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焕 王生升：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应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点击：  作者：蔡万焕 王生升    来源：察网智库  发布时间:2018-01-07 09:29:33

 

               原标题：蔡万焕 王生升：新自由主义、资本话语权与意识形态斗争

 

       【摘要】：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市场等同于个人经济自由，将资本的利益抽象地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忽视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构、执行统治阶级意志的本质，片面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为私人资本的自由创造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其根源在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在对贫富差距、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方向、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反私有化等重大理论以及现实问题的争论上。当前中国应遏制过度市场化倾向，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及其付诸实践导致的后果。新自由主义无视市场失灵而一昧主张市场化，其语言总结为理论学说，并落实到国家政策时，就成为一种特定经济理论范式或政策框架，如强调目的是为资本的自由化而非个人的自由提供理论支撑。彻底厘清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才能在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抵制错误倾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自由市场、崇拜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1】，当这种意识形态借助学术化语言总结为理论学说，并落实为国家政策时，就成为一种特定的理论范式或政策框架【2】，如强调经济政策稳定性的货币主义及其相关理论【3】，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策【4】。新自由主义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促使劳资关系、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产业部门间结构、全球经济体系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推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模式的转变，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5】。

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主要有国家干预失败论、“金融主导理论”【6】、“技术决定论”【7】等，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则构建了一套介于抽象理论与复杂的具体现实之间的中介概念，用一系列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即所谓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更迭来解释资本主义不同模式或阶段间的转变。【8】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和思潮，最后上升为国家意识，其产生、发展和兴起都有一定的经济物质基础和历史背景。

首先，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生产力基础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分工不断深化、细化，原本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紧密契合的生产流程被分散化，单个企业生产一件需要各种组装部件的产品被各个更加专业化的部件生产组织所代替，资本间分工使得各个资本的自由程度更高。而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分散化的专业分工体系之间可以有效沟通，降低了由市场协调产生的成本，为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在生产关系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处于相对贫困化状况，而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可持续剥削、为资本积累创造稳定外部环境的考虑，可能要求提高工人的待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自由。为维护劳资关系中资强劳弱的优势地位，资本以自由化为名，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恰好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战后西方国家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工人阶级普遍要求提高待遇。苏联在战后迅速崛起，苏东国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对比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提高本国工人工资。工资水平的上涨挤压了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滞胀危机下，凯恩斯主义失效了，从而为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批判凯恩斯主义损害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政策指导提供契机。滞胀危机后，资本家采取各种措施打压工会，以削弱工人的谈判和议价的能力，压低工资，从而提高利润率。新自由主义宣扬工会抑制了工人个人意志、剥夺了工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为资本家打压工人力量的行动进行辩护。新自由主义符合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利益，由此得以流行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资本话语权：利用新自由主义赋予资本以自由

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标榜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最有效的。然而其宣扬的自由却是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自由，对于雇佣劳动、生产力落后国家而言，他们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增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不仅充斥着经济领域，而且资本的话语权会扩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9】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就是赋予资本以自由，而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强化资本的话语权。

（一）将资本的自由泛化描述为个人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设想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经济行为简化为自由市场交易，同时将市场交易视作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将市场经济活动简化为个人交易行为的联结，显然符合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对于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个人主义方法论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分析得以进行的基本原则。【10】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就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说，该假说规定个人行为只包含两重抽象属性，即“自利动机”和“理性权衡”。【11】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逻辑，在比较优势原理的统摄下，为了增进自身利益，个人理性权衡的自然结果是分工与贸易的出现。也就是说，市场交易行为模式是“经济人”最合理的现实选择。弗里德曼认为，市场交易行为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行为模式，那种旨在“将市场因素引入到计划经济中”的主张之所以是谬误的，原因不在于其缺乏可行性，而在于这种主张本末倒置地理解了现代经济过程。【12】

实际上，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易活动仅仅是社会经济过程的表象，这是从商品流通角度得出的结论。商品流通是商品所有者为换取使用价值而进行的交换，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相互交错的全部过程。但是，经济运行不只是商品流通的过程加总，而是包含商品流通在内的资本流通的过程。资本流通是资本作为独立价值，在自行增殖运动中进行的形态变换，是包含生产环节和商品交换环节的统运动过程，即

 

 

如果深入到资本流通角度则会发现，市场交易行为不仅包括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还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的劳动力商品交换，而所谓“个人自由决策”恰恰掩盖了劳动力商品交换中的不平等，以及劳动者失去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事实。劳动力商品是在劳动者或小生产者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并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条件下才出现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本身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因为劳动力商品虽然是商品，但是它比普通商品多了一层体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规定性，只有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才是劳动力商品。而劳动力商品的这种规定性，又是导致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的原因。因为劳动力既然是商品，出卖之后必然为雇主所支配，只能服从分工，结果造成技能方面的畸形发展或“去技能化”，从而对资本“形式上的隶属”逐渐加深为“实际上的隶属”，无法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者不断被排挤出生产过程，形成大量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为加剧工人间竞争、资本压低工资提供了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13】大量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劳动力市场成为买方市场，劳动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雇主有随意解雇劳动者的自由，劳动者却没有选择的自由。

