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多地群众对防疫工作不满情绪同时爆发，如果说有人带节奏，那是肯定的。相关资本媒体平台动作异常，没想到他们是为了捣鼓这件事。朝野“五纵”和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从来都没放弃搞垮中国的机会和努力。他们大概迫切希望在人大开会政府换届之前把事情搞大，抓紧时间再搏一把。

新冠防疫工作出问题在预料之中，有太多不合理现象存在了，或早或晚是要出事的。只是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发端，而且来得这么快。

这场“战疫”结束没有？

还要不要持续监测、管控？

怎样管控才合理、合法、简便、有效？病毒毒性强度与社会共存的临界点

在哪里？

“战疫”能否最终胜利？

问题公开、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在病毒无情戕害大众生命健康和大众日常生活就业的冲突面前，全国人民都是当事人，都被困在一条船上，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大家都有当然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谁也不会、不能无视。怎么办？

一、“战疫”工作的四个基本环节

三年来“战疫”成果举世瞩目，事实告诉我们，这场“战疫”有四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环节：疫情监测，疫情管控，疫病防治，病毒溯源。

1，疫情监测。

三年前武汉疫情突然爆发，民众和政府都没见过如此猖狂的大瘟疫，手足无措、医疗崩溃、遍地哀鸿。判断染病的依据是：发烧、干咳、呼吸衰竭、死亡。妥妥的活人受难标准。

中央决策封城、驰援武汉后，在尚存的医疗资源和新建的方舱医院里逐渐摸索出用透视、CT等设备看肺部大阴影的方法判断病症。但此法受限于机器设备的数量、场地及操作人员，无法大面积推广于社会面的病情诊断和疫情监测。

方舱医院和中医药介入初见成效后，稳定了危局，官民逐步恢复信心。核酸检测手段也逐步开发应用起来，并被正式确定为快速判断病症的手段和依据，纳入了防疫规范。甚至个别地方除了要捅嗓子眼，还要搞肛试子检测。但捅了几天屁眼后，遭到入境洋大人的不满，此法不了了之。

疫苗研制成功并普遍接种后，社会局面开始趋稳。核酸检测常规化，是武汉等曾经的重灾区和一些有想法的城市兴起的，全市全员定期检测核酸，无绿码者不得进入公共场所。此法使忙闲人员两不扰，有效降低了传染机率，降低了大众焦虑，一些城市出现疫情零增长的局面，社会运作恢复有望。

武汉等地经验推广至全国后，大众每天看着公开发布的各地疫情动态，心中有了数，并可根据疫情动态灵活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国家防控决策和措施从此也有了全局客观数据的实时支撑。

不久前石家庄“躺平”试验以彻底失败告终。如果仅从操作技术角度来看，他们的错误是：同时放弃了疫情监测和疫情管控这二个防疫环节，既没有数据，也没有措施，带着大家蒙上眼睛往坑里跳。这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经验的国家官方应有的作派吗？

在核酸检测的社会行为当中，的确存在粗暴、差错、造假、发国难财等恶劣情况。但核酸检测首先是一个技术手段，它是疫情监测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手段。疫情监测不等于核酸检测，而是大于核酸检测的一个“战疫”行政环节。目前，核酸检测暂时还是经济、便捷的监测手段，符合防疫规范。但疫情监测手段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核酸检测中的造假问题是资本牟利惹的祸，那该通过收归国有和国家监管来解决。但故意起哄一概反对核酸检测，目的是想逼迫政府放弃疫情监测环节，成为“战疫”中的瞎子。

当年疫情爆发之初，一些地方和单位漏报、误报、缓报、谎报、瞒报疫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幕大家都忘了吗？没有或不保持统一、有效的疫情监测系统和手段，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疫情管控。

隔离病源是阻断瘟疫大流行唯一快捷有效、随时能拿出来用的手段。古中今外莫不如此，未来也一样。以前人类为防止麻风病流行，就是把麻风病人都送到孤岛上，成为麻风岛。虽然良心上难受，那也没有办法，否则都完蛋。

当初，继武汉封城后，陆续又有其他大小城市封城，但最终都渡过了劫难。封控手段是经过实战检验的。隔离封控的规模和方式，从开始的封城逐渐改进为封区、封街、封院、封楼、封门洞、封住户，不利影响一直在减小。管控人员大规模聚集，管控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管控出入境传播途径，都是有效的管控手段。只是上海热衷精准封控过了头，才疫情大复发。

隔离封控是疫情管控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全部。疫情管控的行政环节还包括防疫物资、设备、人员的部署、调配、培训，生产和生活的安排、调度，也关联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安排，甚至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关联。

放弃疫情管控，就是政府“躺平”的标志。如果放弃疫情管控，那每天睁着眼睛看疫情数据变化也就没有意义了，不知道石家庄是否因此心态而把疫情监测环节和疫情管控环节同时一放了之。

