后果。前面提到的中国的一些龙头企业，就是这样被倒在了外国资本收购的屠刀下的。显然，这是表象，实际上倒在了父母官招商引资的屠刀下。

 

　　伤害中国制造业元气的另一个更大的杀手是地价只升不降，房地产企业只赚不赔的预期，是将城市居民基本住宅地使用权与商业闹市地捆绑在一起拍卖收取高额地租的“机制”。这个“机制”是如何伤害中国制造业的，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已陈述过（《严建华：城市居民住宅建设权，不能全部交给房产商》第三部分），这里不重复了。

 

　　中国制造业能否恢复元气，走出困境，关键在能不能让这两个杀手放下屠刀，改邪归正。

 

　　让第一个杀手放下屠刀不是很难，主要是调整思路。发展本土制造业，不是说不对外开放。但对外开放，拿来主义，是要拿来的。现在的实际是不但没有拿来，反倒把自己“拿”丢了，或者“拿”得只剩下个空壳，这样长期“拿”下去的后果不是可想而知吗？难道招商引资就是想要这种后果吗？

 

　　对于第二个杀手的危害，人们已形成了共识，但要降服它的难度比第一个大得多。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实行了最严厉的调控措施，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因城施策”。所有这些措施，与2003年以来的历次房地产调控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还是在现有的房地产制度，机制内打圈圈。我所在的城市是个没有名气的四线城市，今年上半年，半年内，房价至少上涨20%。大量三、四线城市的今天，正在重演着一、二线城市昨天的房价上涨故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基地，大多布局在三四线城市。去年底以来，大量三四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无异于是在已经遍体鳞伤的制造业企业身上割肉。

 

　　今年5月26日，中国第一轮土地批租拍卖的组织者，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发表了《关于建立房地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黄奇帆谈到的房地产失衡的三个后果，个个都是对制造业的残害。黄奇帆说，实体经济脱实就虚；实体经济有点钱就不再往实体投，都投到房地产；实体经济的职工买不起房，没地方住。可以看出，黄奇帆对房地产给中国制造业所造成的危害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黄奇帆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导致房地产如此无情地摧残中国制造业。他不仅回避了这个问题，还在为无情摧残中国制造业的总根子——把居民基本住宅地与商业闹市地捆绑拍卖收取高额地租的“机制”唱赞歌。

 

　　黄副主任说：“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在拍卖机制下，在一个总体上新供的土地短缺的情况下，老城改造、拆迁循环，这三个机制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房价上升。一定要说这里面哪个人负责，这里只是一种机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开发商埋怨土地价高，老百姓埋怨房价高，官员埋怨投资环境破坏了，所有人都不满意，似乎无法改变它。”

　　“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的“一种机制”，为什么还要死死抱住不放呢？

 

　　五，立足本土，登高望远，把自己的事做好，尽快建立中国居民基本住宅地供给新制度，让房地产回归真正的房地产业，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的“一种机制”，还有人要死死抱住，不愿放弃，并准备长期推行下去。这的确值得人们思考。

 

　　抱着这一“机制”不放的人自然有自己的逻辑。这一“机制”的关键环节是“土地买卖的方式”。黄奇帆副主任说：

 

　　“我们一起到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

　　“几个月学了回来”。

 

　　他这样讲也是有其逻辑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与国际接轨，学习发达国家，学习国外发达城市的经验吗？“土地拍卖机制”、“给20%人买不起房子配置公租房机制”，是香港、伦敦、纽约实行的机制，我们能不学回来呢？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无论革命、改革，还是建设，凡是照搬“洋教条”，没有不酿成苦果的，中国今天的房地产也一样。

 

　　照搬“洋教条”的人，自己往往也并不了解洋教条在其本土的生成环境和效果。比如，黄副主任从香港学回来的这一“机制”，并非香港的发明，而是从伦敦照搬过来的，在意、英、法、美、德、日圈子内，这一“机制”是属于“短”的。“20%人买不起房子配置公租房机制”在伦敦实行了200多年了（住房合作社），仍没有解决伦敦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首相推行涓滴经济学说后，英国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更趋严重。21世纪初，美国布什总统推行“2004美国梦住房计划”，3年后引发了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以2003年8月为起点，至今不过十四年的时间，中国房地产从人人充满期待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个中原因，从思想理论上看，就是一味照搬“洋教条”，而忘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初衷”；忘掉了国家向人民的承诺；忘掉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人不断探索形成的符合本土特点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也轻率地否定了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首份文件，即1998年国务院23号文件的基本精神。中国房地产就是照搬“洋教条”与城市国有土地现行出让方式相结合而生出的一个怪胎。

 

　　正是由于这个怪胎作祟，在短短十四年内，使中国城市的房价，从全球最低一跃为全球之冠——比“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房价收入比）的房价还要高得多。比房价高更为严重的，除了前面谈到的对中国制造业的摧残外，还有两点：其一是漠视城市居民多元选择居住方式的权利，漠视人的自然需求和精神需求，耗费珍贵土地和材料堆砌的房屋，多半是建筑垃圾；其二是暴殄天物，无休止地大拆大建，拆迁恶性循环，加剧了居民与政府、房产商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2016年初，北京市年度拆违计划1500万平方米，上海市闵行区一个区拆违计划1000万平方米，2017年初，上海市年度拆违计划5000万平方米。

 

　　面对这些灾难性后果，相关层面不能再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也不能投鼠忌器，长时间在所谓的“软着陆硬着陆”之间徘徊不前。

 

　　摒弃照搬“洋教条”思维后，只要立足本土，登高远望，博采众长，就会发现，当今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居民基本住宅地供给制度的制度基础和认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中国农村实行了近60年的“一户一宅地”制度，3亿农户9亿农民高度认同这一制度。而且，在这3亿农户中，有1.8亿户属于既事农又事非农的混合型家庭。今天中国的多数农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兼有农村和城市特征的新型村落。鉴于中国农村一户一宅地制度的成功实践，鉴于中国多数农村出现的新特征，鉴于目前中国社会管理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应该尽快建立中国城乡统一而有区别的中国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困难，解决农民工因房价高，买不起房进不了城的困难，让农民工及其子女安心进城，让留守儿童问题成为历史；而且，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城乡居民住宅地功效，打破中国人口流动的城乡界限，使人口的户籍流动与实际流动趋向一致，使人口向承载能力强，宜居程度高的地区与城市有序流动。当然，由于城市土地资源有限，城市居民基本住宅地面积数量不可能像农村那样，而应该依据各个城市的实际而确定。

 

　　中国居民基本住宅地应该实行内外有别的两种具体制度。基本住宅内土地供应按1998年国务院23号文件规定的“保本微利”的原则执行，基本住宅外的土地按市场机制（包括拍卖机制）确定。

 

　　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首先要将居民住宅的建设权还给居民；其次，要充分保障居民基本住宅权益，居民基本住宅可以转让、继承或赠与；再次，要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居民基本住宅地，不能用于入股、抵押以及赌黄毒资金。

 

　　建立新的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不是不发展房地产业，而是让房地产回归真正的房地产业。200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产业，而是靠不断地推高地租并从中攫取利润的食利者寄生体。只有实行新的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才可能为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中国各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基础，中国制造业公平竞争环境才可能得到保障。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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