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模式。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间路线”的旗号，试图改变颓势，避免苏联解体，但已是力不从心。

话语权，简单讲来，是一种影响社会发展方向、民众判断和选择方向的权力。反思苏共败亡的教训，苏共对意识形态阵地的放弃、话语权的丧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70多年间，苏共由赢得民心、构筑阵地到自我陶醉、固步自封、再到自我怀疑、迷失方向，最终自我否定、主动缴械投降、失去灵魂，直至土崩瓦解。

本期呈现给读者的，是第三部分——舆论战下的全面崩塌。

苏共执政后期，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搞乱了社会的思想，瓦解了苏共的理论基础。

一、“公开性”与“新思维”

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此后，“公开性”运动一发而不可收。在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于翻历史旧帐，寻找污点，肆意放大。“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国内积极推行“公开性”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境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他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主动对西方让步，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奖赏，也根本上颠覆了苏联舆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良好愿望”最后没能换来西方真正的回应，但他那些国际关系“新思维”的主张却有效解除了苏共思想武装，使西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冷战、打赢了多年的攻心战。

二、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

自1987年开始，到1991年苏共下台前后，苏联社会中的激进势力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有些做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们疯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列宁也成为被讥讽和批评的对象。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上矗立的等少数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

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也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丢弃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 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

三、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为流行的一年，这一年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比重大、数量多、反应强烈。其中包括，作家布尔加科夫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年——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等等。1987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决定出版他的作品全集。

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影片呈现了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经过。此后，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记录片，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由几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创办的“视点”节目为争取摆脱约束还积极争取直播。“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善于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一时间社会影响巨大。

四、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

在许多改革和经济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多的时间，经济改革丝毫不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社会舆论认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官僚主义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

按这种思路，戈尔巴乔夫认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官僚机构“从中作梗”。他认为，“改革”触及到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地广泛发动群众，在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

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

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五、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

80年代末期，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几经试探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最开始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声势日益浩大。“人民阵线”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

除了政治气候的转变以外，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在首都得到了苏共内部“民主派”和反共势力的积极响应。

苏联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俄罗斯民主、独立”的大旗下。在普通群众的眼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连同“苏共”“社会主义”等已失去了旧日的光彩。俄罗斯才是真正民族、国家及传统的象征。俄罗斯人很不情愿听到自己被称为“苏联人”。他们在对“苏联”的象征表现反感的同时，为自己将重新作为“俄罗斯人”而感到欢欣鼓舞，充满自豪。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

六、理想信念的背离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模式。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间路线”的旗号，试图改变颓势，避免苏联解体，但已是力不从心。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问卷选择了中国方式。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

七、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

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进化”“空想化”倾向在苏联社会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在经济生活中，他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

在“胜利情绪”的驱使下，俄罗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他们坚信，市场经济能够带来俄罗斯文艺的复兴。他们认为，在自由和市场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可以筛选出优秀的成果或文艺作品。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并借此蒙骗急欲摆脱困境的俄罗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