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烟暮蝉：与其羡慕《奥本海默》，不如拍好《横空出世》

点击：作者：孤烟暮蝉来源：孤烟暮蝉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3-17 09:51:18

在最近举行的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由美国大导演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一口气拿下7项大奖，成为了今年奥斯卡舞台上的最大赢家。于是乎，乘着这股西风，在中国的各大社媒平台和影评网站上，有很多人又把《奥本海默》给搬了出来，狠狠地夸了一遍。

当然，在夸奖的同时，拉踩自然也不会缺席。这几天我看不少“反思文”都在夸，《奥本海默》拍得“很真实”，体现了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复杂性，在描述历史人物伟大的同时，也突出了他们的缺点和弱点。而反观我们中国的伟大人物的传记呢？似乎都过于“完美”了。

比如，同样是刻画中美原子弹项目负责人的传记电影，和《奥本海默》里处处是槽点的奥本海默相比，《横空出世》里的陆光达，就未免有点太过“伟光正”了。

这种观点无疑代表了我们中国当下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文艺青年的看法。但是，他们的这种观点就一定对吗？他们的观点就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体现吗？

在我看来，伟大人物的传记，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其实都是一种基于历史的再创作。无论是文字、图像、抑或是影视，哪怕是穷尽了这些艺术创作手法，也没有人能单凭它们就完整地描绘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更没办法无损地呈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想法。

伟大人物的传记，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不仅要为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氛围服务之外，而且还得体现出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底色。

就拿《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来说吧。在真正的历史中，“毒苹果事件”可不像是电影里描绘的那样，是奥本海默最后才返回投毒的。奥本海默这么干究竟是故意杀人未遂，还是真的患有精神疾病，这些直到今天也难说有定论。

真实的奥本海默在性格和社交上的问题，恐怕也远比电影里描绘的更严重。终其一生，奥本海默和身边的许多人都存在着冲突，他这一辈子得罪的人那可多了去了。

至于美国政府让奥本海默牵头负责的“曼哈顿工程”，其实也和电影里的情节存在一定出入。

奥本海默是美国人，他通过了美国政府的“政审”。能领导这样重要的项目，本身就说明奥本海默是美国政府认可的爱国者。20世纪40年代，在核物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欧洲国家，美国吃了离岸红利，吸引了许多欧洲科学家来美国避难。奥本海默有过赴欧留学经历，在美国的学术领域知名度又高，相对而言最适合扮演桥梁的角色，因此才被提到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至于后期，电影里所谓的奥本海默“后悔”造出了原子弹，这其实更多的只是一种美化手法。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反对和后悔造出原子弹的人其实有很多，由此所产生的舆论声浪也不小，奥本海默只不过是这股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可即便是那么多人都反对，但最后却依然没能阻止核军备竞赛时代的到来。事已至此，现在一晃眼苏联都没了，除了让美国人自己的心里好受一点之外，说实话，我真心不觉得这种时候在电影中刻画一下奥本海默的所谓“反核”人设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再说了，奥本海默原本就是“曼哈顿工程”负责人，你先是牵头造出了核弹，然后又反对造核弹。如果把“胖子”“瘦子”和“小男孩”这仨原子弹比作是真正的孩童，那我只能说，奥本海默这原子弹之父当的，真是有够渣的。要么你就别生，生出来了又不想认，这算什么？这不是成了另一个位面上的渣男了吗？

至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奥本海默的迫害，美国政府把奥本海默踢出氢弹项目这些细节，好莱坞电影和真实历史更是出入巨大。如果诺兰真的按照历史来拍，不仅美国政府要遭到美国观众的唾弃，甚至就连奥本海默本人头上的光环都要因此而黯淡不少。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我唠叨那么多，无非也是想和大家说清楚一个道理，即像《奥本海默》这样的好莱坞电影，无论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也无论它是以什么人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服务当下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政治氛围的而已。

精于解构主义的好莱坞电影在讲故事这块的能力当然是优秀的，但说到精神内核，我真心觉得《奥本海默》谈不上什么伟大不伟大的。就算它真有什么“伟大”的地方，这份伟大也是相对美国，尤其是民主党控制下的这个美国而言的，和我们这些美国以外的人没有多少关系。

或许，再过些年，要是“女权”主义在美国舆论界的地位沦落到今天韩国这般的田地，没准《奥本海默》的风评还有下探的空间。毕竟，诺兰塑造出来的这个奥本海默，要么是拿身边的女性当成了精神母亲，就是把她们看作是床笫伴侣。总之，这些女性角色似乎都只是为了服务主角奥本海默的精神或生理需求而存在的。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上看，怎么瞅都觉得怪怪的。

和美国相比，我们的文艺作品在塑造伟大人物时，确实更偏向把历史人物“完美化”“神格化”。而美国则更偏向于突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把他们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凡人化”“平庸化”。

我们把人“神格化”，不是真的要塑造一个神出来让大家顶礼膜拜，而是为了歌颂这个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伟大品质。因为我们相信，歌颂这样伟大的品质，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集体，都是大有裨益的。

