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点击：  作者：徐实    来源：红旗文稿  发布时间:2018-10-12 09:43:46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西方发达国家迄今未能走出金融危机的衰退阴影。

前些年，奥巴马政府多次声称“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事实却一再证明，这些说法不过是其粉饰太平的把戏。

倘若美国经济真的早已复苏，特朗普政府为何不惜以减税吸引美国企业回流？同样，因为经济困局，英国政坛折腾出了“脱欧”，法国的传统政党输掉大选，日本政府深陷债务泥潭，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的话说就是，西方经济体陷入了“新平庸”。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虽然也面临诸多问题，但表现堪称一枝独秀。

 

从2008年到2017年这10年间，中国的GDP从300670亿元增长到827122亿元人民币。尽管2017年GDP增长率回落到6.9%，但中国仍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最近5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设法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国的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其经济思想的状况。两相对比可以看到，经济一路走稳的中国，其经济思想显然胜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筹。

 

西方经济学的尴尬

 

曾几何时，国内经济学界一部分人中流行一个论调：

 

西方好，私有化好，华盛顿共识是个宝。

在这些人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不容置疑的“神圣样板”，但凡中国哪些地方与之不一致，那就说明中国存在“体制问题”。可是现在呢？目睹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产生疑问：

 

为何市场化如此彻底的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停滞？

为何私有化如此彻底的东欧国家一蹶不振？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有哪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帮助美国经济成功实现复苏？

为何没有接受西方经济制度的中国反而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此，西方经济学的“裱糊匠”和“复读机”当然无法解释，他们只会一再声称：

 

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是“市场化不彻底”导致的，只要把资源配置完全交给市场，让私人资本完全支配经济，政府少管闲事，那么一切都会自然好起来。如果上述手段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因为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不够彻底。

 

由此可见，被一部分人移植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完全脱离了客观实践，充斥着自说自话、循环论证的“神学”逻辑。

 

一部分人长期鼓吹“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大肆排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西方经济学并非如他们推崇的那样伟大，西方经济学既代表不了真理，也缺乏自洽，多个流派之间的观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例如，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国家干预作为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主张同时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

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甚至认为经济危机带来的衰退期才是经济复苏的开始，不如“早死早投胎”。

 

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多个学派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缺乏起码的共识。但是，观点相互矛盾的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竟然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见，盛名之下的大奖，不过是笔糊涂账。

 

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定理”，和数学中的定理完全不是一回事，有的所谓“定理”不过是将某种观点无限拔高乃至神化的产物，并不是由基本假设严谨推导出来的，有的甚至基本假设本身就不能成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被新制度经济学派备加吹捧的“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在交易费用为0、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 

 

按照“科斯定理”的思路，如果某私企的工厂造成了烟尘污染，附近遭受污染的居民应该和私企谈判，要么私企自己安装除尘设备，要么给居民家里提供除尘设备；即使没有政府的外部干预，私企和周边居民也会自动达成成本最低的协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种思路在现实中就是胡扯——如果私企雇佣黑社会去恐吓周边居民，会不会比购置除尘设备更省钱？同理，前些年一些房地产商的强拆制造了大量社会矛盾，拥有产权的居民在强势的房地产商面前有谈判权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所谓“定理”，往往不考虑必要的现实因素，因此在现实的社会治理中可操作性极低。

 

西方经济学理论

与实际的对接缺乏说服力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具有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在这两个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先说解释能力。

 

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天经地义，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生命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时，弗里德曼、哈耶克之流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一部分中国学者甘愿做他们的复读机，不厌其烦地弹奏“中国的国企必然完蛋”的滥调。可是近年来国企偏偏发展得很不错：

 

2018年1至7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利润增幅高于收入11.2个百分点，钢铁、有色、石油石化等行业利润大幅增长。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0239.4亿元，同比增长21.4%。中央企业13134.4亿元，同比增长21.3%。地方国有企业7105.0亿元，同比增长21.7%。

 

而且从近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发展得越好的地区，经济形势越是欣欣向荣，江苏、上海、重庆等省市都是如此。一些地方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越是细致用心，当地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越顺畅。

 

