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不能把改革开放的成就简化为私有化、市场化（系列之一）

点击：  作者：江宇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18-02-07 18:31:05

 

 

 

　　近日，一篇题为《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不是简单的理论之争，而是关系到如何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大问题。

 

　　中国并非按照马克思设想的，先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要回答。

 

　　在针对《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的批评中，有几个典型的论点，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论点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则归功于私有制，这就说明，主张“消灭私有制”就是反对改革。

 

　　论点二：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今天讲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导致民营资本不敢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论点三：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进一步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不主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这些论点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才能够理解围绕《消灭私有制》一文的争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探讨，是有利于改革深化的。

 

　　本文探讨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简单归功于私有化、市场化吗？

 

　　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改革”，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更多地引入市场因素、减少政府的干预，更多地发展多种所有制、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一篇评论充满自信地宣称的那样：“尽管官方仍信仰共产主义，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抛弃计划经济，并逐步信奉市场改革，从而激发了近40年的飞速经济增长。”[1]

 

　　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因为破除了对社会主义、对公有制、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不管姓资姓社”、“无论姓公姓私”，所以中国经济才一路高歌走到今天。要继续成功下去，下一步也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缩小政府职能、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减少国有企业、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劳动法》等等“制度性障碍”、“意识形态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种看法在当代中国影响很大，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虽然市场经济在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以下这几个因素，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绝对市场化、私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一，从所有制基础看，中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

 

　　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都不仅仅是从思想理论角度出发的，而是因为公有制经济是启动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共同利益的主要经济基础。今天，尽管从国有企业容纳的就业、资产和产值上看，公有制并不占绝对地位。但是，国有资产不仅仅包括国有企业，而是包括大量全民或集体所有的资产。目前最新的研究结果是，截至2012年底，我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万亿元（含个体工商户资产），其中公有制经济的经营性资产规模是258.4万亿元，占53%，如果计入非经营性资产，那么我国社会总资产规模将达518万亿元，其中公有制资产289万亿元，占比达到55.8%，而且这还不包括耕地之外未开发利用的资源性资产[2]。

 

　　可见，无论从哪一组数据来看，我国公有制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并且，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还体现在质量和控制力上。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军工、航天、能源、农业领域，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还分布在大量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的部门，比如铁路、基础设施、电力、医疗、教育等，这些部门本身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更大的作用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外溢性，实际上等于为整个经济发展降低了成本，这是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又一个体现。

 

　　第二，从市场起作用的范围看，中国的市场总体上被限制在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

 

　　而在自然垄断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标的领域、关系社会公平的领域，都对市场的作用有一定限制。在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国一方面让市场发挥必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制度设计、服务提供和监督管理方面的作用，提出医疗卫生改革要坚持公益性、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中，等等。这些从本质上说就是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政策中间加了一道“防火墙”，让市场在其有效的范围内起作用，而不应侵入其失灵的范围。

 

　　第三，中国从制度上防止市场主体获得支配政治资源的权力

 

　　市场主体在积累资本之后，凭借资本的力量影响政治权力，是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这是在大资本私有制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免大资本所有者影响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体制上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在关键领域保持公有制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民主集中制的途径选拔干部、坚持党对军队和意识形态的领导等途径，来切断资本和权力联姻的渠道。尽管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层面，发生了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中国的制度所不允许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参与政治有着制度化的渠道，而中国通过党的反腐败和国家的法律体系，可以遏制这种现象。

 

　　最后，从中国改革的进程来看，这30多年并不是市场的范围越来越大、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的过程

 

　　市场在其有效的范围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没有边界的，一旦市场的作用超过了其边界，如一度出现过的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之后，国家就会努力将其纠正过来。政府的作用也不是越来越小，从政府支出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例一度有所降低，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在不断上升。从一些领域的支出来看，中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医疗等领域的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甚至还低于中低收入国家。从政府行为来看，尽管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微观行为的做法在减少，但是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职能不断在增加。像产业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协调发展、宏观调控、提供公共服务等政策，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很薄弱的职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加强的。

