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当前学界关于西方大学和中国大学治理体系的研究，绝大部分局限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却对外部干预体系完全无视，或极为不重视。这样的研究无法解释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也无法解决中国大学的问题。如果我们搞明白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就会明白仅仅依靠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无法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工作。今天中国大学内部已经形成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弊病，包括官僚主义、西化圈子(比如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术委员会的大面积西化)和各种利益圈子(比如教授的老板文化等)的掣肘，因此导致中央的精神难以真正落实下去，导致坚持正确立场的青年人才常常无法进入体制内部工作。如果单纯靠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完善，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向美国政府及资产阶级学习，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全局思维、战略眼光和高效率。洛克菲勒基金会仅靠一己之力，就构建完善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帮助美国走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危机，实现全球霸权利益。也正是因其的重要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三任负责人，刚离任就走马上任美国国务卿。我们的教育部长只是部级，而美国一个基金会却出了三个国务卿。为什么美国在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变革领域如此成功，由此可见一斑。在事关资产阶级前途命运的大事上，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毫不含糊，集中力量，体制机制不行就改，人不行就挖掘培养，快速介入、长期支持。
而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需要建设外部支持和干预体系，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直接介入，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目前中国高校的问题。
目 录
一、西方学术自由与学术不自由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
1、二战后至1960年代美国的政治迫害狂潮、学术不自由
2、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学术自由的真面目
（1）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出击
（2）美国的学术自由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而非原则
（3）违背资本集团的利益，真理就是歪理
（4）美国的学术自由已经沦为愚民手段
二、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大学的干预
2、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干预
3、霸权帝国主义时期对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大规模干预
（1）两大历史任务促使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大学
（2）美国政府对高校的巨额投入
（3）大规模干预高校的硕果
4、辩证看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
（1）美国大学的自治程度已经大为削弱
（2）美国大学的领导权、管理权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牢牢控制
（3）背后干预体系为克服资产阶级大学的危机、进而大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
（4）背后干预体系的战略布局及建设值得研究借鉴
（5）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一些具体措施值得研究借鉴
三、中国高校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针；既要加强内部治理体系建设，也要加强外部支持干预体系建设。
近年来，在一流高校建设中，经常听到一种观点：西方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根本在于它们的现代大学制度或治理模式。而我国高校今天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没有这套制度，所以只要建立了这套制度，我国高校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这套制度的基石就是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前者表明了大学校长权力对教师和学生的界限，后者表明了政府公共权力对大学的界限。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改善大学的治理结构，将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监督权设定为平行关系”“不允许其中的一种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更不允许一种权力替代或侵害另一种权力”。这个主张可以简称为“四权分立”。上述说法并不符合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和当前的实际情况。下面我们就从西方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两个角度入手分别进行论述。重点看历史上，当西方大学遇到重大危机时，是靠什么度过危机的?大发展时又是靠的什么?是靠所谓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内部治理模式的变革，或者还有其他更重大的因素?美国号称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也是一流高校最多的国家，下面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例进行论述。
一、西方学术自由与学术不自由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
