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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位农民实话实说:中国农村应该何处去?
点击: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5-02-26 21:44:37

 


 

  网议:听一位农民谈农村的出路,水平超过国务院的专家

 

  原题:

  杨昭友:中国农村应该何处去

 

  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头,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口平均土地的37.3%。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最重要因素。现在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出,大量的农田被抛荒,农村已经是老人农业了。将来怎么办?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笔者当过农民。本文不谈政治,不谈主义,不谈路线,不讨论姓社姓资,以农民的实践来总结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的成就和教训,进而探讨农村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土地改革

 

  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短暂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再回到集体所有分散经营的承包制。

  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多数人是拥护的。但近几年竟然有人否定、攻击土改,把土改说成罪恶,居然还有一部攻击土改的流氓小说获得国际什么奖,这也是更多的攻击土改的人有了底气。

  我不评论土改的正确与否,让事实说话。汉代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晁错告诉我们,人饥饿而没饭吃,寒冷而没衣穿,慈母也不能养育孩子,君王怎么能有人民?他所处的汉朝还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的条件下说的。那末,到了人多地少而土地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又会是什么局面?共和国建立之初,曾剿灭200万土匪。或有人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当土匪?他们去做工、经商、种田不是很好吗?可是在农耕时代,没有工厂,没有多少商品可供流通,且没有资本、没有土地的人去哪里做工、经商?去哪里种田呢?当长工、做佃户娶不起老婆养不活家人,当土匪是无奈的选择。那末解放后为什么一次剿匪就解决了两千多年解决不了的匪患呢?因为土地改革,人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工商业的发展也同时提供了就业渠道。不当土匪也能生活,谁会去冒那种让人深恶痛绝的风险呢?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土改,就没有没有和平建设的内部环境,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崛起!不知那位文豪懂得这社会发展的大局?

 

  二.集体化

 

  土地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根本上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但是,一家一户的生产仍然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耕牛、大型农具不是每户都有条件添置,且每户都配备耕牛和齐全的农具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每户一头牛,且不说没那么多牛,每户养牛,则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而且,有些生产靠单个劳力不便进行,尤其农忙抢收。于是出现了互助形式,共用耕牛农具和生产协作。这样也为一部分劳力较弱及疾病之灾的家庭保证了正常生产。农业受环境制约,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要发展,必须兴建水利设施,这也是一家一户不能办到的。为了便于兴建水利设施和发展初级工商业,于是出现了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继而发展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种集政府职能和领导农业生产机构于1982年解散,代之为乡镇政府。

  对于人民公社这段历史,现在人们仍然褒贬不一。本人就自己的切身感受谈一谈人民公社的成败。

  新中国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解放初期,全国90%以上的地方没有公路,更谈不上电力,水利设施极度缺乏,很多的地方靠天收。在人民公社时期,所有农村利用农闲,修建了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初步完成了县乡公路网。红旗渠正是 这一时期的标志工程之一。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的千百年来的水患得到遏制。这些都是依靠集体的组织、协作完成的。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办好这些事,像现在这样依靠国家投资建设,是无法做到的。而且一家一户的单干,是无法调动那么多劳力进行建设,因为这家人去参加建设,就无法进行自家的农业生产。集体时期的粮食产量也成倍提高。笔者生活的生产队,解放初期的水稻亩产量400斤左右,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前,已达到800斤以上。这其中有推广绿肥种植和双季稻栽培的作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靠自己的积累办起了学校, 基本达到初中普及教育,扫除了新一代文盲,办起了合作医疗,消灭了血吸虫,农民的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积累了资金,有了初步的工业生产的家底。后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是依靠那时的家底起步的。

  人民公社时期有没有问题呢?有。如果一点问题没有,解散人民公社就没理由了。现在有人炒作人民公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四千万人,大概说需要那么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有没有饿死人?有。但被无限放大了。为什么饿死人?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我就不说了,有气象资料可查。我重点说人祸。我是1956年出生的,经历了大食堂,确实饿过肚子。我家乡是大别山区,那时人口基数少,人均田地不足一亩。虽然饥荒,但并没有饿死人,也没有逃荒的。只是那期间出生率很低。

