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书贼》

在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有两个东西很难退出，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权力。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两个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很简单，那就是无休止的不稳定和暴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今天，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早期的欧洲和北美，还是后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发生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那么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对今天的我国社会，海内外人们已经有很多的猜测，例如“断裂”、“解体”或者“崩溃”。社会秩序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我国社会正在面临失序的危险。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称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运动崛起的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发起者和参加者既有体制外的还有体制内部的，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农民、工人、退伍军人、退休干部、妇女、环保团体等。我国是转型社会，出现群体性事件并非不正常。任何社会，包括欧洲和北美，在其发展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几个社会运动高潮期。问题不在于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在于发生之后，如何应对和解决。如果政府不能直面问题，不能找到有效的应付方式和解决问题，那么我国很可能像欧洲早年转型期那样发生大规模的持续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是农民运动。如果这样，不仅政权稳定成为问题，社会更会陷入无序状态。

暴力丛生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案件在快速上升。暴力表现为不同形式，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不管什么样的暴力形式，我国社会的暴力行为往往表现为毫无规则。人们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暴力，包括幼儿园小孩、老人、医生、官员、富人，等等。很多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暴力丛生是社会失序最直接的表现。

当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获得严重缺失规则的时候，针对权势阶层的暴力也会显得毫无规则。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弱势社会群体对权势阶层的暴力是社会没有被保护好的结果。如果强势社会群体不仅不能保护弱势社会群体，而是一味地欺凌，那么，对弱势群体来说，暴力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最后一个手段。显然，不管暴力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都是政府的责任。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

社会文化凝聚力的流失

从深层次看，社会秩序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文化。前面讨论过的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就是一种文化，其中，每一阶层都有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今天的中国缺失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设，早些年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现在提倡“文化建设”。但为什么没有成功？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个阶层？其中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近年来，很多地方开始在强调“幸福指数”。但如何实现幸福还是一个未知数。

躁动不安的中国社会如何安静下来？这涉及文化建设问题。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人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中的安静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前面讨论过的“政治阶级”文化的引入。有人说过，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也是一种“狼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趋向于把所有社会关系都货币化，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近代以来的“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好，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社会各阶层能够和平共处的安静文化。

上面列举了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失序现象。人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很多的现象，但这些已足以说明我国社会失序的局面。如果这些现象继续下去，那么在不久的未来，社会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社会如何能够得到治理呢？

中国改革何处去？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真实情景：再过15年左右，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走上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舞台，精英阶层也不例外。这个群体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在一个不断呈现排他性的制度体系下，那些属于权势阶层的后代，普遍而言，独生子女既没有受过多少苦，也没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第二，他们在孤独中成长，身处精英阶层，却没有很好的沟通和合作精神。第三，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一种具有深刻矛盾的教育。

在信息时代，他们知道事物的真相，但他们生活在事物的真相和假性知识的巨大鸿沟之中。他们抱着工具主义价值观而接受假性知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体制需要他们这样去做，并且他们也能通过这个体制获得巨大利益。在社会的另一边也就是被统治阶层则是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工二代、三代，留守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个群体人数庞大，是社会的主体。作为为权势社会阶层服务的阶层，他们和传统的农民和工人已经很不相同，因为他们和统治阶层和其他强势社会群体一样同样生活在信息时代，知道前者是如何获得财富的，如何获得权力的。他们的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接受到的资讯等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公平意识。也同样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我国老龄化时代的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当“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父母亲生活在富足的“城堡”内部的同时，弱势社会群体（也就是穷人）越来越没有能力来保障其父母的生活，甚至难以养活他们。于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因为对这个社会的仇恨而开始用暴力手段反抗这个社会，并成为领袖。同时，他们追求社会正义的行为获得了包括中产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的支持，赢得更多人的同情。

这种情形不是凭空想象，而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并开始蔓延影响到社会的多个角落。我们可以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把此称为“势”。如果这种“势”再累积十多年，那么这个社会是怎样的呢？人们无需再做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场景不知上演了多少次了。所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弱势社会群体和强势社会群体之间的革命必然表现为无限的暴力性质。

社会失序的前景与后果非常明确。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上革命和造反的恶性陷阱必须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说会导致无数生命的牺牲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它们仅仅是社会体制的简单再生产。在我国，渐进的变化是真正的变化，而激进的变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激进的变化往往促成历史的简单重复。这已经为数千年的农民起义所证实。尽管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要社会结构仍然是高度两极分化、中产阶层还是很小，那么激进的变革所能带来的结果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传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很显然，出路对每一个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一旦社会激进化，社会上的一些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退出”这个社会。实际上，我国社会的“退出”的现象也已经开始。这些年来，社会有两个群体在努力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很多年里，国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国的项目，但高端知识群体的流失仍然是个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知识群体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在拼命竞争这个群体，纷纷提供优质的环境吸引和留住这个群体。我国旧的体制是排斥这个群体的，这可从所谓的“海归派”和这个体制的冲突的众多案例中看出来。如果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高端知识人才还会继续“退出”。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财富群体。财富群体又有两个次群体。一个是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干部官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在国内没有安全感，因此选择“退出”。社会所谓的“裸官”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这些官员把家属和子女放置在国外，而自己仍然在国内积聚财富。一旦社会激进化，他们自然会选择“退出”。另外一个次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选择“退出”？这个问题后面再做分析。这里先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退出”是一个有效的选择吗？

“退出”自己的社会，加入一个新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二等公民”还不如。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在一个新的社会，基本上只是一个孤立的高消费群体，他们有钱来消费，但没有能力和主流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对企业家来说，他们大多在中国社会发展起来，所有商业网络都和中国有关，到了一个新社会之后，要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并不容易，要不因为这些社会各方面的商业机会已经饱和，要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新社会的知识，难以找到商业机会。

对我国社会来说，问题是，在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有两个东西很难退出，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权力。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两个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很简单，那就是无休止的不稳定和暴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表现为这种情形。这些年，我国有关方面在维稳方面投入那么大的资源，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形。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政府和社会之间就会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当然，还有一种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当社会失序，国家对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会所可能出现的难民潮。难民潮是一个失败国家的标志，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郑永年，1962年生于浙江余姚，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中国改革三步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