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今天，鄙人反复阅读了“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推发肖志夫同志撰写的《重拾商鞅法治精神重在“立信”》一文，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鄙人一直在想：两千多年前，商君用“立木为信”的办法，赢得了人民的“信任”，顺利地推行了自己的“变法改革”；而今，时代已变，今非昔比，我们再搞“徙木立信”式的取信于民，是否仍然可行？新时代，怎么做才能“取信于民”与“赢得民心”？
商君（商鞅）在开始推行“改革新法”前，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秦民无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五十金；从此宣示并开展了孝公变法，史称“徙木立信”。北宋王安石，在一首称赞商鞅的诗中以“一言为重，百金轻”，来比喻“言出必行”的重要。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奋图强，首先搜罗天下人才；因而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其中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尊称商君），在卫国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得到秦孝公的接见。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来，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了下来。过了两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这就是“徙木为信”典故的来源。（1）先看我国当前的国内环境，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国家过去一直重视“经济发展”，很多领域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 导致了“各类思想并存与混乱”；（2）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内外各类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交流与融合，导致了我国理论思想领域，虽然“百花齐放”，但也不乏“毒草丛生”，导致了“一些歪理邪说横行与蔓延”；（3）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导致了很多国外敌对势力“趁虚而入”，腐蚀与西化了我们一大批“干部群众”，导致了很多人被西化与洗脑；（4）当前，我国由于高科技的极速发展，大数据、互联互通及经济、交通的一体化，在极大地提高与加快全民的生活节奏的同时，也导致了全国人民诸多“诉求”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提高，而日益增长；（5）我们还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有部分人“迅速发财致富”或垄断与霸占着某一行业（位置），人们称之为“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思想已与最广大的人民彻底脱节，他们的目的就是维护与发展自己的“既得利益”等；这导致与激化了社会的各类矛盾，阻碍了社会发展等；根据以上所述我国的基本国情可知，一是我国必须要坚持“改革”，社会才能进步；二是我们的改革一定不能脱离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三是要推动国家新的“改革”“变法”与“社会进步”，全国人民必须要“统一思想”与“统一认识”，才能“团结一致向前进”。（1）今昔执政者与全国人民都希望推动社会进步与国强民富，实现大国崛起，或叫一统天下；（2）今昔执政者遇到的问题都是“人才不足”“既得利益的掣肘”与“如何破局既得利益阶层”等；（3）今昔执政者遇到的最大问题，都是“全国上下”的思想认知不一致，即各类利益阶层诉求五花八门，导致全国人民的思想一直不能有效地凝聚在一起；（4）今昔执政者都面临着“赢得民心”的困扰，过去用“徙木立信”，现在又该如何“取信于民”“赢得民心”？（1）今昔社会制度已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前的秦朝是封建社会，即家天下；而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人民当家做主，才能长盛不衰；（2）今昔人们的文化素质，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认知与诉求也大大地提高了；而且人们的思想也没有单纯的“忠君思想”，多是有更高、更大的诉求；（3）今昔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社会的物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人们的诉求多是仅限于以“生存为主”；而今的社会物质基本实现了“小康”，而且交通、通讯四通八达，再加上经济与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人类的地球已成了“地球村”；（4）由于目前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外各种势力渗透与干涉人们思想的“渠道”也五花八门，而且种类繁多，这也给当前执政者“思想统一”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与新的课题；（1）新时代，执政者要彻底赢得“民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切实地把“人民至上”落到实处。一是大胆地让人民敢说话，说实话；二是执政者要确实地给人民群众办实事，解决人民的实际疾苦；三是请人民群众参与并监督政府，让各级政府不敢有半点“懈怠”；四是要突出人民群众在国家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五是必须清除西化了的“精英思想”，因为西化精英思想不清除，接地气的“人民思想”就不可能得到“重视”与“使用”；（2）新时代，执政者要彻底赢得“民心”，绝非做几件“好事”即可的，必须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国家进行“内外兼治”。“对内治理”重在“治理用人的腐败”，一是“人”是决定我们“一切事业成败的根本”，所以治理的重点是“人”，尤其是“个别少数的人”；二是治理“个别少数人”，重在治理“用人腐败”；“用人腐败”不彻底根治，就会导致“腐败层出不穷”；三是“治人”的根本是“思想治理”；四是“思想的治理”在于执政者能否带领人民，做“合乎人心所向”与“天道自然规律”的事；“对外治理”重在“伐交”与“锄奸”。“伐交”，要体现“大国担当”与“公平道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若执政者站不到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高度”思考问题，只有狭隘的、自私的“小国利益”，就不会有“大国胸怀”与“八方朝贺”；“锄奸”，主要是为了严防国家“决策误判”及被“和平演变”。这是我们在对外治理中最重要一条，即我们既要“伐交”，又要“锄奸”，决不可只顾“伐交”，而忽视“锄奸”与“渗透”，危及国家安全；（3）新时代，执政者要彻底赢得“民心”，除了做一些“实事”“好事”外，还要敢于“破旧立新”。纵观古今中外，但凡有所作为的人物，都敢于“破旧立新”，因为只有敢于破旧立新，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只有敢于破旧立新；才能提振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只有敢于破旧立新，才给“政权立威”，也能为“新的改革”保驾护航，进而在“思想”与“智慧”层面赢得全国人民的“认可”与“支持”；（4）新时代，执政者要彻底赢得“民心”，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必须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即新时代的“徙木立信”。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了，如何赢得民心，但赢得民心后，如何巩固“民心”，团结人民实现“大国崛起”？一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促使我们各级政府，都能以“实际行动”赢得“民心”；二是在赢得民心后，一定要让人民当家做主，监督政府，进而人民才能相信政府，拥护政府，听从政府，促使我们“干群”之间形成鱼水关系，；三是在赢得民心后，执政者还要，既做到“顺民心”“合天道”（社会与自然发展规律），又要敢于破旧立新，清除阻碍人类社会发展陈旧思想、观念与既得利益者，才能造福人类与自然，方能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总之一句话：新时代要想“聚沙成丘”“撒豆成兵”，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攻坚克难，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故而，我们亟待确立：新时代的“徙木立信”，方可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大国崛起，直至实现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者：雷鸣电亮，2023年3月24日下午，写于北京云中阁）
（作者雷鸣电亮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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