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3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称，新冠病毒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各国必须面对历史性挑战：一边管控危机，一边建设未来。在这位世纪老人高瞻远瞩的思考中，超越了当下疫情危机的本身，体现出一个美国顶级智库人物的三重深深忧虑：对世界重大危机的担忧、对世界秩序重构的思虑、对失去美国秩序的不舍。这其中，我总感觉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担忧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意。尤其是当他指出，“这场大流行催生出一种现象：在这个繁荣有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有围墙的城市复兴了。”我不知道这位世纪老人写到此处，是否想起特朗普的“造墙行动”、“退群运动”和“美国优先活动”。在基辛格的思想之中，似乎根深蒂固地认为，或者希望，“人民根本需求的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应该是由他所认为的合法国家提供，这也是老人立场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特朗普这个抗疫时代的尘埃，不幸落到了美国身上的时候，我看到此文，似乎听到这位世纪老人对美国制度的挽歌。其实什么是“墙”？特朗普和基辛格们，一直在给资本家筑起一道坚实的“墙”，“墙”里面的是资本家，墙外面的是人民大众。这其实就是特朗普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强调的，“富人没病也容易检测、穷人有病也难以检测”的资本主义“人生”。基辛格博士以一个世纪老人的独特视角，面对世界大疫改变世界格局的洞察力，让人感触颇深。面对疫情肆虐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他提出的“一边管控危机，一边建设未来”的建议颇有深意。他的整个文章，涵盖“引言、秩序过渡的准备、管控危机与建设未来”三个部分。
一、引言部分，一开始，就展现出一个世纪老人的深思熟虑，借古喻今，极为准确地批评了特朗普政府，明晰了美国度过危机的国内国际至关紧要之处
基辛格的重点并非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本身，而在于其超现实的氛围。因此，老人深有感触地重温阿登战役时的感觉。我查阅了一下阿登战役的详细资料。战争发生于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是指纳粹德国于二战末期在欧洲西线战场比利时瓦隆的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战役极度秘密。此次战役的计划是在极度秘密，几乎完全处于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完成。虽然“Ultra”（盟军破译德国秘密无线电通讯的组织）和美第三军的情报人员显示有迹象表明德军会发动进攻，盟军仍忽视了此次突袭的可能性。其二、盟军盲目自信。忙于进攻计划、空中侦察不足、美国第1军相对缺乏战斗经验，进一步为德军的突击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三，美国伤亡大。美军伤亡主要集中在战役的前三天，美军第106步兵师三个团中有两个被迫投降。整体而言，阿登战役是美国在二战血腥的一役，美军阵亡人数达15000人。当梳理出这三个特点，我不得不惊叹历史如此的相似。生物病毒消无声息、特朗普盲目自信、美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万，希望不要高于阿登战役的15000人。难怪这位老人开篇就提到阿登战役的感觉，也正如他所讲，“现在就像1944年底一样，人们感到危险即将到来，它不针对任何人，而是随意打击且破坏力极大。”基辛格不愧是大智慧，借古喻今尤为准确，问题对策极为明确，他特别强调，“那个遥远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当时，美国因为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而经久不衰。如今，在一个分裂的国家，要克服这些规模和范围前所未见的困难。这里对特朗普的批评也极为清晰，同时提出了对策：一个雷厉风行、高瞻远瞩的政府，对内要维持公众信任对于巩固社会团结、维护社会关系；对外要保证国际和平与稳定。这至关重要的恰恰是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的地方。
二、为秩序过渡做准备部分，直面制度之争，极为准确地评估美国疫情扩展趋势，并提醒美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之中，需发挥领导作用，聚焦全球合作愿景，为秩序过渡准备
基辛格非常明白，各个国家制度的优势，决定了遏制疫情的能力。他也承认“当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时，人们会认为许多国家的制度失败了。”但他还是认为“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已无关紧要”，着重提醒世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但他又不得不回到美国的疫情现实，指出，“美国的病例每5天就会翻一番。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医疗用品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即将或者已经不堪重负。检测工作不足以完成确定感染范围的任务，更不用说扭转疫情的蔓延。有效的疫苗可能要在12至18个月后才会出现。”这是一种很悲观或者更准确说是很悲伤的感受，这种感受比阿登战役的感受又多了一份无奈。对于美国政府遏制疫情需要努力的方向，基辛格明确聚焦于美国人的自信心，“最终的考验将是在遏制和逆转这种病毒传播的过程中，能否使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保持信心。”但在他心中，应对疫情后世界的改变显然更为重要，“无论克服这场危机的努力多么宏大和必要，都不能忽视另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为疫情结束后的秩序过渡而做准备。”与此同时，他警告美国领导层，同时也提醒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能够凭一己之力战胜这种病毒”，并建议将“满足当前的需求”与“全球合作愿景和计划”相结合。这和我们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致。
三、管控危机建设未来部分，是文章的重点，基于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经验，为美国提出三个重大努力的方面
这三个重大努力的方向，体现出美国顶级智库老人的前瞻性，当前的疫情已经不是管控危机和建设未来的核心内容，“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则是美国想要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关键。这其中，特别诫勉不要陷入医学成就、工智能等技术先进的陷阱，“诱使我们陷入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并明确提出了控制感染、种疫苗、储备备物资、合作规划和科学前沿探索等应对大流行病的关键环节。“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则是告诫全球领导人，尤其是特朗普：当前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复杂：“冠状病毒所导致的经济收缩就速度和全球范围而言都不同于历史上已知的任何收缩”，“应寻求遏制迫在眉睫的混乱对世界上最脆弱人群造成的影响”。基辛格忧心忡忡的其实在于如何在一片惊慌中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这对我们同样有重要价值“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则再也清楚不过地明确了基辛格的基本立场和万般无奈，即“这场大流行却催生出一种现象：在这个繁荣有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有围墙的城市复兴了”。不知道这位世纪老人写到此处，是否想起特朗普的“造墙行动”、“退群运动”和“美国优先”，在他的启蒙思想之中，根深蒂固地认为，或者希望，“人民根本需求的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应该是由他所认为的合法国家提供，这也是是老人挥之不去的悲哀之处。基辛格文章最后这段话，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又一次拷问，也许还有奉劝大统领不可轻举妄动，遏制其发起战争的企图：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各国都必须保持克制，必须确定优先事项。我们从阿登战役走向一个日益繁荣和人类尊严得到提升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时代更替之际。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一边管控危机、一边建设未来。一旦失败，世界将遭受劫难。
