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小坏小怪遭人厌恨，大坏大怪被人敬仰。”

一个莫粉在书评中写到：

“小说的主人公西门闹原来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地主，土地改革中全部家当被分光，还被五花大绑到桥头枪毙。他在阎王殿喊冤，阎王判他还生，结果投胎变成一头驴。西门闹变成一头驴却是好样的，雄健异常，但它却也不得不死于非命。西门闹所有投胎成为的动物都勇猛雄壮，这摆脱了他作为一个地主的历史颓败命运，在动物性的存在中他复活了。这个动物的存在，这个动物的视角，使莫言的叙述具有无比的自由和洒脱，它可以在纯粹生物学和物种学的层面上来审视人类的存在。这个审视角度是如此残酷和严厉，人类的存在居然经不住动物的评判。尽管说，人们可能会对莫言书写乡土中国的历史玩着花样有所非议，农民式的狡猾使莫言避重就轻，没有对血淋淋的历史进行血淋淋的揭示，没有撕开历史的心脏，而是在外表，与历史逗乐取笑。”

“鲁迅说，我们总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种时代中循环。而之所以循环是因为上千年来，我们的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一直都是专制，一个君主取代另一个君主。新主子取代旧主子后，还是承袭旧制，沿用老规矩，唱老调子，新的主子决不肯废掉奴隶制度的，奉行的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规则。而民众依旧还是奴隶的命运，永远臣服于君主，饱受剥削、压迫和奴役，顺从、服从。而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我们看到了西门闹原本是一个勤劳朴实、心地善良的地主，但这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律一刀切，于是在土改中他的全部家当被瓜分，甚至被黄瞳绑到桥头枪毙。……从而我们发现西门闹的故事其实有点荒诞，为什么荒诞，无非是时代的荒诞，西门闹其实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再比如，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描写土改“大人物”，写作手法是把领导土地革命的高级干部恶魔化！其文字是这样写的：

“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大人物的十八个保镖，站在台子上，一个个面孔如铁，杀气逼人，好像传说中的十八罗汉。台下鸦雀无声，孩子们懂点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刚一哭泣便被xx子堵住嘴……大人物稳稳当当地坐着，他那两只黑眼睛一遍一遍地扫视着台下的百姓。人们把头扎在双腿之间，生怕被大人物看到自己的脸……大人物阴鸷的眼睛在母亲的脸上做了长时间的停留……”

马魁三的老婆哀求道：

“张科长，自打你住进俺家，俺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十八岁的闺女陪着你，张科长，你难道是铁打的心肠?……”

“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曰学医，实则是泡在那里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份，只因为有医术，土改时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对他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允许他在家里坐堂行医。”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个别好人。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这一点我们要实事求是。但是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1951年土改前双江乡的调查显示，全乡总人口3418人，共有稻田4458亩。其中地主富农442人，占总人口的13%，却占有86%的稻田；而占人口87%的农民，却只占有14%的稻田。绝大部分贫苦农民缺少甚至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为生。农民租地，得先向地主交押租，一般每石田（约6.3亩）交进庄谷10担，秋后一般再交租谷10担。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交了地租后所剩无几。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向地主借钱借谷，月息高达10%以上。逾期未还，还要息上加息。每当青黄不接，农民断粮挨饿之际，地主以担谷担息的高利贷剥削农民。夏荒租谷到秋收偿还，前后只有一个月左右，借一还二。夏荒时，地主还以“买青苗”的办法，贱价收买农民田里即将成熟的稻谷。如此盘剥，农民越来越贫困。每遇水旱灾害，逃荒讨饭、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比比皆是。”

“土地改革是穷人翻身的一个宝贝，他可以使我们产生无比的力量，我们大家要赌个咒，非把这次土地改革搞好不成。”

“旧前（解放前）我们是寸地没有的，一寸地也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要说有一棵树就是灯树（油灯）。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土改，都安家落户，都分地分窑。全国的事咱们解不下（不了解），拿这儿来说啊就属我们村的人沾光沾的大了，旧社会属我们这庄里沾毛主席光沾的大，咋介沾光了？分到地，分到窑，自家就不要出租子；人家地主都圈下窑了，没地主的窑还不是要自己圈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运动开始时宣布的目标，即消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尽管在这一进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预期中更多暴力和恐怖手段。事实证明，担心土改运动会破坏农业生产是没有根据的。在1950-1952年间，农业总产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1952年增幅最高。虽说经历了十多年的外敌入侵和内战，但1952年的农业产量依然比战前最好的一年——1936年——还要高得多。1949年开始兴建新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逐渐扩大可耕土地的面积，组织消灭害虫活动，农药与化肥的使用量有了显著增长，这些足以弥补了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副作用。由于现在耕作的是自己的土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都比过去更高，并且开始采用了更好的耕作技术。”

“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

“《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是莫言整整酝酿了43年的作品，但仅仅用了43天完成了创作。这部小说的历史跨度很长，从1950年到2000年，讲述了这段时间经历的历史进程和变革。通过驴、牛、猪、狗、猴以及大头儿蓝千岁这六世轮回转世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农村充满苦难的历史。虽然以魔幻的手法写作，但真实的历史印记与虚构的情节相互交织，生动而感人。”

“在宏大叙事、时代洪流下，个体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体总是跟随时代的迁徙而流转。那个时代的荒谬，而个体的经历也必然荒诞；那个时代的非理性，而时代下的每个人自然狂热。

不管是在哪个时期，人们往往都被宏大叙事牵着向前走，人们的个体意识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大局就是统治者意志，上级的意志，权力的意志。当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变得无法无天的时候，人的贪欲就会毫无顾忌。因欲望的无穷而导致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命运就非常自然而然了。

于是一幕幕宏大叙事便随着历史而展开了，在每一次的王朝更迭，权力转移，社会变幻，新旧交替中，个体都会被牵引。在这种莫名的力量面前，任何短促而渺小的个体生命都无法与它的意志和力量抗衡。它的任何一个乖戾的动作或表情，都会使它脚下的社会发生扭曲，社会扭曲导致人性的扭曲，人生出现颠倒。

其实，每一次社会运动都是历史自体的一次痉挛，而进入微观，历史的每一次痉挛都会造成无数个体生命的人生悲喜剧。历史和社会都不会有什么收获或损失，但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则因此被改变，严重的是被中断。人们只能在时代历史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成为时代闹剧的牺牲品和受害者。我们深刻体会到宏大叙事、历史洪流和大时代对人性的压制，每个人都沦为了权力的奴隶，都是统治意志的体现，丧失了独立性。当独立和自由的丧失，个体生命意识的削弱才是真正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