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新中国视域中的文学经验、文化实践与社会构造——首届人文社会跨学科青年学者工作坊”在广州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山大学青年学者罗成担任召集人，中山大学中文系主办，邀请了来自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十余位学者，围绕新中国的文学、文化、社会等相关历史经验与历史实践问题共同参与讨论。

活动现场 本文照片均为 宿可 摄

中山大学张均教授首先指出，十七年文学（编者注：十七年文学至自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的这一阶段文学历程）一直是现当代文学领域关注的重点。过去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多局限于文本内部阐释，因此，有意识地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把文学经验、文化构造和更大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对于今后的研究来说应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开放时代》特约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认为，要高质量地研究新中国以来的“两个三十年”，须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关注1919-1949这一建国前的三十年，才能帮助我们更精准地把握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两个议题：第一，新中国“新”在哪里？他主张用“革命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来突破现有研究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对立认知，重构对建国初期政治实践与人心状态的理解；第二，新的中国研究“新”在哪里？他认为，十七年文学是真正底层的发声，对十七年文学的同情之研究，能够成为真正突破既往研究以精英为关注重点和素材来源的可能性。他敬佩以柳青为代表的一代作家，敬重他们对整个时代、乡村、人群全方位、全身心的投入和认知。此间历史与经验的丰富性，有待于包括此次活动参加学者在内的众多有心人去重新发掘和利用。

罗成副教授随后指出，中文学科的意义不仅是研究传统文化，更需要关注当代问题，具备当代意识，这也是他召集此工作坊的缘起和主旨。要悉心体察与了解新时代的历史脉络、现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就应在研究中坚持以“问题”而非“学科”为中心，从跨学科视域出发，充分发掘与阐释新中国的自我理解、社会理解与国家理解。欲恰切理解“新时代”，就先须恰切理解“新中国”，新时代和新中国的“新”，就根本而言是继往开来的“日新之谓盛德”意涵，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传统精神的现实彰显，这其中蕴藏的正是中国、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关于日新月异之感的特殊自我理解。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需要从自我认识、自我期待与自我创造的丰富理解出发，去体贴地把握新中国与新时代。

“顺”与“安”：新中国的人心感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浩在其题为《<创业史>与建国初期的创业史——再造“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思想意涵》的演讲中指出，这一报告属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有别于既往将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认知框架，重在强调新中国政治对于社会基体加以改造和翻转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状况，而很多文学家正是在投入这一改造和翻转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经验和创作敏感点。该计划旨在将既有的历史叙述空间进一步撑开并加以讨论，从文学的视角来重新看待政治对于社会基体的改造作用。何浩进一步指出，柳青写作《创业史》的过程，实则非常深地扎根于中共改造社会基体的政治实践，由此，柳青敏锐地触碰到了政治打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最核心、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并对此给出了自己特殊的思考。这些思考无法被简单回收到关于新中国初期合作化运动的既有叙述中，如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这一讨论框架。柳青思考的特殊性体现在他笔下呈现的新的中国社会及其人民的“性气”问题。基于自身的人文意识，他察觉到了“性气”这一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层面，而这一点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均未被关注与讨论。就此，何浩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讨论新中国之所以“新”，即是要讨论该时期中国如何捋顺中国人的性气，如何使之有新的发舒。以此意识为认知前提，我们对经济机制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考虑才会更加长远。

柳青《创业史》

同样是在社会史和精神史的视野下讨论新中国语境中人的身心感受，中山大学中文系罗成作了题为《安心的战争——作为建国史诗的<铜墙铁壁>》的报告。罗成表示，《铜墙铁壁》这一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处于1949年建国前后，由此，他想通过细致的作品分析，厘清此小说内在包含的艺术感觉与建国初的历史整体感觉所具有的紧密关系。他从对于“史诗”这一文学批评概念的理解入手，指出了这篇小说对新人形象、新社会状态理解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既有对该小说的分析中，石得富、普通老百姓、石永公分别被归纳为先进、普通、落后这三种类型，而由上述批评视野所提供出来的认知思路与感觉结构出发，重新考察小说中的这些人物，罗成发现，既有分析仍存在推进的空间。可以说，柳青对于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本质化的，而是历史的。因此，在柳青的理解中，通过战争实践的有效打造，普通群众在流动的心绪变替、行为转化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自我的认识与改变，这才是对中国革命得以胜利的、深入历史人心的恰切理解。罗成总结道，柳青把握并最终写出了战争赋予人民的安心品质，其中包蕴着柳青对“人民战争”和“人民中国”的独到理解。

