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在3月3日和3月4日连发两个视频谈他到何祚庥院士家拜访的情况，他透露了他和何祚庥院士之间的一些交流细节，其中涉及到两个与莫言相关的话题。一个是关于莫言直到15岁还没裤子穿的事，另一个是何祚庥透露他早年参加土改时，新政权如何定性和量化剥削的。先一个话题属于何祚庥意图帮莫言作证，是专门谈到的。后一个话题是因为何祚庥想向王小东表现他研究剩余价值的心路历程，顺带着说出了对剥削方面的见解。这个话题是他不经意间证明了莫言对土地革命的诋毁是实锤的，这个结果估计是何祚庥本人也始料未及。何祚庥是如何证明的？下面我就对此分别具体解析一下这两件事。“我跟张洪林博士啊，去何祚庥院士家，拜访他的一些事儿啊，他给我们讲了一些事儿，这一次呢，肯定是要讲到这个关于剩余价值论的问题，因为何祚庥院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呢，能够适应现在的这个时代。何老和我说了，1948年的时候，党组织安排他去河北沧州接受培训，他说这个沧州是共产党的解放区，北平是国统区。当时他们的负责人是荣高棠，那么那时候呢就是搞土改。何老说，搞土改呢，就是怎么划成分，判定是地主啊还是富农，它不是根据田地多少划，不是根据地多地少划，它不科学。是根据什么划呢？要计算他的剥削量，是根据剥削量来划的。那么怎么计算这个剥削量呢？它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来计算剥削量。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我对党史不是很熟悉，何老给我上了一课，长知识了。啊，当然啦。何老这番话的话，可能又会激怒右边说土改多么血腥的那些人。哪有那么多科学计算，什么剥削量？你不胡扯嘛！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何老不像是能够撒谎的人，你们说到那一面可能是有的，但何老师说的这一面确实也是存在的事实。说土改好的也是疾风暴雨式的啊，说土改坏的也是疾风暴雨式的啊，谁还能想到当时共产党办的这个培训班啊，还搞这么细，这么学术的这么一套。而且这个剩余价值量吧，它不仅有你剥削别人的剩余价值量，还有你被别人剥削的这个剩余价值量，相互之间吧，是可以对冲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你家剥削了别人，但如果你家比如说有进城打工的。那个时候地主家里的人也有进城打工了啊，那就属于被剥削了是吧？那么这个被剥削的这个剩余价值量是可以正负对冲的。我在上一个视频讲过了，何老家是大户人家，扬州何园就是何老家造的。何老家的地被大汉奸殷汝耕给抢了，虽然被抢了地，其实何老家还有点儿地，只是不多了。但是呢，地租就从来就没收上来过，大家都看他们家落魄了，地租也就不交了。因为没收上来过，按剩余价值理论计算，他们家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没剥削别人啊，反正连地租都没收上来，所以他们家没有被划成高成分。我当时确实也没想到，就是土改一方面有那样的疾风暴雨的一面啊，一方面还有这么细致的一面，我是没有想到的。那么这个东西肯定在各地的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视频底下评论就有啊，有人质疑说：‘哪有这么多计算的？你们家地多，一人均地多，就给你划地主富农了。’但是呢，应该说，当时党的政策还真不是这样。按党的政策，确实是像何老说的这样的去划这个地主富农的。因为给何老他们办培训班，目的就是培训他们准备土改的，这是党的政策。”
话说到这里，意味着王小东从何祚庥嘴里透露出的信息十分重要！因为这个信息对于定论莫言对土地革命性质的定性，是属于恶意诽谤，还是实事求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看过张旭东和莫言共著的《我们时代的写作》一书的网友应该还记得，莫言在回答张旭东询问时直言：“我从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看过莫言《生死疲劳》和《灵药》的网友都清楚，莫言笔下的土改干部不是比日本鬼子还凶恶的恶魔，就是睡了地主家闺女的淫棍！土改工作队滥杀无辜，死在他们枪下的没有一个是恶霸地主，这些冤死鬼包括《丰乳肥臀》中的棺材铺掌柜黄天福、卖炉包的赵六、开油坊的许宝、香油店掌柜金独xx子等小工商业者，另外还有私塾先生秦二，还要枪毙别动队头子司马库的两个小女孩！《灵药》中的马魁三的老婆和栾风山的哑巴老婆。他们被宣判死刑，当场枪毙、立即执行。再比如《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是一个朴实善良，靠勤劳致富，以德服人的地主，他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他经常修桥补路、接济村民。可是这样的人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律一刀切。结果村民们非但不感激他，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把他抄家，并且无故枪杀了他。到了阴间，他放不下前世恩怨，日夜鸣冤叫屈，拒绝投胎转世。阎王见他执迷旧恨，便罚他堕入畜生道，历经六世轮回之苦。