 

　　“化”的意思是“使成为、使变成”，这是一种单向的趋势，按照这种理解，改革开放并不能被称为“市场化”改革，因为改革开放是两种趋势共同起作用的过程，一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破除阻碍市场竞争的障碍；另一方面是发挥党、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给市场这架马车套上辔头，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避免市场的边界无限扩大，缓解市场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冲击和伤害，在这个过程中又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构建新的基础。由于具有以上这些特点，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

 

　　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之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较成功，并不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这些国家有什么区别，市场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这在各国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中国和这些国家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努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政府。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思路并不仅仅在中国存在，而且也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过程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思潮的一种重要主张。例如，欧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主张是：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3]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在资源配置上则实行市场经济。二战之后，在一些欧洲国家，合作制和员工持股的企业有所发展，但是本质上还是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其政治体制，仍然摆脱不了垄断资本集团的影响，因此尽管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改良，但是设想中的“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

 

　　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不仅源于市场经济，而且也源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什么这样说？在上面已经进行了阐述，这里再总结如下：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积累的大量公有资产，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不必经过残酷的原始积累，能够直接把这些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前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使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支优秀的劳动力队伍。改革前形成的公平而稳定的社会，为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了公平的起点，有利于迅速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内需和投资。

 

　　——中国建设了发展中国家中最优良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建设了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一些领域超过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这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基础设施投资大，而且往往具有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他们可以在城市接受较低的工资；也降低了城市工业和交通建设的交易成本，避免了私有制国家由于土地产权条块分割造成交易成本过高、扯皮的问题。

 

　　——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解决了市场失灵。本章开头说过，市场不能自动解决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具有战略性、规模效益的行业等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解决好，而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始终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虽然增速有起落，但是是有限的，而且中国并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基本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实现的目标。在面临严峻的城镇化和环境污染时，中国也能及时以较大的力度进行治理。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效保证了独立自主地对外开放。20世纪以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面临着一个已经被西方国家及其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秩序，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资本和资源，才可能在国际上开展竞争，也只有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实行独立自主的开放，才能够比较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依靠强有力的国有经济，已经实现了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以往，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这层意思，好像社会主义国家是被打入另册的，不能搞市场经济，于是便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迅跑，很多人还怕身上打着“社会主义”这个标签，耽误了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经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之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暴露了自由市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特殊，而是特殊在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

 

　　一些人士搬来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把中国的政治力量贴上“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标签，越支持市场化，就越算“改革派”，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描绘成“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并且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XX次大争论”，并暗示在每次斗争中都是所谓“改革派”取得了胜利）。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的事实。从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是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都是坚持“两点论”的。

 

　　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说：

　　“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5]”

 

　　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习近平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6]”。

　　坚定表明了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划清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界限。指出在经济改革中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社会领域以增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强化政府责任。这一定位把市场的作用划定在了其应该起作用的领域。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正是因为几代领导人都坚持这样的认识，所以中国得以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要看到的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仍然是非常有影响的一种思潮，上述领域的改革——包括土地私有化、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着力推行的。要真正消除这种迷信，使人们理性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改革开放积累了许多好经验，是珍贵的财富。同时，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符合现在的实际，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一定符合其他领域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赋予“改革”新的内涵，而不能把过去的做法绝对化、教条化，不能把“改革”这一博大精深的事业简化为这种或那种固定的做法，让过去的经验束缚今天的实践。

 

        注 释：

 

[1] 杨缘. 中国学者呼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EB/OL].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6月2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7850

[2] 社科院：我国公有制资产近300万亿 占经济主体. [EB/O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5-12-25/doc-ifxmxxsp6914222.shtml, 2015-12-25.

[3]叶革会. 当代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分析[D]. 复旦大学, 2004.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64.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29.

[6] 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09.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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