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说，因为民国有自由，“我们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都是民国产生的，1949年以后是大师的人，观点很正确的人，也是民国产生的，没有一个不是”。

民国“大师”都是何许人也?按照“公知”们的如数家珍，有：胡适、傅斯年、陈垣诸、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熊十力、冯友兰、刘文典、吴宓、钱穆、章太炎、李叔同、金岳霖、马一浮、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林语堂、张恨水、闻一多、梁实秋、辜鸿铭、张爱玲、丁玲、庐隐、谢冰莹、萧红、冰心、潘玉良……数来数去全是文科大师。

尽管“公知”们不承认，但谁说“49年后”的新中国没有产生大师?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华罗庚、钱三强、何泽慧、李四光、于敏、程开甲、屠守锷、郭永怀、王小谟、杨伟、梁守槃、宋文骢、马伟明、袁隆平……难道不算大师?谁说理工科技不能出大师?如此大师，民国有吗?

鲁迅说：“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而民国的大师们呢?是制止了九.一八，还是防止了南京大屠杀?

　“公知”们对民国文科大师的沾沾自喜令人想起鲁迅的《算帐》：“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注：指梁启超、胡适等)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同样，“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三光”、扫荡、清乡……国破家亡、无尽苦难而换得几个舞文弄墨的大师，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而今天中国人能避免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杀，靠的难道不正是新中国的大师们的功劳?——两弹一星、强大的军工井喷式成就……对老百姓来说，给整个民族带来和平和幸福的大师才算得上真正的大师。而民国的大师有跟没有对老百姓来说有多大区别?如此一相比，究竟是民国的大师有意义，还是新中国的大师有意义?

(有人说，钱学森是民国培养的，不能算新中国产生的大师。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则消息：一个在国外很成功的华裔武器专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归国想报效祖国，结果在“民国”到处找不到工作，饥寒交迫中绝望自杀——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钱学森还有用武之地吗?而如果无用武之地，钱学森还能是钱学森吗?不光钱学森如此，一切理工科技大师的命运都是如此——个人的命运跟国运密切相联。文科大师的成功只需要个人奋斗，理工大师的成功离不开集体协作和国运昌盛。文科大师的成功是一个人的成功，理工大师的成功一个群体的成功。个人成功容易，群体成功难。民国只能产生个人成功的大师，而“49年后”的新中国产生的却是群体成功的大师。如此一相比，高下立见。)
　　“公知”说，既然民国大师辈出，而“49年后”的中国简直是黑洞，一个大师都出不来，可见民国好，“49年后”的新中国不好。照此逻辑，那民国还没出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国、水浒、西游记呢，是不是同样可以说，民国不如封建王朝自由?

同样逻辑，外国人是不是也可以质问本国当局为什么如今出不了莎士比亚、达.芬奇、狄更斯、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雨果、易卜生、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罗蒙诺索夫、契柯夫、柴可夫斯基、欧.亨利、马克.吐温、海明威之类大师?是不是也可以说，现代不如古代自由?

如果再穷究下去，那还可以质问，为什么如今出不了能写出圣经、可兰经、四书五经的圣人大师?难道世界如今都不如奴隶社会自由?

“公知”用“民国出大师”来否定新中国的逻辑就是如此荒谬。更荒谬的是竟然会有那么多人居然会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