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首图来自壹图网。】
关于2020年经济是否要“保6”的讨论已非常普遍，对于其他领域的宏观经济，市场也存在很多争议。
2020年GDP增速能否保持6%以上？不同城市的房价会涨吗？明年的政策力度如何？CPI的走势如何？请看《中国经济2020的十个预测》。正方认为有必要“保6”，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有必要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需要调动经济潜能，发挥增长潜力；
反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在于内部结构和诸多长期因素，在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出现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必然下降，来到一个新的增速平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对于明年GDP增速预测的分歧也很大，详见下表。
所谓的“5”时代，并不必然意味着2020年全年GDP增速低于6%，而是在某个季度落入5.8%-5.9%的区间。我们预计，2020年上半年GDP依然能够保持6%以上，但下半年的下行压力将加大，存在“破6”的可能。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看需求端的三驾马车，下文会对这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但总体上看，三驾马车的乏力还是较为明显的。
第二，悲观预期下企业的生产、库存和投资活跃度仍然受到限制。
第三，政策导向是唯一的积极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稳为主”，提出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2020年上半年，预计会在专项债发行等作用下，推动基建和重大项目投资增长。但在下半年，政策的效应可能会有所减缓，主要是因为基建投资的产业链条相对较短，无法衍生出更多投资和消费。并且，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并不谋求强刺激，而重在处理诸多结构性问题，并不看重GDP的绝对增速。
利率是大类资产配置和短期实体经济波动的关键变量。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弱势复苏，伴随这个复苏过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放水和持续的降息。
当前，欧洲、日本等多国的政策利率已经为负，美国也开始了“预防式降息”周期。当前全球约25%的债券产品是负利率的。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政策利率下降空间看起来是巨大的，但我们并不认同此说法。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负利率的国家都是发达经济体，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有着更活跃的经济活动、更快的货币扩张速度以及更接近原材料的全球产业链环节，这些都使得物价上涨的压力始终较大，因而导致未来政策利率下降的空间并不大。
近几个月，通货膨胀很容易的因为一种产品（猪肉）的供给问题而出现，最终很可能会反过来对政策利率的下降形成掣肘：即便只是因为猪价上涨导致了CPI持续高涨，央行依然不敢盲目宽松，利率的下降空间受到限制。
由此看来，2020年大类资产配置趋势可能与2019年不同：一是债券市场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二是现金配置或将迎来机会。2019年，房地产调控持续严格。首先是影响较大的全国性调控政策，包括棚户区改造政策力度减小、旧城改造政策等。其次是在因城施策的政策下，各地围绕“房住不炒”定位进行了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房地产交易调控措施。再次是政府部门基于自己的监管定位，出台和实施了相关调控政策，尤其是房地产融资限制。
从效果看，房地产市场呈现了价格变化小、投资增速不降的局面。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增幅平稳，同时房地产市场不乏韧性，投资扩张依然较为明显。不过，在因城施策背景下，城市分化开始显现。
2020年，预计房地产调控将依然遵循房住不炒定位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底线调控思路，因城施策控制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仍将受到严格调控，尤其是稳地价扎实了2020年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的平稳基础。2020年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调整空间较小，进而导致房价仍将保持平稳、不同城市微升微降的局面。投资三大领域中，制造业投资依然受到去杠杆后遗症影响，设备和库存投资均处于收缩状态。
基建投资将是相对亮点。尽管基建投资增速在2019年全年增速较低，但2020年将在积极财政政策以及专项债发行的推动下出现明显的反转，预计增速将达到8%-10%。尤其是2020年第一季度，银行信贷集中投放和专项债提前发行的概率极大，基建投资增速很可能明显回升。
而房地产韧性在2020年存在较大压力，严格调控下，延续今年的较高投资增速存疑，预计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略低于2019年，全年达到10.0%。
