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7年高考落幕，历史题目让人失望。

2017年高考已经落幕，各科试卷陆续公开。在文科试卷的历史题目中，我们发现不少题目存在比较严重的逻辑问题和事实错误。试略举几例，以说明具体问题之所在：

例一：全国卷Ⅰ选择题第25题

考题：

图：全国卷Ⅰ选择题第25题

问题所在：

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A。显然，出题人希望考察学生对西汉郡国制度演变的掌握程度。

这道题存在两个问题：

1、表格数据，内在逻辑混乱

高帝、汉文时代，王国之诸侯可“掌治其国”，中央直辖地区为郡；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拆分诸侯王国，缩小其领地，且命“诸侯不得复治国”，王国渐向成中央直辖区域转型。武帝行推恩令，王国实力再度被削弱。①

但是，表中所示中央直辖郡、国数量的增多，与答案本身并没有逻辑关系。因为影响汉朝郡、国数量的因素很多。将旧有大郡拆为几个小郡，会增多朝廷的直辖郡数量；征服了新的领土，也会增加朝廷直辖郡的数量——如武帝在一系列的对外扩张战争之后，即新设郡多达20余个。②

因为存在上述因素，如果命题人想要展示诸侯王国和中央朝廷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单纯列举中央直辖郡、国的数量的变化，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题目中的“由此可知”，其实是“不可知”（比较中央和王国辖区面积的变化、辖区人口的消长，是更合理的选择，当然，这样的数据很难统计）。

2、标准答案，不符合史实

本题的标准答案是A：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但历史事实而言，高帝时期，以内战的形式消灭了6个异姓王国；景帝时期，又以内战的形式平定了“七国之乱”，这是汉朝廷和诸侯王国矛盾最激烈的两个时期。文帝、武帝时期，朝廷和诸侯王国之间虽然矛盾仍在，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事。也就是说，从高帝到武帝，并不存在“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这样一种趋势。

例二：全国卷Ⅰ选择题第29题

考题：

1904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9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188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78%，直隶亦有172人，山西、陕西等其他十几个省区仅有351人，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

A．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有别

B．革命运动在各地高涨程度存在差异

C．清政府鼓励留学生的政策发生变化

D．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同

问题所在：

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A。命题人显然希望考察“经济基础决定XXXX”这个套路。

这道题存在两个问题：

1、不讲逻辑，将原材料的相关性，升级为因果性

这道题，从题干到答案选项，均出自张海鹏、李细珠著《中国近代通史 第5卷》③。该书有一张统计表，截图如下：

图注：表格为该书原文所有

该书对这张统计表的解读如下：

“据上表数据，1904年全国共有留日学生2406人，其中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福建、江西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这9个省份共计1883人，占总数的78%强，其他内地与边远地区十几个省区仅有523人，约占22%。有些省区，如甘肃、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甚至榜上无名。显然，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来源的中心区域，这是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一致的。”

显然，标准答案A，正是出自该书“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来源的中心区域，这是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一致的。”这句话。

但是，需要注意：考题的提问是“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这是在要求考生回答“因果性”；而原著作的表述是“（留日学生分布）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一致”——这是在较为谨慎地表述“相关性”。

2、史实错误，影响1904年留日学生分布的最重要因素，是具体的地方执政者，而不是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

命题人略去了原著作中的表格，来向考生提问“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

从表格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四川的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显然远不及江苏、广东，浙江，可他们却牢牢占据着留日学生总量排行榜的前三位。甚至于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非常落后的云南，也人数过百，居于第8的高位。直隶在晚清，历来是相当保守的省份，其留日学生数量却可以与广东相差无几。仅这五个省份的留日学生，加起来就已经有1323人，达到了总数的约55%。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因为决定1904年各省留日学生多寡的第一原因，不是经济条件，不是开放程度，而是各省督抚的政策与立场。

湖南、湖北之所以高居前两名，是因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晚清留日风潮的最大鼓吹者和最大的推动者。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和其他各种政治场合中，一再宣传“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且身体力行，在其所辖湖南、湖北两省，大力推行官费、公费留日（如第一批赴日39名士官生中，有11个湖北人；第二期25人中，更有17个湖北人。）。直隶留学生总数之所以能与广东相差无几，与该省总督袁世凯密不可分。袁在直隶号召官绅“博采邻邦良法”；1903年直隶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有60人，仅次于湖北的81人，居全国第二。④四川、云南的情况也是同样，四川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林绍年，都是出于为本省新式教育培养师资的目的，积极号召下属府、县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如四川1904年仅留日师范生就派出了160余人）。

诚然，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会影响留学生的多寡。但在具体的案例当中，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却未必会是“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在1904年这个案例中，居于第一位的主要因素，显然是督抚们的政策，其次才是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

附带一提：到了1922年，各省留日学生数量对比大变。直隶、京兆加上一起仅53人，云南37人、湖北126人，远不如1904年。⑤没有了张之洞这样的地方高官的推动，这些身份学子的留学热情，已远远无法同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此时，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才可以被视为“主要因素”。

例三：全国卷Ⅱ选择题第27题

考题：

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但后期宦官读书识字逐渐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针对性的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后期

A.中枢决策过程发生异变

B.皇帝权力日趋衰落

C.内阁议政功能已经丧

D.宦官掌握决策权力

问题所在：

此题意在考察学生对明朝政治制度的了解。该题的“标准答案”是A。

该考题同样存在两个问题：

1、史实错误

首先，所谓“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此说之真伪，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争议虽难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宦官在洪武年间被广泛安排从事外交、军事、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工作，他们是识字的。洪武十八年，11岁的太监罗氏被“选入内庭”，“攻习书史，日有进益”“至于道经释典，靡不博览”，文化程度不能算低。⑥

其次，宦官读书识字的制度化，也不是在明朝后期才成型。早在永乐年间，明成祖就大量任用宦官，使宦官在宫内读书、识字成为常态。随后，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期间，选拨聪慧的小太监，命人在文华殿教他们读书，逐渐成为一种制度；由宦官代皇帝批阅奏章的“票拟制度”，也形成于此时。显然，宦官读书、参政，早在明朝前期即已制度化。⑦

2、逻辑错误

考题希望考生由材料“推知”出一个答案。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题目本身存在事实错误，其实是法“推知”出A这个“标准答案”——“票拟制度”确实改变了明朝的中枢决策过程，但明朝宦官识字的制度化，远早于“票拟制度”的出现。二者存在相关性，但不存在因果关系。明成祖、明仁宗时代，宦官识字早已成常态，中枢决策过程有没有异变呢？

明朝廷允许宦官读书、识字的初衷，也不是为了搞出“票拟制度”来改变中枢决策过程，而是想让宦官分担一些内廷基层事务，比如到宫内各衙门充当“写字”负责抄录文书等。

“据此可知”、“由此可以推知”等材料型考题，是近年来高考极常见的历史题目类型。可惜的是，如本文所示，多数此类题目，材料与“标准答案”之间逻辑关系往往是混乱的。考生如果真的掌握了比较详尽的相关知识，真的严格依照逻辑去“推知”，恐怕就要发生悲剧。当然，中国教育已经无视“逻辑课”数十年了⑧，考生在回答这类问题时，自有“心得”，并不依赖逻辑“推知”。

注释

①唐赞功：《吴楚七国之乱与西汉诸侯王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②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92页；③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 第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④魏善玲：《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对留学生的选派及任用》，张华腾主编《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⑤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⑥⑦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1、122页；⑧谌旭彬：《“逻辑课”被中国教育无视数十年，太不应该》，短史记第5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