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岳飞，这位南宋初年的抗金英雄，中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在当今屡屡遭到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和历史逻辑混乱者们的抵毁否定。受这股势力之影响，岳飞是首个被踢出中小学历史课本的民族英雄，不成文字的理由是说现在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抗击的金人即女真人的后裔满族是少数民族兄弟，要讲民族团结，若继续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则是搞大汉族主义，会让满族人民不高兴，因此岳飞只能是历史上南宋的一名抗金英雄，云云。如此这般地将现在的民族团结，穿越到古代民族政权时代里搞“团结”，也是一种理论创新么？岳飞被摘掉了民族英雄的名号。同受此逻辑，民间的汉奸贼民们则顺势为秦桧翻案，顺势给秦桧戴上了"促进宋金民族团结，实现宋金民族和谐"楷模的帽子，以至唱出"秦桧跪了千百年，累了，也该站起来歇歇了"的调子来。

　　岳飞秦桧是中华五千年中形成的在爱国与卖国斗争史上最具标示性的史案和例案，它也是辨识某个社会阶段人们爱国与卖国的标尺。如何评价岳飞也就知道了该如何评价秦桧，如何看待秦桧的卖国也全知了岳飞精神中涵存的于国于民的爱。他们两个已合为爱国与卖国的整体，如镜子前的形与镜子里的影一般，他有多远，则他也就有多远。

二

　　秦桧构陷杀害岳飞是有史实的。这些史实存在于《宋史》的高宗本纪、岳飞传记、秦桧传记里，存在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的史料中。需要说明在先的是，我们今天讨论古代，必须立足于那时是民族政权，必须站在正义立场上，分清谁是侵略一方谁是反侵略一方，还必须了解那个时代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其一则是要懂得古人的天地君亲师五伦之要。

　　天地君亲师五伦中，除天和地外，君是天地间最至高无上的，君如红日高天，臣民唯有战战兢兢不敢仰视，平视君王是为藐视冒犯君颜，而君视民则如蚁如羊如草芥，纵使贵为将相，视之亦不过如一工具耳。君眼中，将相者只分工具的好用与否，顺手与否的区别。岳飞一武将，对高宗而言，岳飞与韩世忠等将帅并无谁更重要的差别，特别在宋君王的祖制里，武将都是要防范的，这是太祖立下的祖制，高宗也不敢违制。

　　当代有人揣测岳飞的被害，说成是高宗害怕岳飞直捣黄龙迎回二圣，威胁到他的皇位，以此认定高宗指使秦桧加罪岳飞而杀之，秦桧不过是个忠实的执行者而已，而已。将岳飞的死直接嫁祸于高宗，这完全是在为秦桧开脱，翻历史的定案。貌似有理的揣测，既不见史料之佐证，也经不起事实的分析。

　　收复故土迎回二圣，在南宋偏安一隅立足不久，尚无有把握的实力去收复故土，从建炎元年（1127年）开始，小朝廷四处逃难，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灾荒盗匪不断，小朝廷急需生存下来。直到建炎四年，颠沛流离的高宗才在临安定为行在。也从建炎四年开始，直到岳飞遇害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过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南宋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江南的军匪游寇，绍兴五年岳飞平定杨幺。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之前，南宋用十年时间才巩固了新政权，稳住半壁江山。绍兴十年前后，金强宋弱的经济军事实力才发生转变。这期间小朝廷不能不考虑北伐收复故土的实力问题。

　　金国女真入侵中原，侵宋战争带有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是对中原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军事上女真骑兵对宋军有压倒式优势，但再往南侵，南方的暑热气候削弱了金兵的锋芒，同时金兵占领区的中原地区的抗金斗争困住了金军的铁骑。“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绍兴八年“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金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步入衰减时期，有了与宋讲和的愿望。

　　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迎二圣还朝是必须要树的政治旗帜，是得民心聚民心之举，真假已不重要，且即使徽钦还朝，能对高宗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徽宗既已让位钦宗，还会逆夺高宗之位也欤？钦宗坐龙位不到两年便发生靖康之变，大宋江山丧于其手，在道义上已丧统失心，他的大臣几乎都被虏到北国，假使还朝，钦宗也不过是个光头司令，没有拥戴者，是绝无夺高宗之位的能威。高宗母韦氏从北国还朝，为钦宗带话说，“但得为太乙宫主足矣”。“享国日浅，而受祸至深”的钦宗还会有帝位之心么？高宗受命于危难，一人扛起大宋中兴旗帜，追随他的都是忠于大宋的忠臣武将，听命于高宗，南宋朝廷立足之后，朝廷上下高宗的根基已固，不是钦宗还朝能摇动得了的。