下乡·家庭·工厂：新人的历史感觉

在新中国的身心感觉下，历史中的人如何生成更好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围绕他的论文《理想人物的表现方式与认识意义——“梁生宝”人物形象的再审视》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参不参与革命”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点并不构成“社会主义文艺”与“五四文艺”之间两种文艺家的本质区别。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动力和能量从哪里来，这才是理解社会主义文艺的出发点。程凯尤其强调，欲理解40年代后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的文学感，就特别要注意其政治感的调整。他指出，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和社会重构的现实共同促成了作家政治感和现实感的变化，进而激发了他们以新形式把握中国社会的愿望和能力的形成。整风运动突破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形成的思想惯性，因而可被视为对当年的启蒙者构成的反向启蒙。程凯以柳青整风运动后的“下乡”经验为例，说明了柳青对自身的再造恰恰是内化整风的历史要求和艺术要求的结果。

中山大学中文系郭冰茹关注女性主体的成长，做了题为《“新人”的长成：一个性别的视角》的报告。她指出，思考“新人”的核心概念是公私对立。在新人长成的过程中，由于女性还需要特别面对家庭问题，因而常常处在“私”的空间中。由此郭冰茹发现，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如果是女性，那么她所需要面临的问题就会比男性更复杂，相应地，其自我改造的可能也会更彻底。女性的性别认同、个人认同始终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叙事纠结缠绕在一起。历史地看，在五四时代，当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时常就会面临自我认同与性别认同的调适难题、以及如何平衡家庭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而在十七年文学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却能够看到，性别认同得以摆脱五四以来通过情感、婚姻、职业生活等中介建立起来的性别认同体系，最终能够将自我认同和新人成长结合起来。这一批作家共同特点在于，他们把家庭幸福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放在一起看待。

着眼于时代转向中的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符鹏作了题为《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危机及其历史内涵——以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中心》的报告。他力图以对这篇小说的理解为契机，观照新时期中国社会中若干新的历史展开及其意涵，并进一步考察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验在新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如何被重构。他认为，作家蒋子龙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出现与五十年代天津工厂的生产和文化机制紧密相关。蒋子龙在1958年进入工厂并加入文宣队，通过与工厂不同层面的互动，他逐渐接触并对工厂各层次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方式。由此符鹏点明，蒋子龙所倚赖的思想教育路径和管理方式的再调整，这种对问题的处理方法是由六十年代经验构造出来的，而这其中保留了可贵的经验。因此，作为后来人的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社会主义中国所构造、形塑的文学、社会、政治理解到底是什么，这些理解如何供以蒋子龙机会，使其得以在历史的转折过程中进行高度的自我磨练，进而对现实有所把握和调整。反过来看，这些历史视野及经验中未能被充分消化的部分，也最终成为了蒋子龙此后创作有所局限的根源。

“真”与“诚”：新视野的思想感觉

中山大学中文系张均作了题为《重估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报告。张均表示，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文学主要是指1942-1976年间的文学，它有以下三个贡献：第一，社会主义文学大量再现了中国下层人的人生遭际，尤其揭示了民国时期普通人在土地权利和经济压制下的生活。在用成长模式写正面人物和用喜剧方式写反面人物方面，社会主义文学也有自己的特色。第二，发现社会。社会主义文学真实地看到并聚焦于乡村这一中国最广大社会的集中点。但是，只容许阶级作为主要线索，这与由阶级、宗族、乡土、宗教多元构成的真实社会仍有距离。第三，新文化创造。毛泽东时代对文化的创造是将下层的人视为文化认同的中心，这种文化呈现出平等、劳动、集体主义三个特征。张均的总结是，社会主义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类型，兼有“债务”和“遗产”的意义，长远来看，其正面意义将会得到更多肯定。

