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杰作，也是人类工程的伟大奇迹。大运河开凿之后，极大地便利和加强了南北间的物资文化交流。大运河同样是保障和维护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与国家的治理能力息息相关。

大运河是保障首都物资供应的重要途径。开凿大运河的首要目的是保证漕运通畅，而漕运最重要的目的则是运送漕粮。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为保障北京的粮食供应，于永乐九年（1411）重修会通河和通惠河。明代漕粮的征收省份为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最高数额达674万石。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纷纷经大运河涌入北京，甚至远在广州的商品也出现在北京市场上。大量人口由南往北迁移，“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正统十三年（1448），北京城市人口已达96万，没有大运河的粮食供应，首都近百万人是无法生存的。

管理大运河是国家行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保障大运河和漕运体制的安全，历朝历代都建立了以河工和漕运为主体的官员机构，成为中国传统官僚行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元代运河管理趋于完善，中央设有都水监作为最高水利管理机构，统领全国水务。明成祖迁都北京，为顺利转运江南漕粮，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漕运制度，并通过浚深会通河、罢海运等方式，使明朝成为河运的成熟时期。清代是大运河管理体系的集大成时期。乾隆二年（1737）后，河务系统已基本确立，即全国共有北河、南河、东河三河道总督。北河由直隶总督兼管，南河由漕运总督兼管，东河则专任，称“河东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同为正二品，并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与各省巡抚的品秩和兼衔相同，总体目标是治河保漕。在漕政方面，清代专设漕运总督驻淮安，统领漕政，凡收粮起运，过淮抵通，“皆以时稽核催趱，综其政令”。

大运河是维护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手段。朝廷的政令通过大运河快速向南方各省发布，南方大员也经大运河把治理信息源源不断地向中央汇报。“东南之地河道繁多，例设水驿”，设水驿最重要的目的是“奏牍、公文俱归递送，欲使之从速而不至失误也”。军队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柱石，运河是明清时期调防军队的重要通道，尤其是派军队前往江南地区，大运河一直是首选。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不得不依靠大运河来维持总体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运河及漕运所承担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多。明清时期，人口膨胀，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水旱灾害频发。截漕赈济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也是朝廷应对社会危机的应急措施。源源不断的漕粮成为朝廷赈灾和稳定市场供应的重要手段。

（原题《大运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摘自《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作者：倪玉平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