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者韩三友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发表，是文艺领域以至全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重读之后倍受感动、倍受教益、倍受鼓舞。问题的关键是落实，是用《讲话》精神廓清文艺界的一些混乱认识，真正把文艺创作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由此我想到2016年7月刘润为同志一篇答《求是网》记者问的文章。现在，在《求是网》上已经搜索不到这篇文章，所幸当时我做了下载，现传给你们，请你们考虑可否转载。

一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创作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您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不少人可能认为“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创作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时了，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作品，会变得说教、难看。您怎么看？

答：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艺领域恢复和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的宣言。这和他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治国理政思想是相通的、配套的。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必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生意盎然地展开。

这篇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所谓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说人民既是文艺表现的中心，也是文艺服务的中心，又是文艺评判的中心，或者说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一切由人民主导，一切归结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唯物史观在文艺领域的必然要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一、人民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外延和内涵。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个时候，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如主张抗日的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社会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就不能再归入人民的范围了，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变成最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在今天，情形可能更复杂一点。从社会管理上说，只要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哪怕他每天都在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爱国主义的活动，你毕竟还得承认他是人民;从政治立场上说，上述人等则不可以归入人民的范围。应当说，在社会分化日趋复杂的今天，后者的区分更具本质性的内容。比如说那位“宁可给富人盖厕所，也不给穷人盖房子”的房地产商，在法律层面还是属于人民的，非但属于人民，而且还是共产党员，尽管是受了处分的共产党员，但是从政治立场上说，他与广大劳动者是冰炭不相容的。文艺家在看待人民这一概念时，我认为应当侧重于政治立场的区分。

二、在人民内部，既然是划分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那么就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应当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战士为主，也就是以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为主。我们的文艺既然称为人民文艺，主要的应当是表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服务、接受他们的评判的。如果有一位文艺家站出来说，我就是要为人民中的少数人服务，要为那位房地产商那样的人民服务，那么我们就基本可以判定：他大概根本就不是为人民服务。

三、为人民服务，说到底，就是要从文艺的一翼，在人民中培养全面自由的个性。传达人民的感觉、愿望和激情是服务，提高人民的感觉、愿望和激情也是服务。文艺家要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既适应群众又提高群众。如果只知道做群众的尾巴，就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至少是不称职的服务。

说在市场条件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已经过时，是没有依据的。我猜说这话的人是对人民没有感情的人，十有八九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循无限扩张的资本逻辑，必须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也就是要以金钱为中心。按照这种逻辑和原则发展下去，文艺就会丧失一切高尚、庄严的内容，而成为资本的婢女或市场的仆役，就会低级趣味遍地流、胡编乱造满天飞。

文艺家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定语，即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

什么叫社会主义？就是不允许资本乱来，不允许资本统治一切，不允许资本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对于文艺领域来说，就是不允许资本“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

你们应当注意到，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党一贯强调艺术生产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无论怎么发展市场，我们还是搞社会主义的。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社会主义这杆红旗不倒，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不会过时。

不过，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及其他错误思潮的工夫也没有白费。在文艺领域的一些环节、一些方面，人民的中心位置已经丧失，甚至被严重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文艺成了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东西。某些文艺组织则成了以利益为纽带的“联邦”或“邦联”。至于评价尺度，则言必称收视率、言必称市场份额、言必称国际标准。人民群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是一些所谓文艺家从来都不大理会的。这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要下决心纠正这种偏向、扭转这种局面，把本来属于人民的还给人民。

当然，如果你们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有过时的一天。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和敌人是一种成对的规定，互以对方为其存在的前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人民这一概念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当下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就是“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非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人民的审美需要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变性。他们既需要花前月下、小桥流水的心灵抚慰，也需要怒发冲冠、挑灯看剑的豪荡感激。紧张的劳作战斗之后，他们可能要轻声哼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抗洪抗震抢险救灾中，他们可能要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正是因为尊重人民丰富的审美需要，我们党在文艺布局上才提出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实现形式，所以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作品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主干。没有这个主干，不但人民的文化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也会得而复失。但是只有树干不行，还必须配以枝杈、绿叶、鲜花之类，这就是多样化的作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主旋律创作画等号，就等于只要树干不要枝叶、花朵。你们想一想，那是一种多么愚蠢的行为！共产党人能那样干么？

所以我说，把以人民为中心等同于主旋律的人，不是脑子糊涂，就是不怀好意。除此二者之外，恐怕没有别的解释。

认为凡主旋律创作都要导致说教、不好看，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文艺总是要传达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有的明显一些，有的隐晦一些；有的厚重一些，有的稀薄一些；有的直接一些，有的曲折一些。上世纪90年代我就说过，不包含任何思想观念的所谓纯文学，只有鬼才能见到。

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你们就可以发现，无论包含哪种意识形态的文艺，都有说教式的作品。