因此，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经济自由，在工会力量削弱、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去监管化等方面对资本而言的确是自由化的过程，但对工人而言实际上缺失的恰恰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

（二）将资本的利益抽象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经营的公共事业项目和国有企业不仅是低效的，而且与市场抢占了大量经济资源，最后的好处只被少数人攫取，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将国有企业股权出售给私人资本，似乎私人资本代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而与政府经营的项目相对立。

事实上，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差别无法消除，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以低价被少数人获得，私有化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从而导致凭借生产资料所有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形成的贫富差距。资本不仅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且在根本利益上，资本与劳动是完全对立的。工人出卖劳动力商品而获得工资，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的利润，在产品新创造的价值中，工资和利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尽管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绝对水平整体来说远远高于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但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是与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本身的提高相适应的。而工人“贫困化”或者说绝对贫困化的实质，在于工人的收入只能等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包含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与实现它的一切对象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与这些条件相独立地存在着。”【14】这些实现劳动能力对象的条件包括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15】。“劳动能力表示绝对贫穷，即对象财富被全部剥夺。”【16】工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即使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贫困”。贫困的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企图取代统治阶级的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7】。但从阶级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者和资本关于工资与利润间分配的斗争就不会停止，资本与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是相冲突的。资本只能满足本阶级的利益，无法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三）忽视政府的阶级本质，片面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化，市场原则成为经济领域的首要原则，同时，市场原则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体现为社会治理的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的转移等。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是内在低效的，而以利润为唯一导向的私营企业是最有效率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建立“大社会、小政府”、“服务型政府”、“廉价政府”，主张在调节经济行为中，市场关系如市场力量的作用需加强，同时其他关系或机构如政府、企业管理部门、工会和专业协会等的调节作用需弱化。

新自由主义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当我们讨论政府职能时，不能忽视其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本质。国家与政府是一对相近的范畴，但二者层次不同，“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18】，国家是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对全社会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产生的，同样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19】而政府则是表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应以国家范畴代替政府范畴来讨论其与资本的关系。政府作为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实现有序统治的机构，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其本质是阶级国家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

一方面，从经济运行的物质内容和技术层面看，为维护资本积累的正常进行，需要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还需要为资本逐利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国家必须提供公共服务，作为统一的调和因素而维持全面秩序的职能。【20】

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不是超乎各阶级之上使各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进行压迫的力量，是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是种集中起来的阶级关系;【21】它不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而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保证他们能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的机构。马克思指出：“由于每一个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能和其他的利己主义者不一致，也就是说可能会发生冲突，所以，与这些分散的单独的个人相对立，普遍的意志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的表达法……这种意志叫作国家的意志……为了执行这种普遍的意志，又需要强制手段和公众的权力。”【22】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层次上进行讨论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维护着经济再生产，政治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从总体上保证这些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的再生产。【23】必须有“理想的”或“总的”资本家来代表资本家阶级的一般利益，以确保货币制度和财税体制等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这个任务得以实现，执行这个任务的机构即国家。【24】

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视政府的本质;但在实践中却坚决捍卫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市场原则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无一不为剥削工人从而使资本获利提供条件，充分体现了西方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本质。

总之，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市场等同于个人经济自由，将资本的自由泛化描述为个人的自由，将资本的利益抽象地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片面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实际上都是为私人资本的自由创造理论支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25】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幌子，实则是要进一步巩固资本对劳动、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优势地位。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不仅对于工人个人是遥不可及的，对于小资本而言也是无法实现的。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新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但由于符合大资本的利益，因而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兴起并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完全不同，但同样作为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操作层面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我国经济，为此应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研究方法、理论，在这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也趁机而入。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今天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分化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有关。【26】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产生影晌的经济基础一一所有制结构变化

新自由主义思潮属于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其产生的经济基础中最核心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新自由主义思潮能在中国的传播，根源在于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的变化。市场化改革前，中国实行“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被消灭;市场化改革后，引入了包括私有制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也推动了阶级结构的调整。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国有体制外培育的私营经济，不排除个别原来在公有制企业内就业的工人，依靠克勤克俭积累一笔财富，在国家为私营企业提供的相比国有企业更为优惠的投资条件下投资成为资本家。这也被称为“增量改革”。

