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买合提.吐热克，今年60岁，是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陈老七村村民。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是乡村教师，我总是以他们为荣。但是在2013年，这种幸福突然被打破了，我的二儿子、当时只有28岁的艾里·买合提被确诊患了白血病，医生说他的生命只能维持7年，除非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而骨髓移植手术最少也需要40万元。这件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就象天塌下来了一样。家里没有钱，没办法，我们只能选择用便宜的国产药物治疗，维持孩子的生命。

看着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忍受的儿子，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疼，老伴也整天哭哭啼啼的。由于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就信仰伊斯兰教，每周五都去做礼拜。在这个灾难面前，我想起在清真寺做“乃玛子”时，清真寺伊玛木说《古兰经》里讲过，“一天做五次功课，对胡达虔诚，就可以治病消灾。”我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开始一天做五次“乃玛子”，讫求胡达救救我可怜的儿子。那个时候，我真是被宗教的冲昏了头脑，不仅自己做，还强迫老伴、儿子一起做。全家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做“乃玛子”了。一年过去了，不但儿子的病情没有好转，而且地也荒掉了，经济收入减少了，家里整天吵吵闹闹。

2014年，自治区统计局工作队来到村里，了解到我们家里的情况，一方面积极组织捐款，并为我儿子在乌鲁木齐寻医问药，另一方面，批评我的糊涂做法，教育我要头脑清醒，但我仍然转不过弯。在工作队的帮助和乌鲁木齐大医院的专业治疗下，儿子的病情有所好转，能坚持正常教学了。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是因为我虔诚的祈祷感动了胡达，是胡达挽救了我的儿子。从此，我就更加沉迷于宗教，继续忙着一天做五次“乃玛子”。但每当孩子的病情复发时，还是工作队第一时间派车送他到医院抢救，组织捐款凑钱，带他到乌鲁木齐进行专业治疗等等。然而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我都假装看不见，仍然认为这是胡达的安排，认为只有胡达才能救我的儿子。每次在村里开展“去极端化”教育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我表现的很积极，但在内心却并不那样认为。

直到2016年，孩子病的更厉害了，身体更加虚了，经常会突然晕倒。医生说孩子对国产药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必须尽快进行骨髓移植，否则将有生命危险。那时，离患病初期医生预言的7年生命大限也越来越近，我的内心开始充满恐惧，但我依然天天做礼拜，不停地求胡达救救我的儿子。同时，我也在想，从2013年以来的三四年间，我不干农活，天天做礼拜求胡达，虔诚到了极点，可为什么孩子的病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呢？

在我们全家对儿子的病情毫无办法的时候，工作队并没有放弃帮助我们，没有嫌弃我不听话，而是想方设法救我孩子的命。他们把我孩子的病情向上级反映，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献爱心。2016年9月，自治区教育工会领导专程驱车1500多公里到村里看望我的孩子。从那时至今，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在互联网上发动好心人捐款5万多元，给我儿子换了进口药，并且倡议全疆教育工会系统干部职工捐款36万多元，甚至联系到上海市科技工会系统干部职工，捐款了17万多元，合计有60万元左右。9月29日，自治区教育工会领导陪同上海市科技工会领导来到我们村，送来了将近54万元捐款，供我儿子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我们全家人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我儿子终于有救了，他的病终于可以治好了。我刚满1岁的孙子不会失去爸爸了，我年轻漂亮的儿媳妇也将不会失去丈夫了，我和老伴也不至于失去儿子了。

儿子一次一次的事，让我懂得，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天做五次“乃玛子”并没有用，苦苦哀求胡达根本不灵。是共产党的干部们救了我的儿子，是核心派来的工作队救了我的儿子，是远在上海的与我们家根本不认识的好心人救了我的儿子，也救了我们这个家庭，他们才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们全家人真心感谢共产党，真心感谢核心，真心感谢社会主义大家庭，真心感谢民族大团结。

现在，我万分悔恨以前的错误行为，万分痛恨“三股势力”，跟着他们走，只会把我们带向死亡。如果不是工作队和社会上的好心人帮助，我的儿子也许早已不在人世。我要用我儿子的事例和我的错误行为教育我的家人以及我身边的广大村民，希望大家不要被宗教冲昏头脑，不要重复我的错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找胡达是没有用的。

这次的经历，让我做出一个决定：我再也不信仰宗教了，再也不相信什么胡达了。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种好地上，真心真意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陈老七村村民：买合提.吐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