“土地改革的问题，现在我也很难判断到底有没有必要，但是根据我的家族里面的人讲，是没有必要的。你们都知道，《丰乳肥臀》里面不是写过一个‘张生’吗？实际上就是康生。过去我们山东地区的电影里描写过还乡团，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像潍坊北部地区，我们县北边，一天晚上杀了两千二百多个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为什么呢？因为土改中执行了极左政策。当时康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抹血政策’。有些村子里有恶霸地主，但是大部分的地主是靠劳动致富，勤俭起家的，没有苦主，没有冤头债主，而且跟乡邻保持了亲密的、受尊敬的关系。土改的时候，白天分地主家的浮财，你的牛分给张三家，驴分给李四家，所有的家具、八仙桌分给谁家，到了晚上，分了东西的老贫农又把东西给送回去了，一见面就说，大爷，对不起，没办法，白天我也不敢不要。后来每个村里‘拔高草’，标准不一样的，像山东的贫困地区的村子里，你有十亩地，在这个村子里，你就是地主。另外的一个普遍富裕的地区，贫农可能也有十亩地，并不均衡。不是全国一个标准，而是根据每个村庄的标准。普遍贫穷，哪怕你比别人过得好。”在莫言的口中，还乡团一天晚上杀了两千二百多个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是因为这些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在土改中执行了极左政策。莫言的这些话靠谱吗？根本就不靠谱！当时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提出：划分阶级标准的原则是，“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而何祚庥所说的：“搞土改就是怎么划成分，判定是地主啊还是富农，它不是根据田地多少划，不是根据地多地少划，它不科学。是根据什么划呢？要计算他的剥削量，是根据剥削量来划的。怎么计算这个剥削量呢？它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来计算剥削量。……它不仅有你剥削别人的剩余价值量，还有你被别人剥削的这个剩余价值量，相互之间是可以对冲的。比如你家剥削了别人，但假如你家有进城打工的，就属于被剥削了，那么这个被剥削的这个剩余价值量是可以正负对冲的。”这番话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所实行的政策是通情达理，有分有寸的。1947年，毛泽东同志在杨家沟，看到群众在批斗并殴打地主。于是立即派人阻止，并指示说：“土地改革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本人。对地主、土豪，我们的政策是分给他们一份土地，要他们去挖地，去生产。”亲身经历了此事的杨家沟群众，至今流传着毛主席当时说过的一段话：“我们是要地主交出钱来，不交钱也不要打，要通过教育启发他们。”然按莫言的说法，土改被枪毙的地主都是冤死鬼，他们个个都是善良的，其实哪有那回事？广大的贫苦农民为什么恨地主阶级？难道他们和善良有仇？难道他们不辨是非善恶？非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摆在这里，那就是，如果大多数地主都是好的，农民就不会提着脑袋干革命了。太平天国就搞过一次《天朝田亩制度》，它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又主张一次平均地权，然后共产党又来一次土地改革。每隔一段时间农民就会被逼着起义，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大多数地主确实都是坏的。有网友说得一针见血：“我们反对剥削阶级，并不是因为剥削阶级中某个人的人品不好，南美的毒枭有时候也做善事呢，也为家乡修桥铺路呢，但能够认为满手血腥恶贯满盈的他们是‘大善人’吗？中国的地主，大约也是这么个情况，所谓对佣人好，对仆人大方，对长工客气，把下人当“家人”，其实这只是上层阶级偶然施舍的“慈善”而已。强者对弱者，本来就不需要穷凶极恶，因为他知道，你依附于他，意味着你不敢反抗他，不敢违背他的意志。