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识形态化”的要害是，绑缚对方的手脚，推销敌对意识形态。】

北京市委主办主管的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杂志2019年第1期刊发《“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成因与实质》，文章在“去意识形态化”问题上做了一番学术上的梳理，我且来补上几句胡同百姓的外行话。

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在中国大半是两种情况:

一是持极端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他们嚷嚷着去意识形态化，其实要的不过是去掉对方的意识形态，固扬自己的意识形态，捆绑起对方的手脚，施展自己的拳脚。当然他们熟练操弄障眼法，张扬敌对的意识形态，常常使用一些颇能迷惑人的软性概念，例如“普世价值”、“现代性”一类，仿佛他们要搞的不是撞墙沉船，不是去党恨国，不是阻止中国的崛起，而是只跟你秀一把人生哲学观念哲学。

二是根本不懂意识形态为何物的素人，舔舐着自己在官场、商场、学术场、甚至情场的伤痕，听信第1种人的鼓噪，坚信甲种意识形态惹了他毁了他，跟着起哄架秧子，信誓旦旦地大呼小叫，若启用意识形态太平洋对岸标准，日子必定优于今天，你有我有全都有，上下通气不咳嗽。

闹着去意识形态化，若只停留在意识阶段，哪怕写写文章骂骂娘，便也罢了，他们偏偏要把那意识挤出来喷出来，形成粒子束武器，变成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渗透。在中国意识形态舆论场当中，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直接表现为硝烟弥漫战场上的攻防厮杀。2012年之前，那几个名字呼之欲出的公知为代表的主攻团队，颇有些梦之队的姿态，自我感觉超好，自诩锐意盎然，他们确曾一度占据优势，赢得进攻主动，其杰出代表某君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说春风满面，毫不掩饰“内外夹击扳倒中国”。

然而，他们与那些中国人民击败过的所有对手一样，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想象替代现实，以愿望替代现实，仿佛中国很容易被扳倒，他们既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人于险绝之处，吐故纳新调整姿态驾驭航船的战略定力和治国能力，也看不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盼望国家安定，求取富足安康，有尊严生活的共同心愿。

现在，他们不敢再轻言“有必胜之把握”了，悻悻地交替使用“中国崩溃”、“中国威胁”两种滥调， 嘴里唠叨着“牍彩嘿案”，借以表达内心焦虑，切齿怒向中国现代化领导质点，以万丈毒焰制造种种针对性的谣言以求宣泄。个别沉不住气的，摘下罗敦司得眼镜，跃出隐身战壕，摇滚范儿吟诵风萧萧兮，想玩个大的，居民区小脚侦缉队将之挡了回去，落得一段滑稽的小插曲。

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地回暖，仍要提防春寒料峭。眼下，他们仍可搞起局部规模的意识形态战役，从设置话题，罗织仇恨，组织力量，协同内外，推出傻不拉叽的代表性人物，锁定目标玩“踢开党委闹革命”，玩“砸烂旧的公检法”，从一系列谣言煽动起来的碰瓷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事件中，人们不难察知这一点。

反对“去意识形态化”，开展积极、有效、富针对性、人民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白主动参加的意识形态战役，应少些空洞理论文章，少些不着边际的议论，多一些事实基础之上的阐发，多些人民群众触摸得到，特别是涉及群众实际利益的议论，敢于用事实用法律回答焦灼的社会问题，敢于撕破了那些体制内外面具裹着的并不周正的嘴脸。

此文令人尤感不足的是，话到嘴边留半句，刻意与现实拉开距离……能写成这样也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反对去意识形态化？

有人摄于认识方面的原因，理解不到这一层，而有人正因为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所以坚持有目标、有纲领、有组织化地宣言“去意识形态化”，此种去意识形态化本身便是意识形态化。

有兴趣研究这个问题的朋友建议去读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两篇文章，此处不赘。

（2019年清明节写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

附录：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成因与实质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仍不时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意识形态工作要做到旗帜鲜明，首要的是正确对待和科学理解意识形态，深刻认识“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和危害。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内涵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概念，表述多样，常见的有“非意识形态化”“淡化意识形态”“去政治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终结论”等。从这些不同表述中，可以大致概括“去意识形态”思潮的主要表现和基本内涵。

其一，“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的另一种表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美国学者提出，苏东剧变宣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全线崩溃，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适性、永恒性，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没有解释力，只有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人类的理想归宿，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

其二，“去政治化”和“淡化政治”的现实表征。这种观点提倡，要把政治因素从事物和观念中清除出去，主张脱离政治来理解、看待、评价事件和问题。“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的表现是多领域的，如在文艺乃至整个文化领域主张文艺应当与政治“分家”“不过问政治”，只求所谓“唯美”“高雅”艺术形式，认为文艺不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教育领域则主张放弃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西方所谓“公民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

其三，在理论旨趣上主张“价值中立”。这种观点有其哲学渊源。在英国哲学家休谟看来，正如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回答“应该怎样”，道德只能回答“应该怎样”而不能回答“是什么”。由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鸿沟，因而不能轻易进行价值评价，保持价值中立是最好的选择。这类观点对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立场，一旦泛化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必然带来错误的理解，形成与现实社会生活的错位。

此外，还表现为意识形态“伤害论”和“无用论”，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群人统治和伤害一群人的游戏”，是思想专制工具；或认为意识形态无用，社会发展有“自生秩序”和“自在逻辑”，不需要意识形态，等等。

综上论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内涵可以概括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兴起的，主张淡化意识形态，淡化政治，提倡价值中立，以科学主义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其迷惑性更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成因

从国际来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同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和苏东剧变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逐步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西方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想影响增大，共同催生了“去意识形态化”思潮。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西方思想界看到了社会福利、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但随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出现，人们在前后反思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滑向或助长了虚无主义，进而使“去意识形态化”情绪得以扩散传播。

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不力和乏力，带来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主张也使得“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有了赖以存续的土壤。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意识形态终结论”登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思想认知基础。

从国内来看，客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期间的一些失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看法。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借“反思”失误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西方存在主义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包装下不断传播，把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作为“陈腐说教”，很大程度上也是否定政治、淡化意识形态。

21世纪以来，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此消彼长，其形式更为隐蔽和多样。加之近年来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发展，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多元多样多变正成为一种常态。西方变着花样搞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层出不穷，“去意识形态化”的主张正是其中一种。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

在本体论上，是一种极端虚妄的理论主张。“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将意识形态当作“幽灵”“怪影”，妄图从观念上消解马克思主义，消灭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为通过观念的虚假论证就能实现其消灭异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目的。

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去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去社会主义化”或“去马克思主义化”，妖魔化意识形态和强调价值中立的背后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优越性做论证。然而，迈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是必然趋势，不是通过简单的观念批判就能够实现的。

在认识论上，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其一，它用所谓的实证主义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已过时，认为发轫于早期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现代后工业社会，明显具有不合理性。其二，它只看到了科技创新对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却没有看到这些危机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其三，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所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主要指向是前苏联，将特殊性泛化为普遍性，片面夸大人类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进程中的某些曲折失误，无疑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

在历史观上，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建立在以下判断之上：一是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历史虚无主义采用主观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曲解历史事实，没有看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后现代主义主张抽象的历史，掩盖历史发展真相。二是将历史发展动力归结为人的抽象“主体性活动”，片面强调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能动性，否认客观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三是片面强调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世界普遍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论”和西方宪政民主的永恒性。这无疑是唯心主义在世界历史观上的体现。

［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教育宣传研究”阶段性成果］

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