3，疫病防治。

呼吸机、中医药、方舱医院、疫苗接种，个人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距离，这些都是有效的新冠疫病防治手段。

尽管有人一直刻意掩盖，但中医药尽早介入是一条成功经验。其在减轻病痛，快速康复，减轻后遗症等方面功效显著。而那些被别有用心者吹捧上天的“西方神药”，尽管总能一路绿灯杀入中国“战疫”医药市场，却并未见到神奇药效，真对不起那些给它进场特别优先权的贵人。

目前有一种舆论导向：把医疗救治资源加强，再抓紧给老年人加种疫苗后，就可以放开了。如果主动放弃疫情监测和疫情管控这两个前置环节，企图集中力量押宝在医疗救治这个环节上，一但疫情激增，看似准备充分的医疗资源瞬间就会被挤垮，这有无数内外先例。要准备多么厚实的医疗救治资源心里才有底呢？能落实吗？这是一个扬汤止沸与釜底抽薪的关系，小学生都懂。

4，病毒溯源。

新冠病毒从何而来？是因为中国人吃蝙蝠而导致的吗？

西方政客和媒体起初就是这么说的，川普总统还公开宣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羞得国人好一番自责。武汉生物研究所也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说不清”。直到传出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研究所发生过病毒泄漏事故的消息，并且时间、节奏与武汉世界军运会后海鲜市场新冠疫情大爆发合拍，善良的人们这才相信新冠病毒可能是人工合成、人为传播的。

新冠病毒是自然界中偶然生成，还是在实验室里人工合成？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关键问题，涉及到防疫研究和防疫措施的安排。如果是自然界中偶然生成的，那各国间就没有必要互相指责，而应为了人类生存联手研究、对付自然界的病毒。

如果是生化武器故意攻击，那我国在非战争状态下的和平防疫理念和措施能应付得了吗？我们就算熬过了这一轮疫情，敌人会不会发起新一轮、新型病毒的攻击？毕竟他们这次生化病毒武器没有玩好，把自己也祸害了。从病毒战争的角度看，敌人必定会进一步研发、使用针对性更强的病毒武器。

放弃病毒溯源，是怂人和敌人最愿意的。目前似乎只有俄罗斯正在积极追查病毒来源，而且颇有收获：美国一直在研制、部署针对特定人种、族群的生化病毒武器，并且在世界各地部署了上百个生化病毒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本质上就是生化武器仓库和发射基地（生化武器需要实验室级的储存环境，不同于步枪、大炮那些铁疙瘩随便找一个仓库就可以放），它更甚于针对目标国直接部署进攻性核武器，并且已瞄准、打开了保险（连核密码箱都没），只要有意无意地在原地泄漏一下病毒，那就是一次真正的发射。

二、“战疫”中几个显眼的问题

1，对“战疫”概念的认定，没有达到彻底胜利所必须的高度。

“战疫”一词发端于全民防疫工作初期的官媒，起到了团结大众，鼓舞士气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但“战疫”的内涵并没有随着防疫斗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引伸开来，十分可惜。我们在与谁作战？仅仅是自然界的某个病毒吗？正是因为在溯源问题上立场不尖锐，含糊不清，导致防疫理念、措施存在漏洞。

目前虽然不能直接认定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人为传播，但在防疫理念上是不是应该从最坏处打算，兼顾一下病毒战争的因素呢？从三年“战疫”的过程来看，似乎很少住最坏处着想。在媒体宣传潜意识里，这只是自然界偶发事件，一段时间后就会自然过去。在防疫措施上也是以和平时期、临时事件为尺度。所以才会有各种机会主义心理和各种糊涂思想泛滥，时刻浸蚀着全民“战疫”彻底胜利的意志；所以才会有监测、管控、防治中不合理、不到位甚至违法乱纪发生的机会。

如果有病毒战争意识，这些就不难理解。毕竟川普总统亲口说过，新冠病毒是针对黄种人的。他一个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凭什么能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就能公开确认一个自然界生成的新病毒特性呢？现在已经明确知道，美国早在武汉疫情爆发前二年就研制了新冠病毒疫苗，请问：他们研制疫苗的病毒样本是从哪来的？是否他们自己先研制病毒，再研制疫苗，或两者同步研制？

有一句悲伤的歌词：“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很形象地表现了我们自己。新冠病毒荣归故里美国后，同样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麻烦。但川普总统毫无心理包袱，随手就把锅甩给了中国。而我们却只是忍气吞声地想恳谈一下科学，有理却变成了理亏的样子，令大众不忍。

最近美国方面已含蓄表示病毒可能是从他们那里泄漏的。估计到最终无法收场时，不排除美国官方直接承认此事的可能。

2，官民关系在执行中的把握有待商榷。

“战疫”三年成果显著，政府努力，人民受益。但仅仅几个业余颜色革命分子的拙劣表演就能轻易地带动民众的不满情绪，把政府和有效的防疫措施带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功劳、苦劳瞬间被无视。为什么？不能说平时在“战疫”工作和公关方面没有问题。