那些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视为唯一合理的“神圣样板”的经济学者，既无法解释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成就，也无法解释地方政府政策引导的成功，因为这些是西方经济学压根没有的路数。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不能从经济现象中提炼客观规律，而是固守预设立场和既定观点，然后选择性地搜罗论据来粉饰自己的“合理性”，这只是一种落后的治学方式。

 

再说预测能力。

 

西方经济学的“神预测”在中国屡屡穿帮。

 

远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此人早在香港回归之际便预言，一国之内不可能同时存在相互汇率可变的两种货币，所以港币将在香港回归两年后消失。结果怎样呢？历史早已证明真理在谁手中。

 

此外，还有批评“超级计算机纯粹是摆设，政府出资推动创新必然低效，搞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的所谓“经济学大师”，结果也被事实打脸。诸如此类的尴尬事还有很多。

 

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

 

西方经济学当然值得研究，但是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不应深陷其中，盲信盲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西方经济学究竟“庸俗”在什么地方？ 很显然，西方经济学一是不承认由劳动创造的商品的内在价值，二是不承认经济活动中存在剥削。这两大要点，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分野，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商品存在内在价值，但是表述不够完善。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解决了价值表述的矛盾。

 

李嘉图则明确承认剥削的存在，而且认为地主是一个不创造任何价值的食利群体，妨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创造出剩余价值理论，更加深入地阐述了剥削的本质。

 

庸俗经济学不承认商品的内在价值，试图完全依靠边际分析和供求关系来解释商品的价格和交换规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说法，固然不能算完全错误，但这在科学哲学上只能叫做“唯象解释”。唯象解释的价值显然非常有限。同理，庸俗经济学试图用边际分析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想用唯象解释来否定客观存在的科学规律，这必然是错误的、可笑的。

 

既然庸俗经济学否认劳动创造的价值，自然不会承认存在以不合理代价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行为。对于在胁迫下形成的不合理价格（例如雇主利用较高的失业率故意压低工资），庸俗经济学一贯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庸俗经济学不承认剥削，认为按照生产要素分配天经地义，自然不会谋求从制度上解决分配的问题，这与按劳分配原则水火不容。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没有停止对理论的发展，但仍然无法脱离其庸俗本质。其忠实信徒甚至沦为私人资本的吹鼓手，这类人不仅没有任何学术精神，更无视公众利益。

 

新时代呼唤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顾名思义，经济学理应是经世济民之学，探讨的应当是如何让人民群众普遍从经济发展中获益。西方经济学只谈资本增殖，却回避财富分配，谈何“经世济民”？

 

中国无需盲目照搬别国的经济制度，而应当发展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学思想体系，这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1、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以人为本的视角探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劳动成果分配的问题，刻意回避收入分配改革无异于掩耳盗铃。而分配改革恰恰需要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有数学模型和数据支持、具备良好可操作性的理论。

 

2、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提供明确的指导思想。公有制经济是改善分配的核心力量，唯有发达的公有制经济才能支撑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而从社会现实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因此，如何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是现实意义非常强的课题。

 

3、与产业经济密切结合，充分考虑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产业升级会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完成，在企业的生产周期之内，科技进步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并不大。而21世纪的科技进步使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大大加速，在企业的生产周期内，商品价值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很明显。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很好地解释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诸多新经济现象，为发展产业经济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4、涵盖货币、金融与财政税收的相关研究，为政府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金本位币制，通货膨胀并不明显；而现在是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的时代，金融活动比19世纪复杂太多，不仅出现了专业性很强的风险投资，各类金融衍生品也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都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观察和阐释，在研究实际问题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5、实现由微观到宏观层面的理论自洽，宏观分析要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要有大量统计数据支持。马克思在所处的时代只能获得为数不多的统计数据，这是当时的条件所限。而现代科技使得大数据的收集成为可能，这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学构建更为合理、有充足实证的理论体系。建立从微观到宏观贯通的理论体系，利用高通量计算和大数据对经济形势进行客观分析，终结西方经济学那套借助似是而非的逻辑搞模糊不清的宏观分析时代。

 

衡量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正确，标准应该是为经济发展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为强国富民提供了哪些实际帮助。当下的中国，正需要一批既有实学又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来开创和构建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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