现阶段私有制经济的另一来源，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尤其是在价格改革、建立资本与土地市场以及国企改革中，部分党员和企业管理层、政府官员通过合法或不合法于段进行的资本积累。【27】特别是国有企业经历的承包经营与放权让利、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革和管资产到管资本等几轮改革，中央的思路和目的是加强和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但实际操作中被很多地方政府理解为私有化。如抓大放小改革中，“管理层收购”使得所有中小国企及部分大型国企都被私有化了。获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国企原管理层、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家以及跨国资本。【28】这可被称为“存量改革”，即在国有体制内进行的所有制改革。毋庸置疑，这一过程催生了一个由私人经营者和跨国资本构成的利益集团。

一方面是代表资本利益的集团的产生，另一方面，新的工人阶级也在逐渐形成。1995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面推开产权改革，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劳动力商品化迅速发展，出现大量相对过剩人口，成为现代雇佣劳动关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和得以维系的前提，并为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好了制度准备。【29】城镇劳动力中，几千万原因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员工被迫下岗，并因陷入贫困而成为劳动力商品，加上来自广大中国农村腹地的农民工，他们成为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市场化改革下，中国所有制结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间的诉求也发生多样化变化。每个集团都寻求符合本集团利益、能将自己的特殊利益抽象化为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从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学说。新自由主义代表资本的利益，其关于个人自由选择、自由市场、政府干预最小化等主张，体现了资本话语体系的逻辑，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遮蔽效果，将资本的利益抽象描述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利益，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经济改革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表现

为配合经济领域推行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强化资本的优势地位，资本掌握了话语权并通过操纵大众传媒手段向工人阶级灌输资本话语，成功地将资本及其所有者的特殊利益包装成为共同利益，转移劳资矛盾，为资本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在贫富差距上，利用资本话语体系将矛盾转移到国有企业与民众、政府与民众之间。例如，有人声称，现阶段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由行业差距即占据石油、钢铁等产业的国企工人工资过高，而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工人工资过低所导致;应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国企工资水平。或声称，“如果企业给员工加了一点儿工资，结果又收税收回去了，永远提高不了老百姓的收入”【30】，试图将劳资间工资问题转嫁到政府，制造政府税收政策与劳动者收入的矛盾。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经济学界在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阶级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31】在关于贫富差距过大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干预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信奉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认为贫富差距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经济起步，贫富差距首先会扩大，但随后将自动缩小。其隐含的政策建议就是，面对贫富差距政府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因为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将自然而然地缩小。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资本掌握的话语体系故意制造二者对立，将市场失灵归结为政府干预。如有人称中国是“国富民穷”，政府过高的税赋将民众的财富收入囊中，还抑制了市场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正确做法是一方面在生产力上调整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结构，从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人手，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入手调整决定收入分配结构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控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然而新自由主义歪曲和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而导致供给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要么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而改革的目标则是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简政放权，实现“小政府、大市场”。【32】还有人提出，应减少政府干预，放权让利，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服务的对象是谁?如果对象是人民群众，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如果服务的对象是企业(实际上是资本)，那就是改革进入了误区。还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应进行修改。然而事实是，在资强劳弱的现实中，劳动者根本无力对抗雇主，所谓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只是为雇主解雇工人提供便利。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上，资本话语体系试图淡化甚至抹杀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面对过度市场化的现实，资本集团及其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又以“改革红利”神化改革，在此舆论的攻势下，改革成为主流话语，在改革名义的裹挟下，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方向、有损人民利益的改革方案被强加推行。他们用贫富差距问题取代阶级问题，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工人阶级消亡论”，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就是成为“中产阶级国家”，或构建“橄榄型社会”。此外，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许多人追捧，他们主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应当实施“私有制加二次分配”的模式。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片面强调市场经济，忽略社会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律，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的特殊性，盲目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向西方国家看齐。

（三）国企私有化：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政策主张

有人认为，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因素仅残留于国有企业与宏观经济调控上。【34】随着新兴资本家集团规模及其财富的不断增长、力量不断增强，他们自然要求抛弃那些可能妨碍他们的财富进一步积累的社会主义传承。【35】而正在崛起的工人阶级组织了大量针对新兴资本家集团的请愿、抗议和罢工。【36】除了上述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外，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国有企业是否要私有化这个问题上。

迄今国有企业已经历了五轮改革，分别是：1979-1984年的承包经营与放权让利，1985-1992年的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1993-2002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2003-2012年的股份制与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以及2013年开始的分类改革与管资产到管资本。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始终是加强和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如201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的，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宏观来看，五轮国企改革确实使得国企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核心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但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炮制的国企“低效论”、“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腐败论”和“产权不清晰论”等，歪曲和贬低国企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将国企污名化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37】，导致一些人和地方政府对国企改革存在误解和曲解，将国企改革理解为私有化，从而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为给国企私有化披上合法化外衣、塑造允许私有化的宽松环境，资本集团及作为其利益代言人的部分学者成功地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大众传媒手段将本集团的主张包装成为社会共识。尽管每场争论均以被平衡左右的妥协方式而结束。但这种妥协实际上为代表资本集团利益的知识精英之后进一步的意识形态操纵留下了空间。【38】在此舆论造势背景下，资本集团借此向政府施压以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如炮制出“央企地王”一词并在网络上热炒，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归咎于政府或央企。