  人祸是怎么产生的?是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大炼钢铁,毁掉了山林,荒废了农田。虚报产量、放卫星,把几块田里的稻子搬到一个田里,应付上级检查。由于一部分劳力被抽调去炼钢铁和各类工程,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且 强制推行不合理的密植,要求像做几何图案一样插秧,导致严重耽误农时,前面栽插的稻子开始孕穗,后面还在栽插误了农时的老秧苗,结果造成人为的大面积减产,而且还有虚报产量导致国家征购上升,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如果不是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信得到传达,其后果就会是更难以想象的。近年来,不少别有用心的人把责任全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不免困惑。我作为生于饥荒年代的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记事后听大人说,曾希圣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是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的罪魁(这是有档案可查的),尽管他打击同志,捂盖子,但最终被处分,文革被批斗。由于经历了饥荒,我对曾希圣颇有微词。但是不知为什么,1978年,曾希圣被平反了,追悼词说:“曾希圣同志说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党员,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为其恢复名誉。”我不知道所谓的不实之词是指安徽没有饥荒还是饥荒没他的责任。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还要问一声:为什么要为曾希圣平反?是不是他搞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确实出现过人祸,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全国人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也就为后来解散人民公社提供了依据。

  对人民公社的历史要客观的评价。农业集体化有没有优越性?有。在抗御大的自然灾害方面,集体的优越性是单干无法比的。1969年,沿江多省生发生特大洪灾,我家乡大河两岸的部分农户的房屋、和几百亩良田全化作沙洲。由于是集体,无家可归的社员立即得到安置,集体迅速为他们建好了瓦房。被毁的农田经过两冬两春的苦干,得到全面恢复,其防灾能力比以前得到加强。可以想象,在国家还不富裕,在全国大范围的灾害降临时,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单干,是无法面对的。房子没了,田地毁了,没吃、没住、没穿,拿什么盖房子,分散的零星劳动力怎么能恢复被洪水毁掉的命根子—宝贵的农田?

  集体化有没有问题?也有。偷奸耍滑的出勤不出力的有没有?也有。一人拥有几亩土地还要去要饭,是很说明问题的。集体化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众多股东的农业公司。其利益分配不是以股份分红,而是以劳动多少进行分配。一个公司经营得好坏,并不干公司这个合作体制的事。***政府官员中有腐败分子,并不是政府这个机构有问题,而是那个领导有问题,总不至于因为政府机关有腐败分子,就要解散政府。成败是公司经营的内容是否得当,公司的领导和员工的素质是决定公司兴衰的主要因素 。不是天下人都办不好公司,也不是天下人都能办好公司。所以,一个集体单位没经营好,并不是所有制出了问题,是指导下面集体的领导以及那个集体的领导和成员自身素质有问题。那时的农民,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除了会出力、会种田(不是科学种田)之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就是具备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条件,能使用的人都很少。那时中国还不具备经商和劳动的市场,农民也就不可能离开农村去发展。当时领导农村的县、区、公社的领导也是大老粗,其中也有投机分子,因此瞎指挥的较多。最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是上面约束太多、摊派太多,非农部门都可以无偿向农民派工、征调物资。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发展,学大寨不是学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是教条的不因地制宜的照搬照抄,搞大工程。农民实际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时间只占实际劳动的一半。太多的没有实际收入的劳动参与实际收入分配,必然造成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如此折腾,集体当然难以搞好,拿此政策强加于任何公司,都能将其破产。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集体经营得有声有色。如:大寨、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集体已经成为世界农村的榜样。笔者生活的农村说闭塞的山区,人均耕地不足0.5亩,1973-1974年间,搞大队核算,由于公社修水库,按劳取酬、多劳多得,部分劳力一年的工分高达700个,在如此高水分的情况下,分红率扣除积累仍然达到每个工0.70元。人均粮食达到500斤。所以,我们那儿不存在外去要饭的问题,而且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这就给人带来疑问了,为什么某地人均四五亩耕地,却要领导开介绍信外出要饭,而我们那儿条件那么差却温饱无忧?一句话,还是领导问题。凡是集体搞得好的,是那个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一个无私心而且有智慧的领导,他也能让一群农民嗷嗷叫,一个好的团支部也能让农民青年热血沸腾,那个时代,入党、入团是很自豪的。所谓集体养懒人,只能说是那个无能的、自私的领导带出来的。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2年,中国农村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人民公社全面解散。奇迹出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于是,有人说,“大包干”充分显示了活力,一包就灵。我不否认大“大包干”后的成果。粮票取消了,物资丰富了,广大农村焕然一新。但是,“大包干”后的农村并不是媒体宣传的”

