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西“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

点击：作者：郑永年来源：《联合早报》发布时间:2020-04-17 09:58:40

冠状病毒在无情扩散，每天有大量的人口群体被感染，有大量的病人死去，“死亡”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图：网络）

在本土冠状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中国政府宣布向那些需要中国帮助的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这属必然。

疫情在世界各地横行，各国政府忙于应对抗疫，需要大量的抗疫物资。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基本上已经把很多生产链转移到国外，不再生产附加值不那么高的医疗物资，或者产能不足，疫情到来的时候，也不可能马上把生产线转移到国内，恢复生产，因此只能向国外采购。而中国刚好是世界工厂，具有庞大的产能。中国在疫情期间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医疗物资。现在中国本身疫情控制下来，自然就可以支援其他国家来抗疫了。

病毒没有边界，唯独合作才是出路。（图：网络）

中国出口大量医疗物资，尽管是各国之迫切所需，但西方对中国的外援反应强烈，大多持批评甚至指责的态度。一些西方媒体在中国医疗产品的质量上大做文章，挑毛病对中国发难，认为中国出口劣质医疗产品。一些国家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不批准使用中国的产品。总体上看，西方内部精英之间就中国对他们国家的支援，不仅没有共识，反而加速分化。在很多西方精英的眼中，中国对外援助变成了“口罩外交”“影响力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

冠状病毒在无情扩散，每天有大量的人口群体被感染，有大量的病人死去，“死亡”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说，人类因为新冠病毒疾病而上演着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危机。疫情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和欧洲，并且在迅速地向南方延伸。欧美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并且医疗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也很发达。

疫情在欧美都造成了如此深刻的人道危机，一旦到了那些贫穷和公共卫生体制能力低下的国家，情形不堪设想。病毒没有边界，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唯独合作才是出路。今天，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控制住了疫情，而是哪一个国家没有控制好疫情。只要有国家没有控制好，病毒照样会扩散到全球，这只是时间问题，而非可能性问题。

如果一方需要他人帮助，也乐意接受他人帮助，而另一方愿意帮助，也有能力帮助，这便是一个明显的双赢格局。但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令人费解的局面呢？
在国际舞台上，好像没有任何事物是没有政治性的。应对冠状病毒演变成了国家间的权力之争并不难理解。这确切地表现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上。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体系是西方确立起来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国家。现在西方诸国因为疫情自顾不暇，忙于抗疫，好像只有中国在这个本来属于他们的舞台上活动。这使得很多国家感觉自身的失落。

西方政治人物的考虑

被视为行为科学界的达尔文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把政治定义为“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西方政治人物的考虑，显然不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有效抗疫；相反，他们的首要考虑是在这场病毒战争中谁会获得最多；或者说，他们的问题是：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新冠疫情这样深刻的危机，并没有丝毫改变政治人物的态度。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不光是针对中国，一些西方国家针对内部问题也经常抱这个态度。因此，美国党派之间曾经争论是抗疫重要还是维持经济生活重要，很多保守派提倡用牺牲生命来保经济，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则倡导“群体免疫”。

美国政治人物担忧的是疫情是否会导致美国的最终衰落。曾经在奥巴马时期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们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供应全球公共物品、有能力和愿意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带出的认受性。”

不过，这场大流行“考验上述美国领导能力的全部三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在其步履蹒跚时，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练地采取行动，利用美国失误而造成的缺口，填补其空缺，把自己呈现成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
他们担忧，中国通过在大流行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试图建立新的基准，把中国塑造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国（essential power），并以此和各国建立关系。这已经明显表现在中国与日本、韩国联合应对疫情，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的行为上。美国更应当担心的是，尽管其欧洲盟友并没有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美国的盟友已经不是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了，例如是否采用华为技术和伊朗问题。

如果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最后衰落，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下去，冠状病毒大流行将会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这样的担忧并非只有美国存在，而且已蔓延到整个西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3月23日在欧盟对外行动署网站上，发表一篇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及其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文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外交，对中国在抗击冠病疫情期间的“慷慨政治”发出警告，敦促欧盟国家准备好迎接一场“全球话语权之战”中的“影响力之争”。他认为，中国有针对性地帮助某些国家，给他们提供抗击疫情物资以“展示团结和友谊”。