美国人声称，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包含了学术自由。而推崇美国高校的人也认为，正是学术自由的土壤孕育了美国很多新思想和创造力，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新发现。对于上述观点，需要一分为二辩证看待。笔者也很认同学术自由，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敢于放眼世界、挑战权威，为此也要借鉴美国等国家关于鼓励学术自由的一些具体措施。但是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上述观点其实只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学术自由相对应)的实践全貌中的一个局部。在自然科学领域，上述观点可以说是部分正确，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在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谬误。这一套理论不符合美国人民利益，如果把它搬到中国，更会祸害中国人民的利益。1、二战后至1960年代美国的政治迫害狂潮、学术不自由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迫害左翼进步人士的大潮，在这期间，没有学术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影响。第一次发生了十月革命前后，第二次发生了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时期，也是冷战前半期。第一次迫害以1917年和1918年的颁布《联邦反煽动法》及其修正案为标志。美国第三大党(当时党员10万，都市选举中平均得票率21.6%)被该法瓦解。该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持反对态度，高层领导被逮捕。美国主要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多数领导被关进监狱。1919年几次大罢工被镇压，被监禁的工人近1万人，500人被驱逐出境。刚刚从美国社会党中独立出来美国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第一次迫害的规模较大，不过其对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自由的影响有限，涉及面和第二次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我们重点看第二次。二战后，美国国内掀起一阵迫害共产主义者、进步人士的狂潮。此一时期也是美国3K党等极右翼团体死灰复燃的时期，但是美国政府对这类行为却放任不管，只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忠诚调查委员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等机构在各行各业捕风捉影，运用恐吓、告密、宣誓效忠、开列黑名单、开除工作、罚款、下狱、驱逐出境等方式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压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段政治高压。此一时期，无数人连基本的安全和工作都无法保障，更遑论学术自由、教授治学。
“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
此时杜鲁门政府刚开始所谓的“忠诚调查”，调查对象曾扩大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一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很多人丢掉了工作。1950年2月麦卡锡发布演讲后，迫害活动达到高潮。1950年9月《国内安全法》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时，无限期关押“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美共领导层几乎全部入狱。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宣布共产党非法。美共元气大伤，人数从1944年的8万人，降到1956年的2万、1962年8500人，1974年只剩下2000人[2]。即使进入新世纪的2018年，人数也才艰难恢复到5000余人[3]。1952年6月，通过《移民与国籍法》，1953~1954年，大约150万移民被驱逐到墨西哥[4]。高校内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被审查，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美国驻外使馆藏书进行清查，75位作家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近200万册书籍被清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著作、马克·吐温的著作都被列为禁书[5]。许多州也参照执行，焚毁了很多书籍。大量进步团体和组织被解散，大量的科学家、学者、好莱坞员工、工会分子被调查、抓捕、监视居住、驱逐出境。“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被被指控是苏联间谍;托马斯·曼不堪忍受调查，躲去了瑞士;卓别林被驱逐出境;阿瑟·米勒等320多个列入黑名单的演艺界人士失去工作。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二战期间功勋卓著的马歇尔元帅，也被麦卡锡在国会定性为“叛徒”，最终迫使其辞职。因为迫害活动的日益高涨，1953年5月爱因斯坦在一封公开发布的信件中写道：
“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6]
“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7]
“他本身就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任何人只要求助于宪法权力(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而拒绝告诉国会委员会他是否是赤色分子，那么‘他显然就是共产主义者’。”[8]
1947年的好莱坞十人案，就是因为拒绝回答问题，而被以藐视国会罪逮捕。像爱因斯坦这样千年伟人，美国政府不敢公然下狱，只是对其进行秘密监视。但是其他人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随着麦卡锡主义退潮，美国学界的学术自由似乎比以前充裕了很多，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吸取了教训，良心发现，重建了学术自由。美国的学术自由为何出现这种变迁?当前美国学术自由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影响上升，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在工人群体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正面的词汇。而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多多少少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比如爱因斯坦发表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海伦·凯勒也写出了文章《我是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虽然资产阶级从20世纪初就开始在社会科学和公共舆论领域进行大规模建设(文章第二部分详述)，但是此时还没有结出硕果。面对话语权的弱势，美国只能先采取强压方式。1944年美国共产党人数8万，而到了1974年只剩下2000人。在压制的同时，统治阶层采取多方面措施，开始了规模庞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推广美国的哲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1970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完善工作基本成熟。1972年中美缓和。此时苏联统治阶层已经腐化，对美国的压力也降低了。美国一改之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防守，改为全面进攻。此时美国在学术领域也不再大搞政治迫害，转而在全世界主张学术自由，推动自由世界的理论和生活方式，用这套东西影响世界各国人民，为其谋取并获得了巨大的霸权利益。(2)美国的学术自由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而非原则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利用资本剥削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为其辩护的理论主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此一时期，美国开始积极运用学术自由理论，推广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体系。1970年代这套理论首先在拉美小试牛刀。1973年。智利民主选举的总统阿连德被军政府推翻，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主导智利变革。此后这套理论又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推行，中断了拉美各国独立富强之路。