比如孟郊的《烈女操》：“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作者是著名诗人，这首诗又是被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至少清人蘅塘退士认为它是5万多首唐诗中的上乘之作。可是这首诗除了一些浅显的比兴之外，有多少艺术性可言呢？简直就是封建伦理的直白说教，字里行间散发着反生命的陈腐气味。

维克多·雨果是19世纪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可是他也有说教式的作品，如《悲惨世界》。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就是一个经不住推敲的形象。他的所言所行，严重背离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只木偶，由作家随意牵来牵去，以完成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演绎。

奇怪的是，我们的一些论者似乎从来不去指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主旋律文艺家，而专门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作品中吹毛求疵。这显然是有欠公平的。

记得自上世纪80年代起，文艺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只有摆脱政治束缚，即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事实上，自那时起，确有不少作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的则公开站到反社会主义的一边，但是他们创作出了真正的艺术吗？一个没有。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说：难道莫言的作品不是真正的艺术吗？不然怎么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呢？事实上，莫言获奖并不是因为他有艺术，反而恰恰是因为那种鲜明、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你们看看他的小说，再看看西方给他的那个颁奖词，就可以知道他恶心中国共产党、恶心社会主义、恶心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何等地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诺贝尔文学奖是唯艺术标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只不过他们的政治是国际资本的政治，我们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

我们从不讳言社会主义主旋律创作中的说教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主客观两种原因造成的。从客观上说，是因为一个时期内，我们在文艺领导上存在“左”的错误倾向，如过多强调党性而相对忽视个性，过多强调社会责任而相对忽视创作自由，过多强调政治标准而相对忽视艺术标准，如此等等。从主观上说，则是因为一些文艺家所要表现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转化为自己的情感形式，没有获得有血有肉的生活体验的支撑。于是，抽象、空洞、生硬也就在所难免。

比如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本来是要表现爱国主义的，然而男主人公的那种爱国主义精神却非常不近人情。他的恋人越狱根本不是出于叛国的动机，但是男主人公却偏要把她打成叛国者，以显示自己对祖国的忠贞。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教条爱国主义、盲动教条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说教，有谁会买账呢？

相反，凡是获得充实的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的主旋律创作，都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品。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贺敬之的《回延安》，还有热播的电视剧《海棠依旧》等等，你能说这些作品是说教的吗？能说这些作品老百姓不喜欢吗？

总之，说教之过，在于没有贯彻好党的文艺政策，在于文艺家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主旋律或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干系。把“说教”、“难看”之类归罪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纯洁艺术，而是要用损害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者，绝不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理而原谅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我们不仅要在意识形态上超越资本主义，也要在艺术上超越资本主义。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二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对于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您是怎么理解中国精神的？我们现在的文艺作品该如何发掘中国精神的内涵？

答：要理解中国精神，首先要把握传统中国精神。而要把握传统中国精神，就要抓住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主流。这个传统哲学观念是纲，纲举自然目张。

你们都知道，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维不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在西方，占据主流位置的是形而上学。在看待人世间的各种关系时，这种哲学表现为一种抽象主体原则，也就是孤立地、片面地、对立地看待主体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因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立足于对他者的占有和征服。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的话来说，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第1版）

而中国传统哲学却正好相反，占据主流位置的是朴素的辩证思维。应用到社会层面，这种哲学表现为一种辩证主体原则，也就是联系地、整体地、平等地看待人世间的各种关系。最具经典性的概括就是宋人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意思是说，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这种观念体现到社会制度追求上，就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体现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就是“尽忠报国” （《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岳飞》）；体现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体现到君与民的关系上，就是“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体现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体现到国与国的关系上，就是“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体现到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就是“自强不息”(《易·象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下》)。当然，传统中国精神像大海一样深邃而广博，远不止如上所述，但是上述几条是精髓，抓住这些，也就掌握了传统中国精神的基本方面。

必须肯定，这些传统中国精神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规范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赵威后、李世民这些人受到民本思想的影响，便成了比较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因为在道义上有了“天下为公”的主张，受剥夺的先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称剥夺者为“硕鼠”，公开表达“适彼乐土”的社会向往。而屈原、颜杲卿、岳飞、文天祥等，则是忠实实践“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精神的仁人志士。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传统中国精神在古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实现的。这些精神实现质的飞跃，焕发新的活力，形成社会的普遍实践，是中国有了工人阶级、有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事。

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天下为公”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使空想变成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

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尽忠”对象由以君王为主彻底转移到人民一边，从而赋予爱国主义以全新的内涵。

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创造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坚实经济基础，从而使公平、正义、友爱成为一种全社会的普遍行为。

是中国共产党人，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升到人民民主的高度，从而用人民公仆替代了过去的“父母官”。

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融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全国范围的生态文明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协和万邦”的外交主张发展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从而赋予它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崭新内容。