最后，我理解这位世纪老人的“三重忧虑”，从其捍卫立场的角度，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对世界重大危机的担忧、对世界秩序重构的思虑、对失去自由秩序的不舍。基辛格开篇就超越疫情本身，从为秩序过渡做准备的角度，帮助美国领导人思考捍卫其制度的对策。他担忧的并非仅仅是疫情本身，而是美国如何在应对类似世界重大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基辛格以特有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以挽救的心态，感叹“这场大流行却催生出一种现象：在这个繁荣有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有围墙的城市复兴了。”基辛格紧紧聚焦制度的思绪，反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其实，在基辛格的整篇文章中，还缺少了一个文化的元素。疫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成功的不仅仅是中国制度，还有东方文化。新加坡一开始疫情控制就很有效，韩国一度是亚洲除中国之外的重灾区，但也控制得力，我们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都控制有力。这其中离不开东方文明自律的文化成分。自由诚然可贵，但当你的自由影响了别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丛林法则”、“霸凌主义”和强盗逻辑了。除基辛格之外，国外十二个学者对未来秩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供大家参考。1. 斯蒂芬·沃尔特：一个开放、繁荣与自由倒退的世界6. 希夫山卡·梅农：新冠疫情对于未来全球共同应对危机将产生有益启示12. 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见证了人性的力量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氛围让我想起年轻时参加阿登战役时的感觉。现在就像1944年底一样，人们感到危险即将到来，它不针对任何人，而是随意打击且破坏力极大。然而，那个遥远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当时，美国因为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而经久不衰。如今，在一个分裂的国家，要想克服这些规模和范围前所未见的障碍，一个雷厉风行、高瞻远瞩的政府必不可少。维持公众信任对于巩固社会团结、维护社会关系以及保证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各国相信自己的制度能够预见灾难、遏制其影响并恢复稳定，基于这样的信念团结一致，欣欣向荣。当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时，人们会认为许多国家的制度失败了。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已无关紧要。现实情况是，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冠状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发动攻击。其传播呈指数式：美国的病例每5天就会翻一番。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医疗用品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即将或者已经不堪重负。检测工作不足以完成确定感染范围的任务，更不用说扭转疫情的蔓延。有效的疫苗可能要在12至18个月后才会出现。美国政府为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付出了坚实的努力。最终的考验将是在遏制和逆转这种病毒传播的过程中，能否使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保持信心。无论克服这场危机的努力多么宏大和必要，都不能忽视另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为疫情结束后的秩序过渡而做准备。各国领导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层面应对这场危机的，但这种病毒具有瓦解社会的效果，意识不到边界的存在。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希望如此），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能够凭一己之力战胜这种病毒。满足当前的需求最终要与全球合作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那么每一件事都会出现最差的结果。借鉴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经验，美国必须在三个方面做出重大努力。首先，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小儿麻痹症疫苗和消灭天花等医学成就，或者当前通过人工智能在医学诊断方面创造的统计技术奇迹，诱使我们陷入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我们需要研发新技术来控制感染，并在大量人口中接种相应的疫苗。城市、国家和地区必须通过储备物资、合作规划和科学前沿探索，时刻准备应对大流行病。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领导人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当前的经济危机更加复杂：冠状病毒所导致的经济收缩就速度和全球范围而言都不同于历史上已知的任何收缩。诸如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也是造成这种经济痛苦的原因。相关项目应寻求遏制迫在眉睫的混乱对世界上最脆弱人群造成的影响。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合法国家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根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个人无力独自获取这些。然而，这场大流行却催生出一种现象：在这个繁荣有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有围墙的城市复兴了。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各国都必须保持克制，必须确定优先事项。我们从阿登战役走向一个日益繁荣和人类尊严得到提升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时代更替之际。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一边管控危机、一边建设未来。一旦失败，世界将遭受劫难。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秦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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