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上台，先后在美国、英国国内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国营企业、公共福利企业私有化，反攻福利制度，瓦解工会。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危机中又是一批以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专家主导了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改革，一度造成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国民经济的大崩溃。19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又通过IMF等机构，迫使东南亚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掠夺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这个简单的逻辑，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时就采用高压手段迫害社会主义者、工会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强大时就在全世界采用学术自由推广自己的理论。从政治迫害到学术自由的这一转变说明，学术自由并不是什么原则，而只是手段。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其霸权利益才是原则。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时，可以允许少量异见人士存在，允许少数亲共分子发表言论，但是仅限于边缘刊物。这样也可以造成美国的学术很自由的假象。但是当形势急剧变化时，这样的学术自由就会戛然而止。比如近期中美贸易战，贸易战比当年的麦卡锡主义的烈度低了不知道多少等级，但是中国学生、中国学者、华为公司的学术自由却马上受到限制。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被拒签，一些学科拒收中国学生，一些中国学者赴美进行学术交流被拒签，一些学术委员会限制了华为员工参与该机构工作的权利。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美国学术自由和形势的关系。很多人以为自然科学相对比较纯粹，不涉及政治，追求自然界的真理是有学术自由的。这种看法是对资本主义的不了解。列宁说，
“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
科研人员是附属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必须为其服务，常常需要做出违背人类良知和科学常识的研究及应用。在人类的健康领域，这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2018年4月，高盛发布报告《基因组革命》。报告指出生物公司有望开发出一次性治愈慢性疾病的治疗方法，但是快速甚至是一次性治愈患者的商业模式并不利于长期利润，因为病人会越来越少。高盛的报告捅破了资本主义医疗的一个潜规则，有人评价“资本主义与人类追求健康的倾向不相容，即市场本身不支持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开发”。美国早已经是全世界药物滥用最严重的的国家之一。药物滥用为医药集团提供了巨额利润。1998年~2000年，美国处方药的销量增加两倍多，年销售额达到2000亿美元，占全世界处方药销售额的一半。2002年的《财富》500强中，美国十大药业公司的利润超过其他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9]。在美国，药物滥用不仅存在于一些慢性病领域，长期服药、终生服药，而且还把一些本来正常的现象创造为疾病，在精神科药物的使用方面，这种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我们来看看美国儿童精神科药物滥用的情况。1961年药物利他林在美国开始批量生产，同时诞生了疾病“最低脑机能障碍”(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主要表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活动力强、学习能力丧失，注意力不集中。关于这个病曾经有一段论战，
“论战的一边是包括少数医生、其他保健专业人员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家长联盟，另一边则是美国最强大的机构和行业——包括联邦政府、有组织的医务界、教育界以及这个国家的食品业、饮料业、药物和化学工业的巨头们。”
经过一番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辩论，最终政府和医药界取得了胜利[10]。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100万儿童在吃利他林等药物。在许多学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学生使用精神科药物竟然是学校工作计划的一部分[11]。到本世纪初，600万儿童在吃利他林[12]。服用利他林的儿童占据总数的10%以上。利他林在我国是第一类精神药品名单，是严格管理的处方药。在美国却极力滥用毒害儿童，该药有成瘾性，被戏称为幼儿可卡因“Kiddy Coke(Cocaine)”。一些儿童仅仅因为打架，或者无法遵守课堂纪律就被强制服用精神科药物。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合法毒品和非法毒品最猖獗的国家？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嗑药成风？只要看看其对待儿童的方式就该知道源头了。儿童都被控制的上瘾了，青少年怎么会不上瘾？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研发经费长期占联邦政府研发总经费的一半以上。该部研发经费的60%左右投入大学。而投入大学的经费中，除了一些对人文社会科学、化学的资助，生命科学领域占绝大部分[13]。如此巨量的生命科学研究经费，再加上其学术自由的研究作风，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美国的合法毒品种类越来越多，合法毒品问题愈演愈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肯定有许多研究人员对合法毒品提出质疑，但是却有更大的力量支持了合法毒品，最终的结果就是合法毒品的泛滥。资本主义的学术自由并不支持对人类健康的真正保护。很多人讲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学术自由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学界的普遍观点。他们以此来对抗宗教权利和国王权利对人的压迫，同时探求自然世界的真理。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很多学者也是以此对抗对学术自由的压迫。但是在1960~1970年代，这个传统逐渐被瓦解。学术自由成为愚民政策。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观、生活方式，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一个沉醉于感官娱乐的人，是不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对真理这样的词汇是不感兴趣的，他对自我、人性、国家和世界不会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样的人对统治阶级是没有威胁的。另外，在知识界影响甚广的后现代主义，也为享乐主义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后现代主义是碎片化的体系，其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后现代主义反对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主张事物有无限多可能性，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形成的对真理、进步、理性、道德的探究传统持否定态度，消解一切、怀疑一切、瓦解一切，因此很容易就落入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感官享乐。