但是如果你真的反抗他，违背他的意志，那你的下场是很惨的。诸位可以翻一翻近代史料，看看当年有多少农民被地主打死、逼死、折磨致死。这位网友说的话，确实靠谱，不信可以翻看一下相关史料。黄世仁、周扒皮这些人有没有原型？坦白的来讲确实有，比如黄世仁，这一经典形象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陈强所扮演，据说在演出的时候，有些战士看到他出现以后，联想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饱受地主的欺压，恨意难平，当场就把枪上膛，瞄准陈强就要开枪。这种险象环生的情况出现过多次，以至于部队后来不得不下令，部队在看歌剧白毛女的时候，禁止携带武器，陈强在维也纳演出《白毛女》中黄世仁的时候，曾有外国观众拒绝为他献花，为了这个角色演出，陈强没少受苦。
以现今意识形态被洗脑的状况来看，大多数人都被文学家的春秋笔法给搞糊涂了。在许多人的意识里，地主阶级简直就是靠勤劳致富的好人群体了。应该承认，地主阶级中确实有好的，有个别心地善良的，但是比例绝没有莫言所讲的那么夸张。确实有的个别好地主和长工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干活，管理田地兢兢业业，吃的不是很好，穿的也不太好，出门也不坐轿子。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个富农或长工呢！甚至一些地主会在长工家庭有难的时候，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求回报。然而这种人只占极少数。莫言口中所谓“大部分的地主是靠劳动致富，勤俭起家的，没有苦主，没有冤头债主，而且跟乡邻保持了亲密的、受尊敬的关系。”根本就是连篇的谎言！良心好的地主，也同样是靠寄生生活，没有完全不靠剥削的。虽然有个别地主也不辍劳作，但仅凭其个人之力也难以挣下万贯家财。据抖音里一位过去在地主家扛过活老者的现身说法，土改时，他收藏了地主两个斗，一个是满洲国的官斗，一个是地主家的私斗。满洲国所制定标准的官斗是正方体的，底口上下宽窄一致，上面刻有官方标志和官方定衡印鉴。地主老财的私斗是梯形体的，底窄口宽，没有任何标志。同是一斗米，地主老财的斗比官斗的容积要大许多。收租时，地主老财就是用私斗收。借粮时，地主用官斗量。大斗进，小斗出，这就是地主剥削穷人的秘密。
这还是好一点的地主，恶霸地主一般都是实行借一斗还三斗。陈昌国回忆记录所载解放前民谣是这样吟唱的：“借一斗，还三斗，年年都没有。吃点洋芋和姜豆，哎海哟，盐巴都没有。”一位老人控诉地主老财时，说他们奸诈，贪婪，乡里乡亲的灾荒年找地主借粮食，都是小斗出大斗进，跟城里当铺的九出十三归一样吃人，还不起的就拿家里的地抵债，没有地的，甚至把人家的闺女抓去。
土地革命确实是暴风骤雨，然而这种急风暴雨，是觉悟了的贫苦农民和恶霸地主、日据时期留下的汉奸余孽、反攻倒算的还乡团，还有与恶霸地主有勾连的土匪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解放战争期间，一位叫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来到华北解放区采访。抗战期间，他就曾作为合众社、国际社和《时代》杂志驻中国记者深入中国，因此对国共双方都有深刻了解。他在进入解放区之后，坐马车到处采访。行进途中，他听车把式大爷还有护送他采访的干部讲柿子沟村斗地主的故事，杰克所收集的这部分资料很有史料价值，对今天的舆论场也很有启迪作用。护送杰克的土改干部所讲的事情是：既是地主，又是汉奸的穆世安，在我党我军来了之后，自然要被人民清算。护送干部说：“那个汉奸的事我记得最清楚，四百多人控诉了他。全区有二万人参加了清算他的大会。很多小脚女人不能来开会，于是人们押着汉奸先游村，让大伙儿都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参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个村子时，我跑在头里，汉奸刚刚过了头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钢叉、锄头、长矛、棍棒朝他涌来。一个手拿剪刀的妇女高喊：‘我恨不得吃这汉奸的肉!’干部们一看群众的来势，知道没等到这汉奸到达会场准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规定大伙儿可以打他，但不许把他打死。他被押着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愤怒控诉。老乡们遵照干部的规定，不动家伙，但还是把他揍得半死。 有的人拿着菜刀要求道， ‘让我割他身上四两肉吧!’