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应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国内消费不足、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产生，根源就在于没有认清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错误所在，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39】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国家要驾驭资本，处理好国家与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以所有制问题为中心寻找解决的办法。市场的本质是资本主导下的劳资关系，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要防止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就必须对市场化的程度加以控制，遏制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只有控制了过度资本化和私人资本的过度膨胀，才能真正铲除新自由主义思潮滋生的土壤。

因此，对待新自由主义，要认识其一系列理论学说和政策建议的本质，同时要在实践中排除其干扰，正如针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人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来进行歪曲的做法时，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明确，“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40】。

(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生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的阶级关系：结构 、特征与发展趋势”[项目编号：14KDC0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CJL001]、北京市教工委扬帆计划“习近平关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研究”[项目编号：JGWXJCYF2016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Perry Anderson ，“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 February 2000.

【2】Simon Clarke “ The Neoliberal Theory of Society ”，In Alfredo Saad - Filho and Deborah Johnsto eds,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Pluto Press,2005, pp.50-59.

【3】 Thomas I.Palley ，“ From  Keynesianism  to  Neoliberalism:   Shifting Paradigms in Economics”，in Alfredo Saad - Filho and Deborah Johnsto (eds), Neoliberlism: A Critical Reader, pp.20-29.

【4】 David Harvey ,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

【5】David M.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p.12-31.

【6】Gerard Dumenil, Dominique Levy , Ca1pital Resurgent :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2.

【7】 Michael Charles Howard ,John Edward King,“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in Philip Arestis & Malcolm Sawyerf (eds) ,The Rise of the Market :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 - liberalism ,Edward Elgar,2008 ,pp.38-73.

【8】 参阅蔡万焕：《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视野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 ，载《教学与研究》 2016年第l期。

【9】胡敏中、白梅花：《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及其启示》 ，载《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2016 年第 1 期。

【10】值得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神领袖哈耶克恰恰浓墨重彩地论述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工具箱中的核心地位。相关具体论述请参阅[英]晗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卢卡斯等学者强化了经济人的“完全理性”特征 ，而其他的学者则引人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等条件来对经济人行为做出某种修正，这些工作实质上都是力图恢复个人主义方法论声望的努力。而另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工作则拓展了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应用范围：科斯、诺斯、德姆塞茨等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将机会主义倾向的有限理性个人作为经济学分析的起点，以此剖析企业组织与市场制度;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则将政治过程分解为上述个人相互博弈的过程，其公共选择理论也顺其自然地变成“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

【12】[美]弗里德曼:《市场机制与中央计划经济》,载《弗里德曼文 粹》上册，胡雪峰、武玉宁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6一7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 190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第552页。

【18】《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1页。

【19】 Ernest Mandel,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Pathfinder Press，1971,p.11.

【20】[希]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4页。

【21】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Verso,1980,pp.128-129.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466-467页。

【23】Ben Fine , Laurence Harris，Rereading “Capital”，The MacMillan Press ,1979,pp.94-95.

【24】[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9页。

【26】林泰主编 ：《问道一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27】Xie Fusheng , Li An , Li Zhongjin ，“ 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 nomy in China Adhere to Socialism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2013 , 45(4) .

【28】 Li  Minqi ，“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2011,63(2).

【29】孟捷、李怡乐：《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载《首都经济学家》第3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7页。

【30】《宗庆后:如果给员工多发点钱又收税收回去永远富不了》，载凤资讯2014年1月7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107/11415056_0.shtml

【31】蔡万焕：《(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32】刘胜军：《中国拥抱“供给经济学”》，载FT中文网2015年11月2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960? full = y

【33】Cheng U，“Introduction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Middle Kingdom”, in Cheng Li ed. ,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0, p.3.

【34】Xie Fusheng, Li An , Li Zhongjin ，“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Adhere to Soci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3，45(4).

【35】[美]科兹：《坚持社会主义：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经验》，常辉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4期。

【36】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pp.27-28.

【37】蔡万焕、刘露：《关于国有企业讨论的最新进展及背景原因分析》 ，载《学习与探索》 2012年第11期。

【38】Xie Fusheng，Li An，Li Zhongjin，“C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从nomy in China Adhere to Soci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2013 ,45(4).

【39】朱安东、王天翼：《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 载《当代 经济研究》 2016年第8期。

【40】《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载《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0日。

【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作者：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生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