从现代性视野出发审视历史，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肖文明作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现代性视野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思考》的报告。他认为，毛泽东对文艺和政治的看法反映了中共对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努力。借用邹谠的观点，肖文明意在说明，晚清的灭亡是政治文化高度一体化体系的崩溃，而中共对这一危机的回应，是通过革命重建一体化秩序，虽然如此，我们仍要看到，在现代性背景下，这一体系依旧要容纳分化的成分。这种新的多元现代性与传统一体化之间存在的张力，至今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一元化倾向与传统有关，也就是对人和人心重要性的关注，这体现于他对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强调。借助帕森斯关于价值和规范的讨论所开掘的视野，肖文明讨论了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内涵，一方面强调了对价值共识的普遍约束性，但同时仍具有尊重文艺这一专门领域自身的逻辑，而这是强调政治和艺术相统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在。他指出，由于革命动因埋藏在更深远的历史当中，因此深入理解传统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当代中国人理解过去的必需，也是展望未来的前提。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金浪作了题为《朱光潜的土改观察与思想改造》的演讲，试图将“土改”作为把握朱光潜思想转变的一个环节。他指出，朱光潜在1949年的检讨仅仅批判了自己跟现实的脱节，尽管他在表面上逐渐学习和接受马列主义，但其具体的美学认识和唯物主义认识之间仍有较大距离。1951年，朱光潜在参与土改实践后写了《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一文，从治人和治法的独特理路解释民主专政、群众路线、统一战线这些问题，这与之前的认识形成了鲜明对比。金浪从此思考中发现，朱光潜对自己认知阶级问题的方式进行了清晰描述。中共带动乡村人民获得教育、使其主体性得到发展，由此他们获得了更饱满的状态，朱光潜正是从中共的这一工作方法中受到触动，他自己的情感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金浪认为，朱光潜有意识地把土改中群众和工作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工作方法、以及此过程中带出的现实感纳入到自己的检讨中，上述变化是他不断反思和改造自身的结果。

论文集封面（定稿）

心肠·技术·算账：新社会的经验感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娜重视情感和伦理对身心的安顿作用，作了题为《“心回肠转”与“直杠子”——<创业史>视域下的群众、干部与国家》的报告。她以小说中梁生宝去找王书记和杨书记的事件为例，说明了梁生宝对土改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有着非常敏锐的反应，有着对乡村社会中的“人”的动态认识。这些为国家视角所不易体察的信息有着引导干部更细腻进入乡村社会的能量。虽然“心回肠转”的梁生宝和“直杠子”的樊书记都是真诚的干部，但“心回肠转”的干部却能更深地看到乡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动力，这份动力既来源于先觉者，又在于相信正义的多数人，这是相信“农民可以教育”的深层出发点。李娜指出，对“心回肠转”和“直杠子”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理解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通道：国家打造乡村社会的动因除了出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等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还有更为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能否很好地基于历史中人的个性、情感的历史状态，能否很好地对接、涵容乡村已有的伦理与文化资源。

从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层面撑开对心灵困境的讨论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哲作了题为《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的报告。李哲认为，柳青对农技员形象的“失焦”处理源于他对合作化实践的思考，而这又进一步与中共对技术问题的理解有关。他指出，中共话语表述中的“技术”最早指农民的经验，是就村庄内部、生产关系层面来谈的。而建国后国家引进了苏联技术，逐步建立起农业技术推广制度，这则是关乎村庄外部、生产力层面的。由此，在这一外来技术转化为乡村内部经验的过程中，技术推广是以人为中介进行，其中包含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层次。李哲指出，即便如此，乡村对现代化的远景式想象与意志性的想象仍然是国家想象，尚缺乏对个人身心的进一步安顿。

针对用性别话语解构现代民族国家父权制的女性主义理路，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晓佳展开了对话，她作了题为《“算账”书写：“翻身”的性别政治——从赵树理的<传家宝>看革命的性别与阶级问题》的报告。她认为，妇女关于男女劳动问题进行“算账”的行为背后，实际是在调整家庭结构和农村伦理。基于劳动账的解放不是个人得救，而是外在社会改变过程中的集体得救，与此同时，新的政治主体也成长了起来。吴晓佳指出，虽然中共妇女政策的不断调整是与现实状况及其政权内部政策有关，但其赋予妇女土地权的政策比之西方不触及所有权的所谓妇女平权，就实质而言是要进步得多。鉴于此，今天的妇女若要讨论如何回到劳动的公共领域，这段历史经验将是值得回溯和汲取的资源。

组织与合作：新实践的回溯与展望

怀着对农村现状的深切关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作了题为《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宏观机制及历史实践》的报告。他表示，毛泽东时代在技术、卫生、教育方面做了很大推动，但如今农村面临农业生产下降，卫生、医疗条件差，小学教育衰落的现状。同时，近年来中国当代史集中于区域性研究，这类研究常局限于某些认知框架设定，而跳出这些框架，他真正想知道的是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状态。通过研究历史重要文献汇编，常利兵发现“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出现的频率很高，考虑到这两条制度设计是农业集体化展开的主线，同时它们也涉及中共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举措、以及整个社会结构与生产劳动的变化。因此，从对二者的考察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扎根于农民心底的具体实践途径。