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拦阻了他们。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衬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我们把他挨村游街示众后，在一处松林旁举行控诉大会。附近的墙上画着他的罪恶历史。一棵棵树上贴着纸，纸上写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狗日的吧！’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狗日的!’人们开始往台上跑。这时， 大会主席站起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说： ‘要揍也得分批来，得有个秩序才行。’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1’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干部说：“三花打过后， 又有一些人跑上台来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装死， 大会开了三、 四小时， 只有四十人轮得到打穆世安。这时主席叫停一停， 向大家说： ‘谁受过这汉奸害的站起来？！’五百人站了起来。这时要维持秩序很难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往台上挤。干部们没办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枪毙了。他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用席子裹着。群众知道了，从他家里把尸体抢出来，揭开席子，继续用棍子打他。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最后， 人们把他的脑袋揪了下来， 一连几天有很多人来看。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从前当司令好不威风，许多人要来见你。现在你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你。”对于群众处理穆世安，护送干部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他一边舌头发出啧声，一边说：“真残酷啊！”护送干部的话让赶马车的车把式大爷不爱听了，大爷说 ：“残酷？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你也不说当时老百姓生活的那是个什么世道？”
这位车把式大爷说的非常在理，那些给地主阶级唱赞歌、挽歌，宣扬地主阶级乡贤、家风的“专家学者”，还有不许批评这些过往，而还要警告小心点说话的胡锡进式所谓“官方代表”，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大量的事实证明莫言作品对土地革命的描述，是符合颁奖词所言的，可见莫言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充满一种深恶痛绝的诋毁情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虽然在初期出现过一些过火现象，但是党中央发现问题后进行了及时纠正。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提出，禁止乱打乱杀，强调“必须坚持不多杀，不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对“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须经人民法庭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批准枪决公布。”综上所述，再加上何祚庥院士用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现身说法，便已经证明了一个铁打的事实，那就是莫言确实如他所讲的那样，他是在用小说反党。他的反党行为，是通过言过其实的连篇谎言，抹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来完成的。何祚庥的证明是客观的，为什么说是客观的呢？因为何祚庥院士自己本人也没想到会有这个歪打正着的效果，他本身是想替莫言开脱的。