  “富得流油”。党中央三番五次的说“三农问题”,可见“大包干”的活力并不持久。那末,当初呈现活力的,后来为什么没后劲?这里有个客观条件,大包干是适得其时。集体时期,农业的肥料来源主要是有限的农家肥,每亩只能分配到几斤化肥,没有高效农药,没有现在的优良品种。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来勒紧裤带建设的大型化肥厂都相继投产,有了肥料的满足和良种以及农业科技的推广,才使粮食产量产生飞跃。如果没有这艰苦奋斗换来的有利条件,无论把土地怎么细分,甚至让“充满活力”的同志也承包一份土地,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许有人会问,你要否定责任制吗?回答:我不全面否定。至少在那个人均四五亩土地尚且要外出讨饭,至今仍然没起色的地方应该实行“大包干”。而且各级领导要以人民的真正幸福为标准的责任制。要废除干部不作为还能终生为官的官员制。还有那种以粮为纲的限制经营的政策取消得好。

  按理说,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包干”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经济应该持续稳定增长,为什么后来那么的收入反而停滞不前或下降?原因是:1.集体原有的企业被私人承包,由于赚到钱就吃光分光,不留积累,不能扩大再生产,生产流动资金全靠贷款,遇到紧缩银根,企业立即倒闭。还有基层银行、信用社的贷款成本高得出奇,贷款要付回扣。 这也是乡村企业不能发展的因素之一。2.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不同于其他行业,任你使用什么魔法,加大多少投入,一亩地也产不出超吨粮的, 所谓高产只能在少数试验田。投入越大,意味着成本越高,效益只能越低。农资的成本在增加,劳动力成本咋增加。1995年的粮食亩产量和1985没有多大区别,粮食的售价变化也不大,而农资价格涨了几倍。整个市场物价涨了几倍十几倍,亦即在生活水平不提高的情况下,比1985年要多支出几倍十几倍,加上教育、医疗费用百倍的增长及地方政府乱收费,农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

  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以后到取消农业税之前,广大农村掀起一股新的浮夸风。官员们曲解***同志的跨越式发展,虚报工农业产值,虚报农民的收入。乡村调查统计农民的收入, 专找高收入的调查统计。计算收入,不扣除成本,统计粮食收入,不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费用,统计养猪收入,不扣除仔猪和饲料及防治生猪疾病的成本。统计乡镇企业产值 数倍虚报。我一个战友在区办花岗岩加工厂当厂长,该厂一年产值30多万,统计上报时,上面要求报百万。那位厂长有抵触,一位曾在当地当过乡书记的副县长专门找他开导“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跨越式发展”。后来该厂的产值被上报到100多万。由于有了工农业产值的高水分,第二年的各种税费则以此为依据进行征收,穷人和富人一样摊税费,穷人为富人缴税。 当农民种田生活倍感艰难,纷纷涌向城市时,却被当做盲流驱赶,劳务证、暂住证五花八门的收费黑手都一齐伸向农民。农村基层政府的腐败也从这时开始蔓延。乡镇干部人数急剧膨胀,而干部并没有实际工作可做,唯一的任务是收税费和计划生育。政府给下面的扶贫资金被截留私分,拨下来的各项工程的资金也是雁过拨毛,最终导致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老百姓向上反映,没人理会。村民举报村干贪污,电话打到县反贪局,回答是这个不归他们管。当然,这些问题和大包干无关。无论是集体还是单干,政府官员一旦由为人民服务变为寄生虫,都是人民的灾难。

  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问题,郑重提出‘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劳动市场,也由于政府关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大部分农民找到了活路,加上取消了各种税费,并实行种粮补贴,也截断了无节制的吃农坑农的黑手,使党和政府重新回到农民心中。应该承认现在的最高农村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要指出的是,这种进步并不是“大包干”带来的,这是城市工业发展带来成果。没有工厂就业,没有城市的劳动市场和工程建设的用工需求,在那一亩三分地里是建不起来新农村的。相反,“大包干”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推行土地流转,已经说明问题了。由于农业分散的经营,已经造成农民两头难。靠种田无法满足今天的消费,去打工,又要荒废农田。即种田又打工,不说来去奔波的开销,打短工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不少人已经将土地抛荒。现在 的农业已经是老龄农业和妇女农业了。再过10年还有没有农业劳动力?