在现实实践中探寻合作化的可能，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张慧鹏作了题为《从当前农民合作实践回看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他指出，70年代末以后，国内对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普遍持否定态度。80年代政府提倡农业产业化、以龙头企业带动小农户，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企业剥削小农户这一情况。到了90年代，“三农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所以新世纪以来，政府提倡农民的自发合作。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后，农村大户成立并控制了形式上的合作社及国家补贴。基于这些历史和现状，张慧鹏和他的同仁在广东佛山顺德区F村带动村民试办合作社。在取得不错收益的同时，他仍然感觉到合作化这一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发展空间有限。因为村民贫富悬殊，不同阶层间很难合作，加之精英群体往往有自己内部的合作圈，同时政府的效率化治理高度依赖地方精英，如上种种都导致贫困村民很难参与政治经济生活。最后，张慧鹏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想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思考集体化农民自发的问题与集体化实践的意义。

圆桌讨论：历史与人文认知的再出发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分享了自己的运思心得与治学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首先介绍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研究计划的由来。在横向方面，引入社会史视野能帮助我们突破政治与文学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发现：四、五十年代的作家在政治感方面看似相近，但由于他们对社会的洞察力以及写作上的语言呈现相异，其写作水平实际上会存在高低之别；其次，文学和政治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对于社会动态的、结构性的思考，而引入社会史则可以把文学和政治从现有的认识状态中解放出来，由此，这三者间能够形成循环辩证的、不断打开的关系。在纵向方面，该计划先后选取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等现实主义作家进行研究。前四位作家的最高成就诞生于四、五十年代，当时的历史状况是，政治比文学更能够回应和打开现实。而到了新时期，当政治对文学“松绑”后，现实主义又再次表现出特别的力量，出现了张洁、刘心武、蒋子龙等一批作家，他们面对现实的变动，能够很快做出有力把握，在此前提下，他们的文学再现和政治推动的历史变化之间就构成了一种既配合、又对话的关系。而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现实主义文学的能量事实上仍在焕发，却在评价方面遭遇了普遍诋毁。作为总结与希冀，贺照田最后指出，在今天，我们如能把四、五十年代的整个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将其中的思想视为资源并作出有力的把握，相信这会对中国未来的历史产生高度有益的意义，而这正是推动这一计划的核心出发点。

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表示，他特别关注新社会的构成原理问题。从50年代领导阶层与基层工作人员对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熟悉状况谈起，吴重庆指出，阅读“两论”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他们当时的工作方法和认识现实的思路。其中，《实践论》中看重的“实践”是特指变革现实的实践，《矛盾论》中分析的“矛盾”是特指事物内部的矛盾。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进一步到变革现实的实践，这是“两个飞跃”，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则是“两个改造”。在分析这一点的基础上，吴重庆借用了韩国学者金振镐（김진호）“树立能够联结个人超越与社会变革的社会性灵性（social spirituality）”这一视点，考察了儒家在处理私欲和想象大同上具有的社会性灵性趋向，同时指出了新中国建国后关于公私问题与阶级意识的塑造具有与儒家的相通性。但是，中共的突破性在于，它还要求革命中的人能够融入集体与革命实践，由此灵性的塑造不仅靠个人，还靠党的带领，这种对“社会性灵性”更为有效的培养方式超越了儒家。吴重庆总结道，构成新社会的核心契机就是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普通工人、农民的社会性灵性的触发，这一环节有效确立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结。

中山大学中文系张均表示，这次工作坊的讨论让他切实关注到了社会学视野如何才能打开文学视野这一问题。他分享了自己所从事的现当代文学“本事研究”中话语竞争与机制竞争的观点，并表示今后将继续探索“革命文学如何讲故事”与“新旧社会的原理”这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中山大学中文系郭冰茹则表示，她的兴趣点在于文本内部的构造，而通过叙事学理论，她不断开展着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成规、逾越及其间张力的研究，她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经验，同时也讨论了她在现当代文学民族形式探索中的看法。

面对“我们的中国”，深进“什么是新中国”、“什么是新的中国社会”、“什么是新的中国人”等有关国家理解、社会理解、自我理解的精神脉络，以及“新中国从哪儿来”、“新的中国社会从哪儿来”、“新的中国人从哪儿来”等有关国家构造、社会构造、自我构造的实践脉络，本次跨学科青年学者工作坊以扎实深入的讨论实践着它的“初心”：以有穿透的思想力量、有品质的学术方法、有关心的人文情怀倡导与推动新时代的“新中国、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