是中国共产党人，将“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精神投入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从而在价值取向上提升到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解放的高度。“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为共产主义而慷慨赴死的崭新境界，是古代仁人志士所不曾有过的。

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人是传统中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优秀发扬者和成功实践者。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传统中国精神很可能在进入近代以后渐渐归于消亡，更不可能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有了以上简略回顾，你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转化的中国精神，即红色中国精神的概括。对于这个价值观，我也听到过一些议论。有人说，它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不对的。当然，从字面上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里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与西方普世价值完全不同的内涵。比如说“民主”，西方的民主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又如“法治”，西方的“法治”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下实行的“法治”，我们的“法治”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下实行的法治。用西方语言学的概念说，这叫能指相似、所指不同；用中国话说，叫作“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怎么可以因字面相似而混为一谈呢？

毫无疑问，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其实质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但是他为什么用“中国精神”而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据我理解，应当有三个方面的用意：

一是提醒文艺家们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有点文化的历史感。正如他在《讲话》中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如果只知道今天不知道昨天，只见江流不溯其源，只掌握核心价值观而缺少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理解不深、把握不牢、弘扬不好的。鲁迅的那些革命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杂文，为什么会那么深沉厚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太厚、陶冶太深。

二是出于对创作规律的尊重。比如苏武、张骞、包拯、林则徐等，都是传统中国精神的载体。我们在今天描写他们，自然应当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去审视他们的精神价值，但是在表现这些历史人物时，还是要还原他们的传统中国精神，而不能让他们变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象征。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代题材的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作品的灵魂，传统中国精神是主人公的灵魂。很明显，提“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有利于文艺家在传统中国精神与红色中国精神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溯洄溯游，实现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三是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你既然是一位中国文艺家，自然应当在广泛借鉴世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着眼于反映中国人的生活、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现中国人的精神。这本来是常识范围的问题，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不少文艺家却在“反传统”的旗帜下，醉心于文艺的全盘西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批评的：他们“‘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长此以往，在中国文艺的殿堂中，哪里还有人民的位置？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就是在告诫我们的文艺家：“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一句话，我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文艺家。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修养，能够将传统中国精神融入自己的血脉，将传统中国精神的现代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为支配思想和行动的灵魂，那么无论你是怎样的艺术个性，选取怎样的题材，创作怎样的作品，其间浸透的都是中国精神。恰如鲁迅的名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第3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三

问：总书记最后还提到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近年来，针对文化领域，特别是文艺市场出现的一些乱象，国家相关部门加大了管理力度，例如对于人民群众诟病较多的“抗战神剧”和千篇一律的娱乐节目进行了规范，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管理会抹杀文艺创新的积极性，甚至阻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您怎么看待加强管理和创作自由二者之间的关系?管理部门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答：凡文艺都有领导。美国文艺是大财团领导，中国文艺是共产党领导；大财团领导文艺是为了资本扩张，共产党领导文艺是为了人民福祉。我们党领导文艺，我看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要当好服务员，即尊重文艺创作规律，为文艺家多出精品创造有利的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尊重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保障丰富而健康的艺术品的供应。而要当好服务员，就必须当好管理员。当不好管理员，就当不好服务员。管理缺位，让假冒伪劣泛滥，能不伤害严肃文艺家的积极性吗?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精神食粮的安全吗？

习近平同志严正指出：“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近年来对一些低俗文艺作品和娱乐节目进行整顿，是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应有之义，广大读者和观众是支持的，但我以为这种整顿的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

一些攻击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华民族的作家作品，还没受到应有的批评；一些无良艺人进行黑社会式的文化操作，还没受到应有的惩处；一些嘲笑穷人、阿谀富贵的作品和节目，还没得到应有的整顿；一些唯洋是尊、唯洋是趋的文艺倾向，还没得到应有的遏制。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而且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一位法国朋友曾对我说过：像屈原、毛泽东、雷锋这些人物，连我们法国人都很尊重，你们中国作家怎么可以随意糟蹋呢？这时，他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是鄙夷和不屑。

管一管这些东西，非但不为妨害创作自由，反而是为创作自由提供保障。违规球员被罚出场，叫妨害踢球的自由么？清除杂草，叫妨害庄稼生长的自由么？治理PM2.5，叫妨害人们呼吸的自由么？这是多么明白的道理！

一些无良作家和艺人把这盆清水搅浑，目的在于摆脱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从而得以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情欲、物欲和自我表现欲。要知道，摆脱一切约束的状态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的自专。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部门和领导有一种媚俗的倾向。他们不怕得罪老百姓，而怕得罪文人；他们可以不听老百姓的呼声，而特别在意文人的吵闹。为什么？老百姓没话语权啊，文人有话语权啊，他们怕沾左的包啊，他们要塑造开明形象啊！这样长久下去，怎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方面公开表明立场。没有这个东西，无论对《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搞得多么热闹，也毕竟属于虚与周旋一类。

2016年7月26日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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