有道是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何祚庥和王小东他们俩内心是十分渴望替莫言洗白的，因为他们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而却也在互相吹捧中，不经意间出卖了莫言。“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事儿，就是有人状告莫言啊，叫做说真话的毛星火啊。毛星火其中抓住莫言的有一条呢，就莫言说的那个时代啊，穿不上裤子。关于莫言是不是在15岁还没有裤子穿这事儿，何老在这方面呢，他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何老他转了一个人的帖子，这个帖子里边讲了，就是彭总啊，见过穿不上裤子这个情况，皮定均将军也见过这个情况，韩先楚将军也见过这情况。当时将军们非常生气，地方官还想糊弄他们，说我们这地方的习惯呢，就是女的她不穿裤子，它是地方习俗。彭总啊，还有那几位将军都是破口大骂；“你们家的女人怎么穿着裤子呢？”反正何祚庥老先生他就是提供一点佐证，他没说自己的观点。”王小东说到这里，已经明显可见，何祚庥是在为莫言十五岁还光腚的谎言做辩护。问题是，莫言十五岁当然有裤子穿，他家是当地上等户，父亲是大队会计，如果连他家都没裤子穿，可能吗？莫言十岁和姐姐照的相可以作证，当时莫言不仅白胖白胖的，而且穿的比一般人家的孩子都要好。
今日头条有一个叫利洋的老先生作证说：“我比莫言小一岁，离莫言家不远，我们生产队种棉花，分了棉花用它纺线织布，家家有纺线车，穿衣服不成问题，穿补丁衣服那是有的，我新衣服不爱穿，爱穿旧的。”
客观上讲，当时个别边老贫穷地区是有穷得穿不上裤子的现象，但这不能代表当时的人都穷成那样。根据资料记载，当时大多数国人的生活状况和莫言家的生活状态上下是差不了多少的。莫言大哥管谟贤已经证明，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也没有受到冻饿之苦，莫言怎么就老大不小了，还在光腚上学呢？他有这癖好吗？可见莫言大哥的回忆和莫言迥然不同。 莫言的老爹和他哥哥也不认同他作品里的描写。他哥哥甚至训斥他道：“你不要再胡编乱造了好不好”!从中可以看出，被莫粉标榜为说真话的莫言说的话有多么假，就连了解真相的父亲和哥哥都不认同他。当时人口多劳力少和老弱病残的家庭自然生活水平随不上大溜，但也不能以局部来映射整体，否则就是恶意诽谤了。我看到一篇报道，报道内容颇有点贬损前三十年的意味，报道内容如下：阳山水蜜桃主产区“桃源村”53岁的村民荣建新，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他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农村实行的还是“大集体”，每家每户共同参与劳动，按劳分配，夫妻两人在地里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拿到手的“分红”也就两三百元。“我奶奶是做老师的，当时的月工资大概也仅仅是30多元。”按村民荣建新的说法，前三十年，农民的分红也就两三百元。他话里的意思是，辛苦忙了一年，挣的钱非常少，还不够塞牙缝的。
然而有专家计算过算过：1978年的1元，相当于现在的1447元；1988年的1元，相当于现在的166元；1998年的1元，相当于现在的16元；2008年的1元，相当于现在的3.5元。这就意味着，经过40多年，人民币贬值了1400多倍，平均每年的贬值幅度接近20%。将当前的人民币值和1978年时的人民币值换算一下，村民荣建新改开前的一年300元分红，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三万四千一百元，夫妻每人一年分别挣二十一万七千零五十元。他奶奶当老师，每月工资30元，相当于现在的四万三千四百一十元。够给人惊掉下巴的了吧？但荣建新还觉得少得可怜，问题是，要多少是多呀？在当今中国，年收入二十万，通常被视为中高收入水平。这一收入水平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收入，相当于中产阶级。只是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如北上广深，这可能只算是中等偏下水平，但在三线或四线城市，则可被视为较高的收入水平。所以我们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拍一拍良心想一想，老一辈领导人确实没有亏待人民，我们为什么还要贬损那个时代呢？我曾看到过一篇由一个叫“90后旅行”的网友在2020年2月7 日所发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底层，生活着一群最贫困的人，他们以一年吃两次肉为自豪！》