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探析

点击：  作者：朱继东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18-02-09 11:28:51

 

 

 

　　习近平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思想，并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来看，还是从党在新时代面临的众多挑战、考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斗争实践和党的十九大开启的伟大征程来看，作为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内核，“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论断的提出都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所应牢记的。

 

　　从法国启蒙主义学者代表人物、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德斯图特·德·特拉西创造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开始，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世界各国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并成为历史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决定性力量之一。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而习近平不仅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思想，并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杰出领袖针对现实的挑战和考验而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警示和指示，标志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发展和创新。无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还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光辉历程，以及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的众多挑战、考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斗争实践和党的十九大开启的伟大征程来看，作为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内核，“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论断的提出都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每一位共产党人、每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深入理解并永远牢记的。

 

 

　　一、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行动导向和群众导向的性质，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灵魂。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使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是高度重视的，这种重视几乎贯穿他的整个研究、战斗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特别强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里的“意识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揭示出意识形态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警示全世界无产阶级要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事实上，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优秀传统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创立、发展了指导全世界共产党人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唯物主义，并有力推动着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发展。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正是通过消灭脱离真实社会关系的德国旧哲学，建立了指导德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新哲学，建立起一种科学的、革命的、崭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深入剖析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本质，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出发点，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阐述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深刻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列宁继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了发展，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著名论断，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这里强调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的、革命的、进步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真理性、重要性的重要体现，体现出列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强调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同时，列宁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自发产生的，要在彻底战胜落后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不断“灌输”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而成为工人阶级重要的强大思想武器。列宁还批评了一些错误思想：“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这不仅是列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体现，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启示意义，对澄清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误读、误解有很强的针对性。此外，列宁还最早提出了要加强意识形态制度建设。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意识形态工作更加重视。在深入、系统地论述了什么是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斯大林第一次建构了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使列宁主义成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忠实信仰和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斯大林通过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全苏联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大力主导、积极推动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发展、壮大，推动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斯大林模式”的诞生、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没有斯大林，列宁主义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力。

 

　　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非常崇敬和敬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是非常有名的，也是一以贯之的。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归纳总结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的14件大事，其中“普及政治宣传”是第八件大事，把当时“政治宣传普及乡村”作为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大力赞扬，被认为是其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政治上打击地主”“文化运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等几件大事也被列入14件大事，进一步体现了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之高。1929年12月，在为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毛泽东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以及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思想来源等，并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努力予以彻底肃清。上述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建立、坚持、弘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努力，同时展现出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重视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并且视知识分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1936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用“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对丁玲的创作成就做了高度评价。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要求全党高度重视并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对思想教育的重视达到一个新高度，而掌握思想教育则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任务，凸显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信仰、遵循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非常重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多次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而且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重要概念。1955年12月，他亲自指导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了被誉为“中国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在为其中一篇文章《严重的教训》所写的按语中特别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光辉论断，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在这一论断中，他所强调的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通俗说法，是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将其作为一个特有名词加以明确化，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且推动全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958年1月，在体现其建设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并明确指出要做到“又红又专”：“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了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大危险性：“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这里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核心，可以说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要把高度重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认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和根本原则。

 

　　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非常崇敬和敬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是非常有名的，也是一以贯之的。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归纳总结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的14件大事，其中“普及政治宣传”是第八件大事，把当时“政治宣传普及乡村”作为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大力赞扬，被认为是其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政治上打击地主”“文化运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等几件大事也被列入14件大事，进一步体现了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之高。1929年12月，在为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毛泽东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以及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思想来源等，并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努力予以彻底肃清。上述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建立、坚持、弘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努力，同时展现出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重视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并且视知识分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1936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用“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对丁玲的创作成就做了高度评价。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要求全党高度重视并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对思想教育的重视达到一个新高度，而掌握思想教育则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任务，凸显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信仰、遵循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非常重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多次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而且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重要概念。1955年12月，他亲自指导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了被誉为“中国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在为其中一篇文章《严重的教训》所写的按语中特别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光辉论断，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在这一论断中，他所强调的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通俗说法，是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将其作为一个特有名词加以明确化，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且推动全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958年1月，在体现其建设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并明确指出要做到“又红又专”：“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了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大危险性：“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这里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核心，可以说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要把高度重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认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和根本原则。

 

　　毛泽东还把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了事关国家政权安全，甚至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强调。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在谈话中强调：“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强调了意识形态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澄清了当时党内外的一些错误认识。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是特别强调：“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失去政权的高度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要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保持警醒。认真总结、研究、学习这些思想，对我们做好今天的意识形态工作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直面问题、解决难题：习近平把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把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仅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更为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沿着正确道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为以新的精神状态、奋斗姿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和动力源泉。

 

　　用“极端重要”来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习近平清醒研判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形势，尤其是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系列挑战、问题和考验而做出的科学判断，体现了一位杰出的共产党领袖高度的政治清醒、政治坚定和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

 