  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人口大量城镇化也是必然趋势。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大部分人最终要告别土地。(但只能循序渐进,万万不可急躁冒进)。一家一户的耕作,严重制约着机械化的发展,机械不便在小片土地耕作,且倒腾过来倒腾过去的农机耕作,把油耗和时间浪费在耕作转移的路上,增加了农业成本。在有限平原地区,一家一户的祖坟只能立在各自的大田中央(因为没有公共墓地),也不利于机械化生产。特别是公共建设遇到了瓶颈,修公路、办企业,那些土地就成了金不换。沈浩下去当书记,曾经举步维艰。不少农村地区的建房已经无序,宅基地都选择在路边的良田。而且没有规划,东一栋西一座,造成大量空地浪费。在山区,那些良田是多少代祖先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是留给子孙生存的基业,现在几年功夫全那么败掉了。按道理,承包土地是责任制,其责任是保护好所承包的土地,并在土地上合理生产。现在是有承包而无责任,抛荒、乱建房,大概不是大包干的初衷吧?

 

  四.出路在哪

 

  农业的改革已经进入让人困惑的时期。 国家在推进土地流转,专家在高叫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说要回归集体。***同志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道。”(《***年谱(1975年——1997年)》下,第967、1338、1349-1350页)。我们到底听谁的?我认为,农村问题不能依靠不懂做工也不懂种田的专家来顶层设计。

  我这里不引用权威言论,举几个例子供制订农村政策的人们参考。1.有一个大力士,力扛千斤,单个劳动,他确实能创造比平常人多的财富。但一次他要搬运一个大石头,却无能为力。而一群力气不大的人,在一个人的指挥、带领下,搬走了很多那样大和更大的石头。2.两支人数、装备、战术能力完全相同的军队交战,甲军统一指挥,集体协同作战,乙军采取单打独斗。胜负如何,由读者推定。3. 一比较富裕的农民决定办一个工厂,需100万资金,但盘算一下,资金不够 ,只能作罢。另外20个不富裕的农民在一个有智慧的人带领下,共筹集80万就把工厂办起来了。他们通过内部调节,厂房的土地不用买,建厂房是大家自己出工建造的。而且厂子建好投产后,大家即是工厂的所有者,也是劳动者。

  有人鼓励资本下乡,甚至引进外资去控制中国农业。当然,资本下乡,地里也能长出粮食。但是,资本所有者不会种田,他依靠的仍然是农民。土地在资本手里,种什么是资本家决定。土地流转到资本家手里,必然有土地成本,这个成本最终要消化到消费者身上。资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全国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粮食的价格则由资本家决定。 粮食价格失控,必然导致整个物价失控。农业生产受气候制约,很难保证不出现天灾,当国家不能把握粮食市场时,一旦缺粮,或谣言缺粮,都会造成动荡,富人会抢购,穷人可能抢劫。那样就会天下大乱。 农村人口城镇化,必须走一步看一步, 总之要保证就业。土地应该有谁经营?应该有土地所有权者经营。大包干的承包人是土地的责任人,如果他实际放弃了经营,也就是放弃了责任,也就是放弃了承包权。为什么他还要享受地租和政府补贴?土地所有者应该无条件收回荒废土地,然后交给任何愿意种田的农民甚至是城市人规模经营,并允许户口进入。对交出土地农民,允许其回乡参与生产,以劳动参与分配。这样,就降低了农业成本,也给基层政府那些领工资混日子的官员找到到一份责任—乡镇政府必须保证土地无荒废。具备经营条件的集体,应该由集体经营。

  资本可以到农业投资,而不是买地。投资者可以成为土地集体所有的一员,但不能成为土地最终所有者。不能有继承和转租转让的权利。土地所有者不能向种田人收取任何资费。土地集体所有制永远不能变。一旦变了,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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