　　军事上，岳飞绍兴四年开始挥师北伐，收复襄阳六郡，六年，收复商州、虢州，破伪齐加兵宛叶之间，进兵蔡州。而到九年，以右相秦桧为和议大臣，宋金订立和议，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国金兀术掌军权后，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十年，宋廷调岳飞从襄阳出击，收复郑州、西京河南府等地，并“图复京师”，在郾城之战中取得大捷，直指汴京四十里外的朱仙镇。宋廷却在大好形势下，急令各路班师，向岳飞连下十二道金牌令退兵。“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复陷金人之手。

　　为何高宗在国内经济和军事形势逐渐转好中，岳飞四次北伐即将“图复京师”的时候，停止进兵强令班师呢？窃以为，宋高宗并不是一个有雄心一霸天下的君主，从他开始受命于危难，靖康元年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救援京师中，两避金军锋芒行躲避式的进攻，在应天府即位后，移都扬州，不思图报淫乐不止，金兵突袭扬州时受到惊吓，被金兀术“搜山捡海捉赵构”追得惶惶不可终日，天天不是逃而逃，就是跑而跑，被追得漂泊海上数月，十死一生，直到于临安府定为行在，才算稍稍安定下来。高宗颠沛流离的经历，从他给金人做人质始，已从心理上惧怕金人，这形成了高宗怯金的性格，这一性格不能不影响到对金的政策。

　　宋朝开国，重文轻武的祖制，使有宋一代，和议成了一种传统，近有徽钦的宣和和议，前有仁宗朝的庆历和议，再前有真宗朝的宋辽澶渊之盟，其后还有高宗朝的绍兴和议，孝宗朝的隆兴和议，宁宗朝的嘉定和议。在对外战争中，近代晚清是签署不平等条约讲和最多的一朝，再就是宋朝了。宋朝的懦弱，主要是君王对武将的忌惮，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军，一旦武将功高，宋皇就担心皇权会受到威胁，收武将兵权一直是宋朝君王时常算计的大事。南宋初建金兵南侵的危乱之势中，高宗又不得不依靠岳飞、韩世忠等武将，高宗曾言：“虽然，有备无患，使和议可成，边备亦不可驰。”高宗明白和议也需要武力支撑的道理。但建炎三年的苗刘兵变，又加剧了高宗对武将的忌惮。

　　性格懦弱和和议传统，高宗没有恢复中原的雄心，随着宋金实力的转换，在金朝有讲和的意图下，高宗和议之心更加坚定，但岳飞等主战派武将却成了和议上的障碍。说到底，岳飞等武将不过是高宗手中掌握的可随时根据需要来使用的一个工具。

　　和议需要投降派，其中的“优秀”代表秦桧就登场了。高宗第一次见到秦桧，对秦桧的对言“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甚为大悦，深得朕心，“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隔年秦桧为相，献策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但遭群臣反对，高宗不得不假意斥言“如此，则朕亦北人，将安归乎”但高宗对秦桧是愈加信任。

　　秦桧从北国返南，受到很多朝臣的怀疑，疑为奸细。但宰相范宗尹保荐，秦桧受宠重用。绍兴八年，秦桧摸准圣意议和决心已定，说"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说:"朕独委卿"。秦桧打击反对讲和的朝臣，"力排群言，始终以和议自任"。绍兴十年九月，诏岳飞还临安。绍兴十一年四月，秦桧献策对岳飞韩世忠张俊明升官职实收兵权，十月下岳飞大理寺狱。

　　综合《宋史》几处记载，十二月，秦桧以岳飞屡次反对和议，又尝违制奏立太子，诬陷岳飞曾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指斥乘舆”，以及违背圣命拥兵自重不进淮西，诬构岳飞与部将张宪有谋反之谋，杀害岳飞于狱中。这其中的几条，在封建古代，都是必死的重罪，尤以谋反罪最重。因此，“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秦桧”莫须有“三字含义，至今有多种解释，皆尽合理，窃以为，秦桧之意是说告发（诬陷也是一种告发）岳飞及其子岳云与张宪有书往来欲图谋反的这件事发生了，即被告发并被审理（而非指控的罪行是实与否）以及岳飞谋反的声名已经有了，事体（这件事的真假）难道还重要吗？必须要有吗？所以，韩世忠才愤愤地说“何以服天下？”