博雷利说，“一场全球性话语权之战正在进行”，中国通过大举帮助欧洲，“在大张旗鼓地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这位作者警告说：“对于欧洲来说，我们能肯定的是，随着疫情的爆发和我们应对疫情的进展，人们的看法会再次改变。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有地缘政治的成分，包括通过杜撰和‘慷慨政治’来争夺影响力的斗争。有了事实，我们需要保卫欧洲不受诽谤者的攻击。”

当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国向欧盟求救时，德、法等欧盟大国都感到无能为力，无动于衷，因此这些国家只好转向中国，中国也及时地提供了援助。但当这种“地缘政治论”被炒热之后，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也出来表示关切，并且声言要帮助意大利等国，以维护欧洲的团结。

西方缺乏自我反思

美国和整个西方显然没有自我反思能力。正如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力是其内部崛起的外部反映一样，一个国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内部衰落的反映。简单地说，英国的衰落并非因为美国的崛起，或者美国的衰落并非因为中国的崛起。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力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问题，更是因为它成为唯一的霸权之后开始实行单边主义。自“9·11”开始，美国因为实施单边主义，就已经和其欧洲盟友渐行渐远。之后的很多年，因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过度，不得不作收缩战线的调整。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从各种国际协议中退出，在“美国优先”思路的主导下，美国已经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了。

欧盟也一样。欧盟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不仅是欧洲的未来，更是人类区域合作的典范。但欧盟的衰落甚至远比人们想象得快。这些年来，英国脱欧，欧盟成员国怨声四起。这次新冠疫情更是显露出欧盟的软肋。人们没有看到欧盟共同体的存在，只感觉到欧洲回到了绝对主权的时代，各国显露出极端的自私性。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精神荡然无存，内部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难。德国不仅没有力量向意大利提供帮助，反而截留了本来要运往其他欧洲国家的抗疫物资。

意大利等国并非有意和欧盟作对，这些国家只是在向欧盟求助无望的情况下转而求助中国。再者，中国和意大利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并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的考量。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永远在亚洲，和欧洲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经贸关系罢了。所谓的“地缘政治”之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想象。

导致美国（西方）内部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异化。在资本的主导下，意在塑造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化，把西方诸国产业大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尽管国际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西方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分离。经济本来是嵌入社会的，但现在经济活动高度国际化，没有了主权性质，更不是社会所能控制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抗疫如此无能，不仅仅是因为治理体制的缘故，更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简单的医疗物资。

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质供应，80%的医疗物质来自中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欧洲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作为医疗物资生产大国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有道义上的必要性来帮助其他国家，这再正常不过了。但西方诸国又担忧中国的医疗物资，会影响本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对意识形态的着迷，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失去了自信。

如果说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担忧等因素，导向了它们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本身是否也有可以检讨的地方呢？

中国的言行有让人误解之处

实际上，在中西之间根本不存在西方所说的“话语权”之争，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确立过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所做的只是对西方话语权的回应。一个文明大国进入了国际体系，但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人云亦云，步人后尘。因此，中国被西方误解。中国自己的言行有让人误解之处。

这个问题并非因新冠疫情引起，只不过疫情再次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东欧国家的“16+1机制”等，根本不是地缘政治项目，而仅仅只是商贸交往。但受西方话语影响，中国本身的学者也把此视为是中国领导世界的路径，官方的“倡议”概念被转化成为“战略”的概念。同时，也受西方影响，不管具体情况，到处滥用“多边主义”方式，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团团伙伙”趋同。

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行为也一样。中国应当以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进行外交呢？没有人会否认，新冠病毒已经导致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随着病毒的到处扩展，危机在加深。如果明了这场危机的性质，如何进行外交也就明了，即这是一场意在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外交。

其实，中国本身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也和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关。如此大规模地封城、封省、断航，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国实际上也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领导层仍然果断地这么做了。抗疫优先还是经济优先？这在中国没有成为问题。类似“佛系抗疫”或者“群体免疫”这样的概念，更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上。

但很可惜，人们并没有把这个大好的机遇利用起来，把中国本身的话语建立起来，官僚机构、媒体、社会诉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和西方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结果还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纠缠在一些非本质性的问题上。很多人以为这样做至少在语言上占了优势。不过，语言不是话语，声音很响，但话语全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语言战有效地消耗了中国从行动上所赢得的国际信誉和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