树立一个优秀的人物榜样，对于塑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拔高一个人，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和仿效他，是因为我们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我修炼、自我约束，来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而美国把伟大人物“庸俗化”，更多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他们热衷于挖掘和突出伟大人物的缺点和缺陷，是为了给受众植入“所谓伟人，原来也不过如此”的观念。

你真要我说到底是把伟人“神格化”好呢？还是把伟人“庸俗化”好呢？这我还真说不上来，但有一点我倒是可以聊聊。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了美西方那套把伟人“庸俗化”的观念，那么我们可能会因此付出难以想象的高昂代价。我们的文化，甚至是文明，都有可能因此而面临精神层面的解构危机。

举几个例子。

诸葛亮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能想象美西方视角下的诸葛亮会是什么模样的吗？如果依照《奥本海默》的套路来拍一部《诸葛亮》，在描述诸葛亮事必躬亲、足智多谋的同时，西方的导演大概也会强调他的“任人唯亲”、他的“排除异己”，甚至是“为了政治地位滥用民力，一再将蜀中百姓的民脂民膏浪费在‘徒劳无功’的北伐事业上”。

再一个，关羽。如果用美西方的手法来拍《关羽》，他们会怎么说？在刻画关羽的忠勇无双的同时，描绘他“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功绩同时，他们大概也会说他“性格上有问题，最后兵败身死”，直接导致了蜀汉在战略上的被动和失败。

如果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伟大人物，都用《奥本海默》这种创作理念来重构一次，我实在很难想象，这种操作会给我们的精神文明造成何等的冲击。

单纯从影视赏析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奥本海默》拍的还是很不错的，在创作手法上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可要说到精神内核，坦白说，我还更喜欢我们在世纪之交上映的那部《横空出世》。

同样是面对着自己创造出来的原子弹，《奥本海默》里的奥本海默引用的是《薄伽梵歌》，是“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而《横空出世》里的陆光达想到的则是《念奴娇•昆仑》，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无论如何都更喜欢后者所传递出来的意境。

在出本期内容的过程中，我特意去国内某知名影评网站上看了一眼《奥本海默》和《横空出世》的评分情况。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这两部片子的得分都很高，但起码到目前为止，《横空出世》的口碑还是要在《奥本海默》之上的。虽然给前者评分的人数只不过是后者的一个零头，但是考虑到这个网站及其多数用户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贯倾向性，《横空出世》能够获得这样的口碑，着实叫我有些意外。

当然，《横空出世》的好口碑也不是一天积攒下来的。在刚开始被人贴上这家影评网站的时候，《横空出世》的评分其实是很低很低的。那个年代的影评人，无论是自诩专业的还是野生的，普遍都不喜欢这种主旋律电影，更不喜欢那种把我们历史上的伟人“神格化”的表现手法。

从被人嗤之以鼻的“烂片”，到人人夸好的“佳作”，《横空出世》的这条逆袭之路走到现在，往少了说起码也有10年了。而这10年，正好也是我们社会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10年。从羡慕妒忌美西方的“爹娘有，隔双手”，到最后领悟出“自己有，才长久”，我们给《横空出世》补回亏欠它的分数的这段过程，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这个文明的精神内核达成和解、形成共鸣的过程。

不是我们的精神内核比他们的差，只是因为贫穷、自卑，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所以才导致我们迟迟无法直面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已。

喜欢一部将伟大人物“神格化”的主旋律作品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没有谁会认为李雪健饰演的冯石和李幼斌饰演的陆光达真的是神，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心生敬佩、热泪盈眶，并且因为目睹了他们在银幕上的人物形象，进而萌生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复兴而工作”“为中华之伟大而奋斗”的崇高情怀。

我也年轻过，我也自卑过，我也叛逆过，我也迷茫过，很多道理我也是活到了一定岁数才领悟到的。

作为一部拍摄和上映都远在《奥本海默》之前的电影，《横空出世》的口碑评分在过去十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节节高，并不是因为它的班底比《奥本海默》更豪华、投资比《奥本海默》更巨大、制作比《奥本海默》更精良，而是因为我们成长了，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终于可以直视过去那股我们一直难以承认、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支撑着我们的精神。那股虽然总是会被人嫌“土”，但就是充满了活力的精神。那股名为“中国人就是自己的神”的精神。

2008年，国内有位网友曾在《横空出世》的影评区里留下过一段评论。虽然现在一晃眼已经16年过去了，但是对我而言，这段评论直到今天也依然是振聋发聩的：

“不晓得为什么《横空出世》的评分这么低。第一次看到这电影的时候，应该是初中升高中，多年以后重新再看这部电影，仍为当年人们的执着而折服。在那个年代，人们似乎有某种难以名状的信念，为着这信念生活，为着这种信仰，可以吃苦、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如今，这种信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似乎已经消失殆尽，难觅踪影了。也许，随着年代的更迭，这信仰会被人们重拾，重新为之奋斗，为之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