这种思潮最初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一概否定，最终却被资本主义收编。笔者曾在《谁制造了美国垮掉的一代》[14]中系统阐述过这个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运用登峰造极的宣传手段——蓄意毒害并制造了垮掉的一代，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媒体、娱乐、法律等方方面面入手，引诱青年吸毒、性乱、堕落，推动毒品合法化。借此瓦解美国青年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瓦解其反抗精神，从而大大抵消了当时的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影响力。我们来看包括中情局等政府机构和各方面权威人士在美国毒品合法化中的角色。1953年中情局成立了研究机构MK-ULTRA，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人脑控制计划。其中一个项目就是LSD。LSD是当时已知药力最强的致幻剂。中情局在国内外秘密资助了一系列关于毒品的试验，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开展LSD强致幻剂试验。教授们编写致幻剂使用手册，公开招聘志愿者，诱使许多学生成为瘾君子。这个过程很学术自由。LSD逐渐在嬉皮士中广泛流行，1979年的调查显示有1600万美国人使用过LSD或麦斯卡灵之类的迷幻药。1970年尼克松政府颁布报告《大麻：极大的误会》，全面检讨政府对大麻管制的理论基础。此后美国各界都参与到大麻合法化的讨论中，展现出更大的学术自由。1972年，美国理论界最为重要的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弗里德曼，发表鼓吹毒品合法化的经典文章《禁酒与毒品》，论证其合法化的逻辑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1973年至1978年，11个州宣布降低对携带、拥有少量大麻的人的刑事处罚。大麻基本合法化了。如今美国50个州中，1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已经允许娱乐大麻合法化，33个州允许医用大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的过程，是在充分的资本主义学术自由中实现的。
“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在大麻合法化的州，许多青年纵情狂欢，他们以为自己有了自由，殊不知这种自由不过是愚民政策。当然，每个政策都有其两面性，毒品合法化政策大大瓦解了美国青年和独立思考和反抗能力，但也损害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主张打击毒品，但是他的政策能不能实现，能实现多少，还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
二、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只要建立一套和西方大学相同或者类似的大学治理体系，就能解决我们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第一种，主张照搬西方。这些学者怀念19世纪初象牙塔式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治理模式，那时的大学高度自治，教授有无比的权威。第二种，不主张照搬，主张借鉴西方。一些学者指出，二战后西方大学的治理都有了转型，大学内部治理改变了教师主导的学术治理格局，形成了教师、行政力量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大学的模式。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很多人还是坚持认为，西方大学的自治程度很高。第三种，不主张照搬，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不过这种主张的和其他主张一样，绝大部分都有一个明台词或者潜台词，那就是西方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是西方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的根本。与此相对，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只要有了先进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就可以建立中国特色一流大学。这种对西方大学和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认识是否充分?按照此认识和方法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上述三种观点，其实对西方大学治理体系及其演变的历史都不太了解。下文也主要以美国为例进行论述，捎带提及英国和德国大学。西方现代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的大学虽然有自治的传统，但其自治只是在宗教权利和国王权利夹缝中的有限自治，缺乏学术自由。而且经院哲学影响很大。现代大学成立后治学依旧偏向纯粹高深理论的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学越来越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需求。德国、英国有当时最领先的大学，美国大学最初也是学习二者而建立。这三个国家的大学都在同一阶段出现这个问题。德国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首创。洪堡倡导大学自治，不过柏林大学教授的任免权依旧在政府。最初的柏林大学和其他德国大学有四个学院，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四个学院中哲学院成就最大，在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和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得德国成为当时欧洲大学的标杆。但是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其大学自治也出现了很大问题。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指出，德国大学研究注重的是纯粹的科学，对实践和技术科学极为轻视，甚至在技术人员和法学学者之间发生武力争斗。教授阶层存在过度的优越感、固执、学术傲慢[15]。这就迫使德国政府新办了一系列专业技术学院。柏林大学等的大学自治，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民族主义的增长，柏林大学的自治逐渐被德国政府所控制。在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英国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改造封闭的大学，让新的学科进入大学，建立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调控职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在建国初曾想设立国立大学，但是受限于分权制衡理论和自由市场主义者的反对未能成功。1862年林肯政府批准《莫雷尔土地赠予法》，联邦政府赠予各州土地，用土地收益开办、资助一批专门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知识的学院。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干预高校。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颁布了《哈钦法案》、《第二莫雷尔法》、《史密斯——来沃法案》等，运用立法和经济手段，进一步打破了高校的封闭体制，将高校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特别推崇教授治学、教授治校，而上述历史却表明，每个时代的教授都有其局限性。教授在某个专业领域有超越常人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专业领域却不一定擅长，另外教授也会出现与社会和时代脱节的现象。