“在中国虽然现在很多省份，生活比较富足，大家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在我们国家，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小朋友过着穿不上衣服、吃不饱饭的生活。别不相信，这些人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每当我们觉得不幸福的时候，来看看这些地方的生活吧。那么，中国最穷的县都有哪些地方呢？跟随小编来看看吧。第一：张家口康保县，这里所有的农民，人民人均收入一年没有超过4000块钱的。这里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当地的医疗条件特别的差，而且基本的生活设施也没有，老百姓很多住的是土房子，是中国十大贫困地区之一。
在这个凉山区美姑县，生活着一群很苦的村民，他们的生活有多苦呢，可能都生活苦到你不敢想象。在当地以土豆为主，老百姓如果吃到一口米饭，一年内能吃到两次肉这样的情况，都会觉得犹如在过年。而且，之前当地一直是奴隶社会的生存制度，当地主要以种田为生。
到了这里，会看到一些小孩子那种渴望的眼神。而且在这样的家庭，不敢生病的，有很多的村民，如果一旦生病，孩子就没办法上学，所以在当地有很多在外面玩的小孩，他们穿着脏脏的衣服在泥地上爬滚着，他们并非不想上学，而是生活条件不允许。”其实这位网友的文章一共列举了四个极其贫困的老少边穷县，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到了当今时代，依然会在边远穷山恶水地区，存在着极其贫困现象。如果我们像莫言和何祚庥一样，以局部来代替整体的视角来片面的解析当今时代，是不是就会产生改革开放已经失败了的结论呢？因此说，做人一定要厚道，不能存坏心眼子。否则，这种人不仅会有陷害身边人的阴险，也有陷害一个时代的危害。莫言成名后，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在诉说其童年的不幸。饥寒交迫、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仿佛就是其童年画像！然而，莫言从童年到青少年到成年后的照片，并未看出莫言被饿得皮包骨，反而胖乎乎的，憨态可掬。莫言为什么“突然发胖”了？！莫言如此“卖惨”意欲何为？莫言最大的功力不只是假话真说，他颠倒黑白的本领更在其假话真说之上。莫言在《我的老师》中说，他老家早在1958年就划入国营胶河农场了，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村里的小孩和城里人一样上学读书。国营农场干部职工待遇不低，莫言的爸爸还是分场会计，在1982年退休。他四叔是生产队队长，二叔是棉花加工厂会计。这家境不是平常人家可比的，当时农业工人家庭没有吃不饱的，由于农场主要是种麦，所以农工家庭连细粮都不缺，而莫言他却说在上学时饿得吃煤块，难道农场也吃不饱？事实旁证了，只有白眼狼才喂不饱。话说回来，何祚庥替莫言所作的“证明”，效果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反证了莫言在撒谎。何祚庥作为院士，他的长处在于他的专业。专业以外的事情，何院士未必能掌控得了。虽然他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政治方面的见解和“高论”，但在我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我曾经发布过七篇驳斥何祚庥院士谬论的文章，网上隔空喊话何祚庥，意图让他出来辩解，结果何院士躲了起来。也许是机缘巧合吧？一位网友把我拉进一个何院士所在的群里，有幸与何祚庥院士短兵相接的直接辩论，结果何院士拒绝回答一切质疑，而且还用顾左右而言他来缓解他的尴尬状况，最终弃群逃之夭夭了。尽管群主又拉他五次，他又进群五次，但都呆不过五分钟就溜了，原因是，他因为惧怕质疑，只好三缄其口，走为上计。我在前天把与何老院士的对话以文章的形式发到网上，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发布出来，可能是管理平台顾及何老院士的面子吧？问题是，如果对话一旦发布出来，将是爆炸性的，它意味着何祚庥院士的人设将要崩塌。话说回来，我揭露莫言的目的，是不想让莫言的价值取向引领当今社会，如果我失败了，则意味着社会风气的墮落不可避免。莫言诋毁土地革命，抹黑人民子弟兵。不仅如此，莫言为了写书挣钱，还把他“母亲”和“姐姐妹妹”的隐私都倾囊倒出。他的这种行为，也是当代的一种社会风气的映射，许多人为了钱，尽干些下三滥的事，而且已经见怪不怪，麻木不仁，邪事慢慢的演化成了“正事”，所以胡锡进才不竭余力的呼吁开放夜总会经济。
（作者系昆仑策网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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