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力总公司（CGE）曾是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CGE是法国工业的骄傲。CGE的竞争对手是美国通用电气、德国AEG和西门子等世界巨头。

但在诞生一个世纪后，CGE已经荡然无存。它在1987年的私有化运动中被拆分，变成了几家独立的公司：阿尔卡特、万喜、西技莱克、汤姆森、大西洋造船厂、阿尔斯通……但这些后继者的命运却与CGE截然不同，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步入衰败的境地。一代传奇CGE就此谢幕。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不仅对CGE是致命的，对整个法国的工业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法国工业企业纷纷“外逃”到更欢迎它们的国家和地区，只留下了失业问题、排外情绪和民粹主义的升温。但是人们却迟迟没能察觉到这一切，直到阿尔斯通被拆分后，法国国家领导人才如梦初醒。2014年，阿尔斯通能源业务被出售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3年后，阿尔斯通的处境跌入谷底，又将交通业务出售给德国企业西门子。这一次，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行动起来了：波旁宫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卢森堡宫也派出了一个调查团。

2018年春天，两院提交了各自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奉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政治精英和行政人员。人民运动联盟党议员、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指责法国外交部、财政部和司法部之间缺乏协调，并强调某些高层官员存在失职行为。他还指出：“阿尔斯通案暴露出法国对美国的域外管辖司法程序缺少认识。”

法国正在摧毁自己的工业。那些本应该守护法国工业的人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法国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无法理解这个竞争白热化的世界，也未能看到竞争对手正在拼命打磨它们的经济武器。

在所有这些武器当中，法律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之一。人们天真地以为法律为正义服务，然而它却被用于其他目的：为大国的经济利益服务。虽然法国和欧洲的精英一直密切关注新兴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但他们没有发觉自己的主要盟友早已将司法的“兵器库”填得满满当当。根据律师奥利维尔·德迈松·鲁热的说法，法律是“一种攻击性的武器，是经济战中可怕的子弹头”。

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司法经济“战士”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将自己的惩罚性立法铺设到了全世界。这些法律打着惩罚践踏人权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组织的幌子，实际上却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国的《达马托法》和1996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这些立法的官方目的是，禁止企业与美国的敌对国进行任何贸易往来，从而摧毁它们。不服从这些法律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针对它们的罚款可能高达数亿美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数十亿美元。服从这种经济制裁是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被完全驱逐出美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甚至是稍大一些的中等规模的企业来说，被赶出美国市场无异于被判处死刑。

如果美国法律仅仅适用于美国公司——正如此前几十年的情况一样，那么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关注。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及针对违犯禁运令的行为的法律，即《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正在逐渐扩大其域外适用效力。它们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和个人，“美国警长”打算将它的法律强加给全世界。

但是归根结底，为何不为一部与邪恶做斗争的法律击掌叫好呢——即使它是域外法又有何妨？为什么不感谢美国人为整个地球伸张正义呢？问题是他们的干涉行动是否全都是出于匡扶正义的目的。

这些法律真的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高尚吗？我对此进行了调查，在许多观察者看来，美国法律的对外输出目的颇为可疑。它绝不仅仅是为了弘扬正义，制裁反民主的政体、腐败的企业和个人，它还有更多隐蔽性的目的。

对于研究这一现象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来说，美国域外法确实是一种经济武器。他们认为，美国的法律有两个目标：对目标公司的财务进行沉重的打击；削弱这些公司的实力，使它们在美国竞争对手可能进行的收购面前变得更加脆弱。这种域外立法是美国地缘经济战略的组成部分，被视为另一种制造战争和捍卫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手段。这同样是法国反间谍组织的观点。

请不要误解，本书的目的不是要为那些被美国追诉的公司开脱，也不是把它们看作受害者。这些公司因腐败而被追责时，其违法事实（以美国法律的标准来看）往往已经得到证实。许多证据都可以证明法国和欧洲的某些公司确实有违法行为。问题是，这种针对他国公司腐败行为的追诉是不是破坏外国竞争对手的稳定性和保持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障眼法呢？由于与被美国制裁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许多欧洲企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美国对古巴和伊朗的大部分制裁措施已经超越了国际法惯例。

事实上，无论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其他多边机构，都没有像美国对古巴、伊朗甚至俄罗斯那样实施如此严厉的惩罚。

那么，美国为何可以将本国法律强加于他国公司、起诉外国公司并对它们处以罚款，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人提出抗议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美国域外法，它们为什么会被制定，又是如何被制定出来的？它们针对的是谁？各国对“山姆大叔”的这种司法入侵做何反应？为了撰写本书，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调查。作为一名政治学家而不是法学家，我考察了法律如何被用作经济战的武器。

最后还有一言：研究经济对抗现象绝不意味着鼓吹经济战争。依本人之见，事实正好相反。本书指出了实施经济战的某些做法——无论是国家、企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目的是提醒这个“病态”的世界，应当警惕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而且它还受到“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破坏。超级全球竞争的“毒瘤”正在使人类迷失方向，摧毁我们的星球，摧毁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它使一些人从事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这不会为全人类带来任何收获，却会让我们失去一切。揭露这种邪恶，就是为了在一切追悔莫及之前，努力与之进行斗争。

（本文为本书作者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