由此来看，股市仍有结构性机会：基建概念股预计将重复2019年趋势，在上半年闪现机会。
2019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都在下滑。而我国进出口贸易总体下行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全球贸易需求走弱，其二是中美贸易摩擦。欧美制造业PMI2019年单边下行，伴随着中国出口整体下滑。
2020年，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都将有所趋缓。首先，全球经济弱复苏的概率在增大，尤其是从短期看美国制造业复苏、美国大选前对经济企稳的要求以及美国财政预算的扩张，都托底了来自美国的需求。其次，尽管中美贸易的摩擦很可能是长期的，但短期看大部分的影响已经Price in（被市场消化，尤其是股市）。不过，美国大选之前的政治和经济博弈可能增加中美贸易协议的签订和执行的不确定性。流动性方面，2020年大概率保持合理充裕。问题是流动性能否高效传导至实体经济信用？此时市场开始呼唤降准和定向降准。
2019年四季度央行并未降准，而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降低实际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等方面的要求，2020年货币政策力度和方向将会在大多数时间内保持灵活适度的同时，一定程度偏向略宽松。
与之对应的便是降准，尤其是2020年初的定向降准，一方面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另一方面注入定向流动性，增强货币传导到信用和实体经济的实际效能。
从2019年11月的金融数据来看，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已经取得初步效果，信贷规模和企业在手资金已经开始回升，预计未来将延续这一态势。
悲观预期下的制造业、民间投资和消费在2020年依然承压：工业增加值、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在2019年上半年的某一个时点开始趋势性下滑，且并不存在明显的积极因素缓解下滑趋势。未来短期内，消费极易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而继续减少。更为重要的是，消费的承压还可能受到房地产市场的严格调控而进一步加剧，因为房地产市场处于弱势时，居民财富效应弱化，消费行为也相应趋于保守。就业是明显的顺周期变量，与经济形势直接联系。2019年就业压力较大，但总体可控。而2020年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主要因为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但就业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政策底线，相关的政策将在2020年初开始发力，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要求稳定和开发就业岗位，降低社保费率，规范裁员行为。
未来，托底政策依然会持续。同时，农民工失业在短期内可以返乡，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失业潮；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巨大，预计其吸纳就业的空间仍可挖掘。总体而言，2020年就业压力可控。2019年11月CPI达到高点，同比涨幅为4.5%，为近8年来首次超过4%。主要原因在于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工业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了相对平稳的态势。因此，短期内主要稳住猪价，CPI存在回调的可能。
但短期内稳住猪价的难度不小，主要是因为国外猪肉生产扩张速度和空间均较小，通过进口扩大供给的空间并不大。但近期我们也看到，贸易形势缓和后，猪肉等食品的美国进口将增加，同时限产政策在持续的价格压力下已有所放松，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关于生猪养殖的鼓励措施，其目标是在2021年将猪肉供给和价格恢复正常水平，未来国内扩大猪肉供给的空间仍存，同时也表明猪价上涨趋势不会在短期内被明显抑制。
多方因素影响下，预计CPI将在上半年至年中达到高点并回落，但考虑翘尾因素较大，全年CPI平均水平仍然在4%以上，甚至不排除“破5”的可能。CPI和PPI以及PPI内部都存在一些分化的现象，例如，食品和非食品、PPI中生产和生活材料等。2017年以来的CPI和PPI分化主要是由供给侧改革后产能减少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而下游行业竞争充分、议价能力不强导致的。2018年后情况有所变化，持续去杠杆，信用收缩导致中下游投资需求收缩，会造成上游的通缩压力，同时部分产业产能恢复后供给压力加大，进一步加剧了通缩。而下游的价格走势一直较为平稳，只是猪瘟和环保限产的影响开始呈现后，通胀形势才开始逐渐明显。
未来，面对PPI和CPI分化的问题，需要分而治之。对于CPI，主要是从稳猪价工作出发，扩大供给，适当放宽环保限产；对于PPI，则有赖于实体企业的生产和库存投资需求，这可从保证企业用信增长、支持实体经济等方面在以年度为单位的长期中逐步解决。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苏宁财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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