人类的知识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教授并不是真理和权威的当然代表。教授应该与各方面人士、新的知识接触，才有可能达到比较正确的认识，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成王国。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这句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那时候强调人才要来自东西南北中，源自工农商学兵，需要干部和底层群众上下结合，才能促进认识和实践的共同发展。资产阶级也明白大学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知识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源自个人主义的精英论，他们不会主张上下结合、联系群众，不会将正确的认识公开讲出来。但是当大学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时，他们是不会含糊的。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进行干预，一步一步将大学编织到控制网中。资本主义下的大学自治不过是网中的自治。美国政府对大学的第一次大规模干预主要介于农业和工业学科，直到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包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建立前，美国政府在出资大学社会科学方面，没有显著作为。随着时代发展，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激烈，罢工潮、移民、全球经济危机。当时的社会科学无法为资产阶级解决这些问题。另外随着美国实力增长，如何建立起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也作为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此时美国国内的社会科学力量却非常低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认为，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是“脆弱的、不堪一击且不完整的”，研究人员很少，研究经费匮乏，研究方法落后，“社会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地位较低，研究成果形成的出版物极少，无法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16]。在这样的背景下，干预是必须的。这次出手的是垄断资产阶级自身，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一些私人资本家为主。1924年至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为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拨款2亿多美元，这在当时是超级巨款。赠款占整个社会科学所获赠款的3/4。主要受益机构包括：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一批高校[17]。基金会还捐资建立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巨额资助极大的改造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比如第一个获得大额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长期排名美国前列[18]。此后该校诞生的理论在美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处于最危急的状态，罗斯福开始新政实践，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厉以宁指出，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加强干预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关于财政金融和就业问题的论著，直接影响了罗斯福和他周围的经济顾问。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19]
二战后美国政策转向，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经济学又成为国策。前文提及的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就是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任教。另一个代表人物哈耶克也曾在该校任教。1970年代一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学者因出自该校，而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小子”主导了英美、拉美、俄罗斯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变革，为美国的霸权获取巨大利益。除了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还大量资助了美国的一些高端智库，诸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协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这些智库直接制订了美国的许多政策。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基金会的资助不仅限于社会科学，还涵盖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同时还资助了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基金会资助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舆论研究部等公共舆论机构。美国传播学的先驱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勒温、坎垂尔、施拉姆、维纳等全都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宣传机构和宣传方式，促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进一步转化为通俗的话语体系，进而更方便的操纵公众。“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传播学‘是建立在石油提供的基础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的社会科学、国家战略有多么重要，只要看看其负责人的经历就可知，比如曾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董事长的三人，腊斯克、杜勒斯、赛勒斯·万斯，都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职位卸任，就走马上任美国国务卿。我们的教育部长只是部级，而美国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却出了三个国务卿。为什么美国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变革领域如此成功，由此可见一斑。二战后，美国政府对高校进行了第三次干预。这次干预的深度、广度远超前两次。两大历史任务促成这次干预。这两大历史任务过于庞大，靠单独的资本家已经难以为继，只能靠国家力量支持。一是冷战背景下，借助麦卡锡主义之手迫害进步人士、工会分子、知识分子，对抗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建构完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前文已述。二是美苏冷战背景下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需求，同时也是现代大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苏联率先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宇航员，使得美国举国上下极为震惊，必须协调全国范围的科研和工业资源，才能实现重大科技项目的突破。