　　笔者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完成了一项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发现，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在不少地方、部门、单位存在，有的地方、部门、单位甚至问题严重。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轻视、忽视或嘲弄，被一些专家学者用“三笑”来概括：“听到马克思主义冷冷一笑，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微一笑，听到共产主义哈哈一笑。”当时，江苏南部的一位区委书记说：“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维稳、廉政等，我们要随着指挥棒转。”山西东南部某县的一位县委常委、副县长告诉我，在片面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中，地方的领导干部中已经很少有人谈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了，更别说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了。“即使是开常委会，也大都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很少主动去谈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如果一把手书记不讲，其他常委都不会去谈意识形态工作，否则很可能被视为另类！”河南东部某市的一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也诉苦说：“一说到意识形态工作，很多人都认为是宣传部门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书记、市长往往交给宣传部，其他部门几乎都不管。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一些行政机关更是不谈、不管意识形态问题，认为自己抓好本部门的工作就行了。”这些地方干部的心里话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轻视、忽视甚至漠视，也将一个严峻的现实和众多挑战摆在了我们面前。

 

　　对这些问题，从基层一步步走来的习近平不仅非常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而且深知问题的根源所在。

 

　　无论是在陕西、河北，还是在福建、浙江，以及在上海，甚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他都非常重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高度的政治清醒、强大的政治定力展现出其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早在1982年12月，习近平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时，他就在全县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并特别要求“我们必须振奋精神，采取有力措施，马上行动，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从进一步解决认识问题、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以及全党动手、全面动员这三方面进行详细部署，体现出他当时对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清醒认识。1990年5月，在从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之际，习近平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又特别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抓好党的建设，丝毫也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 当时党内一般用精神文明建设或思想政治工作指代意识形态工作，这里强调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就是提醒大家决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他还希望大家加强理论学习，并强调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2004年7月，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指出：“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同年11月，习近平又强调统一思想的重要性：“磨刀不误砍柴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这不仅强调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更凸显了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2005年7月，习近平强调：“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他在这里所强调的文化，主要就是指意识形态，指出了意识形态在推动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能有这样高度的政治清醒和政治坚定，实为难得和可贵。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强调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严峻性，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展现出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高度的政治清醒。

 

　　习近平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多年累积的众多问题、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尤其是针对以前的错误思想、认识、做法等坚决进行拨乱反正，重新高举起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帜，唤起了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把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通过学习贯彻“8·19”重要讲话，更多人看到了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工作中的极端重要地位。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网络安全包括很多方面，但意识形态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由此，他对如何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建设好网络强国等做出了部署。从此，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整个网络安全工作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断迈上新台阶。2014年10月，针对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而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等问题，习近平再次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并做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随着党中央陆续出台《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尤其是《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不仅突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改进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更从总体要求、责任要求、考核监督和责任追究四大方面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责任、意识形态阵地范围等，强调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各级党委（党组）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一些可量化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组织部门应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等，标志着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开始全面实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被认为是党的意识形态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在党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方、部门、单位大力推动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检查考核制度，以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问责制度等为抓手，推动意识形态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要对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的地方、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坚决、严厉追究责任，尤其对那些长期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却没有进行坚决查处的反面典型狠抓一批，并探索建立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档案，使意识形态问责制度逐步成为常态，切实通过严格考核、严厉问责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执行到位，从而体现强大的推动力、影响力，推动更多人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不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面临挑战最多的意识形态工作之一。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把新闻舆论工作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习近平提醒全党要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认真开展好舆论斗争，让舆论造福党和人民。这就使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布局更加全面、清晰、优化。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全党要“进一步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特别是要切实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工作、组织准备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识形态工作，”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历次全会公报中提出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强调成为全会的一大亮点，也指出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也是关键。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多个方面划出了党员不能逾越的意识形态红线，并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列入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监督的重点，就是要求全党把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使得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不仅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个里程碑，更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会议不仅再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而且进一步强调党管意识形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全面政治“体检”这一重要理念，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从严治党等。这既是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论断的再强调，更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又一次向全党诠释了进一步坚持、加强党管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原则的现实迫切性和极端重要性。

 

　　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成就时，习近平重点总结了九大领域的历史性巨变，其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是最大的亮点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历史性巨变。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对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进行总结时，在“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部分一开始就强调“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而这个成绩来之不易，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以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论断为重要里程碑，由此开始推动全党越来越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推动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坚持、加强党管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原则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关键，认识到要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为抓手，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英明领导下，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十九大报告高度评价了意识形态工作过去5年的巨大成绩，并就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做出部署。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如此强调和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而且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第一次。可以说，在新时代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很好地体现、贯彻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论断精神。

 

　　更多的事实表明，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习近平一贯思想的体现，是其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为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强大的动力源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更加深入，我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意识形态工作在习近平心中、在全党全国工作大格局中、在新时代谱写新篇章的伟大征程中非同一般的极端重要地位，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全力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更加自觉地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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