　　岳飞牢狱两个月，先前主审官何铸己审明岳飞是无辜的，所有的罪名"实无左验"，也"无可证者"，秦桧不得不改换万俟卨审理，万俟卨秉秦桧旨意构陷岳飞以重罪。秦桧一位权相，在封建时代，大案重案一般都是皇帝交有司审理，但有司怎样审理，审理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就不是皇帝所能完全左右得了的，皇帝所能看到的是最终奏报的审理结果，不仅自古是然，今天审案亦然。在审理过程中，权势就有了做手脚的空间，历来小鬼骗阎王，这就是一切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金兀术给秦桧送去密信，要求“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这封信是秦桧暗通金国的证据。秦桧也认为岳飞不死，终是阻碍和议的绊脚石，必须踢开。秦桧作为金国派来的奸细，主子金兀朮密信必须执行，如果不能将岳飞定成重罪杀之，有可能自己因此而招祸。从岳飞案上，何铸审理岳飞无罪，这让秦桧不满，如果秦桧没有必杀岳飞之密谋，他可以据实上奏高宗，既使不能定罪岳飞，只要收去岳飞兵权，不再听用，或贬为庶民，也可将和议进行下去，不是岳飞必死才能和议，从史料中可以判断，秦桧才是审理岳飞案的第一主谋，不让秦桧满意的审理结果，秦桧都能以各种理由改换主审，直到将岳飞审成死罪方止。

　　古代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高宗不会去掌握审理过程的细节。高宗既使心坚于讲和，只要岳飞不阻碍和议，他也就达到了目的，而非必致岳飞于死地，同是中兴四将的韩世忠、张俊等将帅未得岳飞的冤案，即是有力的旁证。看似不合理的绍兴十一年十月和十一月宋金终于达成和议，而岳飞是在十二月除夕被害，也可感觉出高宗不是让岳飞必死之人，岳飞之死反是秦桧执行金兀朮密令的结果，因为岳飞不死，岳飞在北方的威名就不会散去，秦桧才是杀害岳飞的第一凶手，他定有岳飞下狱则必死的把握，且会与金国暗通情报的。岳飞死在和议之后，一则说明构陷岳飞罪名的困难，二则岳飞下狱已不能影响和议了。今天有人说高宗是岳飞之死的第一元凶是不符合史料的，是今天某些人嫁祸于高宗的言论，高宗不可能知道金兀术给秦桧的密信中有岳飞必死的密令。高宗在秦桧奏报岳飞谋反的所谓案清罪定前，也只能“赐”岳飞死了。伴君如伴虎，君王总无情。

三

　　爱国与卖国，除了爱国与卖国的言行，还有民众对他的评价。民众的评价往往决定一个人最终是爱国还是卖国的终极定位。历史尘埃飘散之后，真相才渐清晰，所以才有了孝宗对岳飞的平反昭雪。

　　今天有人对孙中山曾欲用东北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而痛骂孙中山是卖国贼，却无人跟风认可，何也？从当代国土概念上，孙中山用东北主权换取日本对革命党推翻清朝的支持，孙中山是卖国的，但在清末时期，又是可以理解的，理由则是满清朝廷与中国人在心理上都不将双方看成一家人，互为异族，而东北是满清老巢，几无汉人，欲救中国者必先推翻满清，这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识，将东北作为交换换取日本的支持，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党人的出发点和一切的动机都是要拯救被满清统治下的汉族，恢复中华，孙中山曾说：“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国家领土概念发生变化，反袁时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孙中山无论从早前的“灭满兴汉”，还是后期的“五族共和”，他的一切主张都是为民和为国，所以孙中山是近现代史上的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这是中国人民对他的终极评价，而某些今人拽着不放的所谓他出卖东北的言论，根本不足以否定孙中山的爱国。

　　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不论袁世凯当局如何解释成韬光养晦的“屈己求和”，把中国向日本开放，但卖国就是卖国，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民众不会认可，这个终极定位，直接覆灭了袁世凯洪宪皇帝的美梦。

　　岳飞的爱国和秦桧的卖国，也是千百年来历史的终极定位，任何不利于岳飞的瑕疵丝毫改变不了岳飞的爱国，任何开脱于秦桧的也丝毫改变不了秦桧的卖国。秦桧的卖国是杀害岳飞的主因。女真后裔满清王朝不敢翻秦桧的案，汪精卫的汪伪政权不敢翻秦桧的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敢翻秦桧的案。今天那些为秦桧开脱而归罪于高宗的任何说辞，都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是无知无耻的表演，那些纯为秦桧翻案的逆流分子，都是我们民族的败类。

　　任何民族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不仅是本民族的英雄，也是所有民族都敬重的英雄，也同为它的对手所敬仰，而任何出卖本民族利益的内奸国贼，同样也为所有民族所不齿。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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