众所周知19世纪之前，科研的主体是个人。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都是个人研究、实践的结果。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科研主体变成机构、公司和组织起来的科技工作者。麦克斯韦、汤姆逊、卢瑟福工作过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德国的巴斯夫实验室、拜耳实验室，美国的爱迪生工业研究所、贝尔实验室等都是其代表。而到了二战，科研的组织模式和主体发生了巨变，标志是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该计划参加人员53万，其中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15万，耗时三年。这样大的科研计划不是任何一个或几个“自治”的大学和机构或者几个、几十个科学家可以完成的。因此，建立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系势在必行并成为现实。此后，美国建立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科学研究体系，苏联、中国也建立起社会主义条件下举国体制的科研模式。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大学、智库、国家实验室、公司实验室，以及与科研相关的公立、私立基金会。政府投入的R&D经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从1940年的4.8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50亿美元，占全国全部R&D经费的比例由18%上升至83%。1960年代中期政府占总研发的支出仍占据2/3。198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的投入开始落后于工业界[20](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高于工业界)。此时苏联已经进入了衰亡阶段，对美国的威胁降低。对大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发的整体投入，193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的资助大概占其研发总经费的1/4，1960年即超过60%[21]，1972年68.2%，1982年65.1%，1992年59%，2002年60.1%，2012年62.6%。州政府对大学研发的整体投入占比，1972年10.2%，1982年8.4%，1992年7.9%，2002年6.9%，2012年5.5%。[22]各级政府投入占大学总经费的比重，1981~1982年度占比69.3%，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所下降，1991~1992比例为40%[23]。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基本以科研资助方式介入(相当于我国政府对高校的教育经费、科研经费等投入的总和)。联邦政府通过巨额资助，对私立大学、公立大学的招生、专业和课程设置、学校管理和财务管理、科研安排、学术自由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否则高等院校会受到取消政府拨款的警告[24]。而州政府对于学校事务的介入则更为直接，因为州政府对于州立大学有直接管辖权。今天当你询问美国的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时，他们都会告诉你这取决于三个需求，政府需求、公司需求、社会需求。教师和学者是要吃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高校，也只能为其利益服务。今天美国各个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背景下，其治理结果也不会有本质差异，都必须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美国政府在全社会各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巨资投入，结出了硕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共产主义被妖魔化，由此便导出一个结果，即使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也跳不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路子。譬如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如此，反抗者提不出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和方向。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只要看看比尔·盖茨的一句话就能明白美国政府干预的效果。很多人以为，企业在美国的科研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比尔·盖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却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最重要的研发，而私营部门其实是无所作为的。”20世纪美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源于政府资助、主导的基础研究，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早期雏形阿帕网、超导、核能、航空航天、雷达、卫星、通信、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25]。
4、辩证看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美国大学的自治已经大幅削弱。随着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发展到今天霸权帝国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早已抛弃了自由市场时期对大学少干预的束缚，建立了庞大的干预体系。
这个干预体系在危机时是显性的，如麦卡锡时期的政治迫害。而当危机过去则成为隐性的，此时则是由政治上的禁忌、经济上的利诱、以及文化上的欺骗组成，也就是威逼、利诱、欺骗的三手。当民众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干预体系看起来就是自由的，是自治的。而当认清了这个体系，这个自治就成为不自由，到处都是控制。(2)美国大学的领导权、管理权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牢牢控制美国大学的领导权始终都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掌控。美国的私立大学，是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出资建立。美国的公立大学，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出资建立，州政府对其有直接管辖权。联邦政府则通过资助和法律等手段，控制着两者的发展。两者贯彻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意志。一旦大学内出现对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构成威胁的事情，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干涉其决策、管理、学术、监督以及教学的各个层面。很多人在讨论美国大学治理体系时，却忽视了领导权，有的甚而视领导权为无物，这是本末倒置。另外，从其内部治理体系来看，董事会是其最高权利机构和决策单位。董事会的组成人员绝大部分为校外人士，而不是校内人士，包括政府官员、企业主、社会名流等，他们都是资本的代表。校长是董事会决策的执行人。学术评议会名义上虽然是学术的最终评议机构，但是你能想象共产主义者在学术评议会任职吗?只要有学者、老师出现不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言行，董事会和校长就会根据情况严重程度将其辞退。世界闻名的丘成桐教授就曾指出香港各界(其实也包括大陆)对西方大学的认识大错特错。他指出很多人错误的“以为美国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说八道”。
