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唯物论看来，任何文化现象都有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其产生的支撑的。所以，批评文化现象中的缺陷不可能离开揭露产生这些缺陷的这个更大的环境和背景。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离开要改变产生这些缺陷的大的社会环境与背景。

在此很久之前，当时大陆对于柏杨当年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曾有过一段不小的热潮。我在那时也听到和见到过不少的议论。其中柏杨先生的“大酱缸”之说，也是广为流传。说实话，当年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说法，内心里也是很复杂的。一个是认为，“大酱缸”的说法确实很形象，很有道理，因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另一个也会想到，我们中国的文明真的就这么糟吗?如果按照柏杨先生的说法，这样的文明或者文化还有什么希望?

只是此前，我真没读过柏杨先生的这部著作。这两天，到图书馆借来了这本书，想读一下。我借到手的这本书，已经是经图书馆工作人员重新装订过，没有原来这本书的封面了。估计是当年借阅这本书的人实在太多了，书都已经快给翻烂了，所以图书馆不得不重新修复。

在翻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当然第一篇就是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他说的那些观点我已经不陌生了。我所想要了解的，是柏杨先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写的这本书，或者他提出这些观点的背景是什么。柏杨先生说，他当年在大陆时，也加入过国民党，在抗战中也曾努力工作过。到了台湾后，因为对国民党的很多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结果被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我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他就是想从文化层面上来挖掘国民党在台湾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情况。

他在书中所揭示出的中国人的丑陋作为，台湾地区是存在着的，当然大陆也是有所存在的。但是在今天，我感觉，在今天的大陆，柏杨先生的有些说法，可能要有所改变了。比如，柏杨先生说，一个日本人是猪，而三个日本人就是龙。而一个中国人是龙，而三个中国人就是猪。意思是三个中国人就一定会发生内斗，一定有很多无谓的内耗，因而就可能一事无成。这样的场景确实有可能存在，但我还是感觉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不是绝对的。比如，现在中国大陆上，有很多民营的科技公司，他们那里当然不会只有一个两个中国人，估计肯定远远要超过三个人。那么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在今天的中国，甚至在今天的世界上，都能研发出很多新的有创新力的产品。至于内耗，不能说一定没有。但在主流方面，内耗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力，会导致公司不能继续经营下去，甚至会让公司很快倒闭破产。

中国的文化中当然会有缺陷，正如世界上一切文化都有他自己的缺陷一样。关键是这些缺陷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主流还是支流。如果是主流，那么别说这样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民族也很难长久生存下去。而中华民族几千来的发展一直是连续的，没有中断过，而且即使在面临最危急的时候，也没有被打倒，被灭绝，这其中必然有一些被打不倒的因素在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按照柏杨的观点，是不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之时，中国就已经注定要完蛋了？当时的所谓“亡国论”大约就是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的毛主席说，抗日战争一定是持久战，速胜论是做不到的，亡国论也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柏杨先生所揭示出中国文化的那些缺陷，毛主席会不了解吗？当然是相当了解的。但是毛主席依然会做出如下的结论，抗日战争不仅是持久战，而且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我倒不是说，不赞成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所存在缺陷的批判。只是在这些批判文章中，我没有读到如何解决中国文化所存在的这些缺陷方面的问题。他似乎只说是，这都是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如果不解决，将会如何如何。可是到底要怎样解决，柏杨先生有点语焉不详。

不过，在字里行间中，柏杨先生似乎在暗示，中国（这个中国似乎不仅限于柏杨先生所生活的台湾）需要学习西方真正的民主制度。他讲了这样的情况。说在民主选举中，西方人从来不攻击人家的隐私，而中国人不仅攻击人家的隐私，而且还要制造一些隐私谣言来诋毁人家。这是很不厚道的。西方就真的没有这样的事吗？假设今天的西方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在一百多年之前，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里，可是有着这样的情节。小说主人公在竞选时正在台上演讲，忽然从台下跑来七八个小孩子，各种年龄和肤色的都有，跑上台来抱住他的腿都在喊爸爸。这算什么？难道不是制造这位竞选者私生活不检点，弄出那么多私生子的丑闻来吗？这样的下三烂手段，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已经用过了。今天的美国是不是没再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这段下三烂手段的历史在美国是存在过的。柏杨先生说西方不会有，而只有中国会有，看来，柏杨先生对西方的了解还是有点幼稚了。

我想再强调一下，我承认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中所存在的缺陷的批判，有很多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在历史唯物论看来，任何文化现象都有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其产生的支撑的。所以，批评文化现象中的缺陷不可能离开揭露产生这些缺陷的这个更大的环境和背景。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离开要改变产生这些缺陷的大的社会环境与背景。我说一句不算成熟的话，蒋介石集团到台湾后，把柏杨先生所揭露出来的中国文化的缺陷也带到了台湾。所以柏杨先生对此才深有感触。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陆地区，这些缺陷当然不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所改变的。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都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大家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一门心思来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之辉煌的成就，还不是靠着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这两年来的防疫抗疫斗争中，中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强有力的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在美国非法拘留孟晚舟期间，也是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反抗美国的强权和加拿大的无耻。这样伟大的气魄，大酱缸的文化能做得到吗?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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