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初中历史教材删除卫青霍去病”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最终以教育部强调明年将在初中历史当中恢复相关内容结束了这一争论。不过，在这一场争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发表的观点有颇多不实之处。笔者在这里简单谈谈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方面，初中历史教材删除的并不仅仅是卫青霍去病，还包括扁鹊和屈原等众多人物。仅就汉匈关系而言，旧教材中占了整整一课的内容，除了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以外，还包括冒顿单于统一漠北草原和昭君出塞等诸多内容，基本囊括了整个匈奴的发展变迁史和汉匈关系史。新教材当中，对于这一课采取了“整课删除法”，卫青霍去病仅仅是被删除内容的一小部分。另外，这也并不是像有些帖子所说的今年用的新教材才删除的，而是2016年部编教材就已经删除了，甚至可以追溯到2011年的课程标准修订，2017年的教材只不过是沿袭了2016年的做法。

不过在这里，笔者重点想说明的是另一方面，即卫青霍去病乃至整个汉匈关系的被删除绝非像某些人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苏联民族政策的产物，相反恰恰体现了“民国范儿”的回归以及对教材的影响。

首先，在中国古代旧史学的体系之下，对于汉武帝反击匈奴和昭君出塞的评价都是不高的。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们大概还记得在高中语文课本中长期选用的杜甫那两首诗，《兵车行》谈到汉武帝时是作为穷兵黩武的暴政典型用来影射现实的，《咏怀古迹》谈到昭君出塞则是作为痛苦与屈辱的典型来借古讽今的。这其实也代表了中国在古代对于这两件事件的主流评价：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兵车行》)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咏怀古迹(其三)》)】

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查阅一下史书的原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以汉武帝出击匈奴为例。《史记》当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还稍微隐晦一点，强调“建功不深”，也就是“表现的不怎么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

《汉书》是以“尊汉”的正统主义作为中心进行书写的，对于汉武帝等汉家帝王普遍充分进行了肯定。但是在评价汉武帝的时候，班固对于其反击匈奴没有提到一个字。其实这种“不提”本身就是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即这一事件实在不值得称道，只好“为尊者讳”：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到了《资治通鉴》当中，司马光谈到汉武帝时更加毫无顾忌的批判，近乎全盘否定：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这种对于汉匈关系的评价充分暴露了传统史学和儒家思想的基本缺陷。即一方面鼓吹抽象的和平主义，把一切自卫反击性质的战争均视做穷兵黩武。另一方面又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把一切平等的交往均视作难以承受的屈辱。这种严重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其论述民族关系时的巨大混乱。

不过，这一时期的古典史学对于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压迫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像岳飞和文天祥长期受到歌颂，在汉匈关系当中，虽然否定汉武帝反击匈奴，但是对于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的个人事迹仍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到了中华民国时代，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史学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混乱。蒋介石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把少数民族通通说成是汉民族的宗支，对于历史上的民族冲突进行片面的回避。像有的专家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五胡入主中原造成的破坏便基本退出了历史教科书，仅仅单纯强调其正面意义：

【30年代后 ,对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的评说中 ,很少提及五胡入主中原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而是强调其对中国民族融合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五胡乱华 ”和“孝文帝改革 ”: 事件、叙述与认同———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相反，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种片面回避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例如，1943年7月21日的《解放日报》刊发的《评中国之命运》中便对于国民党篡改历史掩盖民族矛盾的说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汉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

正如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延安也最终战胜了重庆。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材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了梳理与重建。其基本原则是提倡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反对民族压迫与民族分化。像宋代的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当时辽国与契丹人是压迫者，女真人是被压迫者;而岳飞抗金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当时金国与真人是压迫者，汉族是被压迫者;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元代的四等人制是应该被谴责的，因为这制造了民族隔阂与分化……这样一来，许多难以论述的问题一下子就清晰了。

具体到历史教科书的汉匈关系方面，新中国也对于传统史学当中的相关论述进行了彻底的“历史翻案”：汉武帝反击匈奴不再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因为在此之前匈奴对汉朝采取了压迫性的掠夺性政策，汉武帝的反击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之举。昭君出塞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经过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之后，匈奴的势力有所下降，具备了两族平等友好交往的基础，所以这一政治联姻促进了汉匈两族的友好交往和最终融合，绝非汉初和亲那种屈辱性的悲惨行为。

历史教科书当中的这种表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中国史叙事“反抗民族压迫——民族平等交往——民族融合”这种民族关系发展三部曲。又因为汉匈关系是第一个详细论述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所以长期采取了采用专课重点论述的形式，往往给初中学生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了新中国培育初中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的教学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在教材编订时并没有因为古典史学与古典文学当中存在的价值观缺陷而进行片面的否定，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以今非古，强求历史人物超越自身所在的时代。例如，《史记》与《资治通鉴》虽然有不少缺陷，但是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仍然长期列专节进行肯定性论述。再如，前面提到的杜甫那两首诗与新中国时代汉匈关系的评价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却仍然长期被选入中学教材。这是因为杜甫这两首诗当中体现历史观虽然有偏差，但是主要是其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诗歌本身还是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所以仍然可以被选入教材。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叙事是建立在阶级叙事的基础之上的。即正是因为各族劳动人民都有反抗剥削阶级压迫的内在要求和动力，所以才具备超越民族分歧实现平等交往乃至民族融合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民族压迫的实质其实是压迫民族当中的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劳动者，所以反抗民族压迫不仅体现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同样也是符合压迫民族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得以成立的内在逻辑前提。这也使得新中国对于众多历史上民族冲突论述并未损害民族团结，反而进一步古为今用消弥了民族隔阂。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阶级叙事的逐渐淡出，传统民族叙事也处于了一种极端尴尬的状态。因为只能讲民族不能讲阶级，“民国范儿”便就又逐渐回归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近代的抗日战争特别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那些“丰功伟绩”成为了中学历史教学的重中之重，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则逐渐敏感化了。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民族冲突，运用民国式的片面强调中华民族和谐论的国家民族主义叙事是无法讲解清楚的。包括卫青霍去病在内的汉匈关系被整体删除不过是这一种趋势的必然反应而已。

现在卫青霍去病回归初中历史教材了，这本身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且不说关于昭君出塞等其他内容是否回归尚且是一个问题，单就相关内容的研究与教学来看，如果不能根本上改变当前历史学界和教育学界流行的片面回避民族冲突的“民国范”，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的回归，科学论述这一问题仍然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