“我在美国47年，从未听闻有一间大学可以让学生加入遴选委员会(校长遴选委员会)，事实上连教授也未能加入”。
他以哈佛为例，自己作为教授，仅获校董会发电邮邀请表达意见，最终决定权仍在校董会[26]。很显然，董事会是美国大学的最高权利机构。美国大学内部的管理权也是为资本所牢牢控制。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大学是决策、管理、学术、监督四权分立，这种观点明显不符合历史和现实。(3)背后干预体系为克服资产阶级大学的危机、进而大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如果把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比喻为种子，那么这背后的干预体系就是土壤、水、肥、气候变迁，同时还是人工育种、播种、管理。一堆再好的种子，扔在沙漠也难发芽。一堆不好的种子，在沃土里面好好管理可以长出一片森林。如果种子有结构性缺陷，比如曾经的工科、农科和社会科学板块的重大缺失，就直接替换、改造种子，建立新的符合他们要求的大学和学科。而这些重大的缺陷，是靠外部干预体系介入才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靠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调整。很多人在研究西方大学时，仅盯着其内部的治理体系，却对其背后的干预体系视若无睹，或不够重视。这种研究是不能解释资产阶级大学的发展历程的。与此相对，如果在进行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研究时，仅盯着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而对外部支持和干预体系不重视，也是片面的。①背后干预体系的全局思维、战略眼光和高效值得深入研究二战前当美国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时，西方资产阶级的私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仅靠一己之力，就建构完善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这种全局思维、战略眼光和高效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在事关资产阶级前途命运的大事上，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毫不含糊，集中力量，体制机制不行就改，人不行就挖掘培养，快速介入、长期支持。而我们国内在这方面却深受现有大学内部体制机制、官僚主义的掣肘，深受一些西化圈子(比如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术委员会的大面积西化)和利益圈子(比如教授的老板文化)的掣肘。中央的精神在一些大学难以落实下去。如果单纯靠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完善，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这方面需要强有力的干预机构、体制机制和领导人介入。除了私人基金会，美国政府内一些部门的高效也值得深入研究。美国国会在一份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中评价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工作，该局取得的重要成包括推动互联网、隐身战机、小型化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无人机、平板显示技术和“大脑-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报告结论认为，
“旨在促进战后美国创新的最卓越政府机构当属五角大楼的DARPA。虽然这只是一种稍微夸张的说法，如果没有DARPA 富有远见的研发资金，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硅谷的存在”。
“我仔细研究过，DARPA用钱效率非常高，比私营部门的效率高得多”[27]。
美国的许多部都有一个类似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机构，他们的组织和工作模式值得研究。美国联邦政府在大学投入的科研资助，主要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农业部等十几个部及科学基金会实施。中情局也通过各种秘密途径提供资助，不过其经费信息在公开渠道看不到。这些部门绝大部门都是应用实践部门。美国企业及私人基金会对高校的研发投入也是应用导向。其基础研究也是在长远的、潜在的应用背景下进行的。最终主要用产品和应用来检验，论文体系只是辅助。而我们国内却有点本末倒置，科研被美国标准(而不是中国标准)的SCI、SSCI、A&HCI论文评价体系所支配(这个论文体系，很多美国院士都不重视)，成果应用反而不是重点。问题意识不强，应用导向不强。另外，我国高校对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的划分，特别轻视横向课题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应用实践导向的部委、机构、企业与高校教师的联系，使得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的更为突出。(5)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一些具体措施值得研究借鉴在搞清楚了美国大学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后，其内部治理体系的一些具体措施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比如其对学术自由和创新的鼓励、行政对学术的服务意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学生参与管理的实践、内部权责的清晰界定等方面，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择其优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西方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有很多种，比如美国、德国、法国就有所不同，虽然近些年都进入共同治理模式，但是具体的历史过程和脉络却也有较大不同。每个模式都与其国情和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在研究其具体变革和措施时，应根据其具体的时代背景理解，客观评估各方力量在博弈中的地位及最终效果。
三、中国高校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针;既要加强内部治理体系建设，也要加强外部支持干预体系建设
美国高校坚持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领导，用资产阶级价值观培育人才。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校则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育人方向。当前我国高校在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人盲目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学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
“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强调党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办学方针，转而盲目推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四权分立”，以“去行政化”名义阻断党政部门与学术部门的联系，很可能就会在西化的道路上狂奔，最终丢掉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丢掉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也正是因此，我们的高校治理体系坚持的方针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我们主张在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基础上，坚持教授治学，崇尚学术民主，反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改革掉诸多冗余的阻碍科研创新的行政化，进而推动社会主义高校事业的快速前进。我们既要加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将决策、行政、学术、教学、监督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理清楚，让科研工作者和教师潜心科研和教学工作。另外，也需要加强外部的支持干预体系的研究和建设工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将分散的科研力量统筹协调到一起，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工作，推动重大科技项目的建设工作。
[1]《嵇立群：美国历史上的人权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4》;
[2]《凯恩·博斯特尔：FBI—联邦调查局档案》，P85，徐慧译，东方出版社2004.05
[3]《美共：申请入党人数增速一年翻番的背后》，新华每日电讯
http://sc.people.com.cn/n2/2018/0504/c345461-31538787.html
[4]《袁泰：论美国的法西斯化》，《国际问题研究》1962.04; 《嵇立群：美国历史上的人权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4》
[5](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P212-219，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4月第一版
[6]《要坚决同美国的法西斯化进行斗争》，《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316，徐良英、范岱年译，1976年1月。
[7]《不愿做美国科学家，宁愿做管子工或小贩》，《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325，徐良英、范岱年译，1976年1月。
[8]《爱因斯坦：麦卡锡时期的自由斗士》，《科学文化评论》2014.8
[9] 转引自兰德尔·菲茨杰拉德著《百年谎言：食物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年8月第二版P126
[10]柏忠言《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5月，P315~316
[11]柏忠言《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5月，P316
[12]转引自兰德尔·菲茨杰拉德著《百年谎言：食物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年8月第二版P152
[13]数据综合自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figures
《吕凌峰 刘颖勃 方晓阳：美国卫生部与国家科学基金会对高校研究资助的比较》，《科技导报》2004年第5期
[14]《谁制造了美国垮掉的一代》，尹帅军著《错的不是我们 是世界》，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5月。
[15]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P53~62，P109~113，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16]《孙贵平 邹源椋：社会资源支持下的美国一流学科建设——以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为例》，《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转引自Lawrence Frank. The Statu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R].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Memorial，1923: 12.
[17]《谷贤林：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
[18]转引自《孙贵平 邹源椋：社会资源支持下的美国一流学科建设——以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为例》，《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
[19]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第368、40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0]《樊春良：建立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路》，《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5期
[21]《樊春良：美国是怎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人民论坛》2016.08下
[22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figures
[23]《李守成 赵 军 何家伟：中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较分析及其启示》，《商业经济》2011年第3期
[24] 转引自《陈利民：西方大学自治传统的演变》，《现代教育科学》2004年第6期
[25]转引自《卢周来：从美国的经验看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导刊》2019年第2期
[26]《丘成桐：香港教育的失败》，源自 《信報財經月刊》。http://www.sohu.com/a/125704680_488646
[27]转引自《卢周来：从美国的经验看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导刊》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尹帅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1981年生于陕西渭南。曾从事土建工程7年。通过社科院内参、求是内参等多个渠道递交多份报告，获得中央领导批示。
2015年5月出版个人著作《错的不是我们 是世界》，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老师亲笔作序推荐。2011年2月茉莉花事件期间，写出国内第一篇反应茉莉花事件的文章《美国大使彭博培 滚出中国》。首先将文章和网友拍摄的彭博培亲赴王府井的视频在某著名红色网站发表，仅十分钟后，此文被莫名其妙删除。后来，将文章和视频发给时任四月网总编唐杰，唐杰在此基础上于第二日凌晨四点发布文章《图文+视频爆料:美国大使亲赴王府井为“带路党”助威打气!》。视频文章发布后非常火爆，有关部门将文章上报。两天后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应遵守中国法律。2015年9月股灾期间，发布依法治国和制度建设方面文章。文章综合各方面信息，分析了股灾背后的政策和制度根源、天津大爆炸的政策诱因、国内转基因研发和推广的法律漏洞，以及《刑法修正案九》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领导将此文上报，并告知几位中央领导很重视。几天后股指期货政策被变相暂停，股灾得到有效缓解。2017年3月，通过渠道上报文章《认清西方“司法独立”的真面目》，获得批示。2018年5月，上报内参，主要内容为中国高校西化趋势已经有全方位制度保障，以及双一流建设存在的制度性西化问题。此文获得批示，被有关部门称为涉及全局性的报告，因此出台多项政策。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有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