事实上，此次闹事之后，各地政府即刻纷纷公开表态放松管控尺度。这些搞颜色者和幕后势力俨然成了为民请愿的有功者，成为改变不合理防疫现象的推动者，他们一定倍受鼓舞，不会放过这个宣传亮点的。真是莫大的讽刺！

“战疫”三年来，政府公关和宣传中有一句最令大众不舒服的口号，那就是“不信谣，不传谣”。这个口号不仅在标牌上、媒体上、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宣传，逢场必喊，甚至还直接推送到你手机里，想不看、不听、不知道都不行。但想过没有，这一语六字的口号会离间官民关系、降低党和政府的威望？这种对大众说话的风格，虽然每句话从字面上看没毛病，可在具体的语境下，有这么说话的吗？请问：是大多数人听信和传播了谣言，还是少数人？从法律角度看，这是对不特定多数的非礼。在西方，哪个政客敢公开贬损大众的人格，把大众当弱智？过去，对待民众的疑惑，只是讲：相信党、相信政府，这是以党和政府自身的信誉作担保，从不贬损民众，从而赢得民众的尊敬和信任。群众没有你高明嘛，你得带着、让着群众才是。面对党内同志的疑惑，也只是讲：相信组织、相信同志，是以组织的信誉和党性作担保，也从不贬损广大党员，而是努力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克服困难向前进。党和政府在党员和民众心目中是有崇高威望的。

民众遇事讨说法时，还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给政府添麻烦！”哇！现在是民国时代，还是封建皇朝？你们都是皇族官宦，百姓都是草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七十三年了，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你要是觉着当官麻烦，那就赶快辞职回家，人民群众绝不再麻烦你。空出来的公务员职位有无数人打破脑袋要抢着干呢！思想深处的封建老根子，连西方政客虚伪的政治正确都不如。咱能说几句让人民群众听着暖心窝子又有道理的话不？

否定性、贬义性用语太多，太随意；启发性、关怀性的用语较少。没办法，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决定了，消极意识形态言不由衷嘛。这并非“战疫”期间所产生和特有的，而是改开四十年来各种问题积累在大风大浪下的一次政治裸露而已。

伟人曾经说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这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一代成功者们的切身感悟。

抗战时期，蒋氏政权依靠精英，寄希望于英美，单纯军事观点，走片面抗战路线，只能偏居一隅观望摇摆。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依靠民众，遏制、消耗敌伪，成为抗战最终获得胜利的中流砥柱。

3，组织形式和理念存在局限和不足。

所谓举国体制为取得“战疫”阶段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令他国羡慕嫉妒恨。但在窃喜时，也不得不看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在“战疫”中，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九千多万共产党员、九百多万公务员都消极困守家中，有没有可能紧急抽调其他建制单位较有层级、精明强干的党员干部加强一线政策指导和纪律监督，并借此锻炼培养干部？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再英明，落实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却不是“精英”接手，人力资源在“战疫”状态下的应急调度、运用似有问题。另外，放手核酸检测工作市场化、商业化，是公立医院的赢利及医学水平不如刚注册的私营核酸检测公司吗？！

由于是疫情突发事件，平时状态下的市场机制、资本运作模式自然而然地滑入了非常时期的“战疫”组织实施当中，这也是诸乱根源之一。

保安妄为、核酸造假，都是市场机制、资本运作与生俱来的毛病，稍不留意就会政治癌变。抗美援朝期间，上海资本家用旧棉絮填充急救药包卖给政府，害死不少前线战场上的志愿军伤员。这次“战疫”中，核酸造假的苗头也是首先出现在上海，幸被高素质的上海人民识破。这次“群众”闹事，喊口号反对核酸检测，那是坏人别有用心。核酸检测手段本身无过，疫情监测是“战疫”必须，被大众质疑的是私人公司利用核酸检测工作中的漏洞造假牟利，发国难财。在国家危难之时，被奉为神明的那只市场之手是在行善，还是在作恶？指望保安、资本家等市场机制顶上去，能行吗？不论姓资姓社，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危难时期，市场机制不灵了，那就应该大力使用计划手段，不应独宠市场路线占着茅坑耽搁“战疫”大事。

舆论场上流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高论，那“战疫”工作是谁的专业呢？是专家还是医生？都不是！

大疫防治工作的关键是社会动员、组织、管控、救济，是一项地地道道的社会管理工作。它是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的专业。在“战疫”组织体系中，专家和医生只是参谋和配角。

“战疫”初期，有些专家、医生发现了扬名天下的好机会，当网红霸屏赚流量，抓紧时间发表个人学术论文。观众误以为他们是在领导或指导战疫，他们自己也感觉良好。一些错误观念就是从他们那里演义而来的，一些谣言也是因为他们喋喋不休而发酵出来的。官员说错话，办错事要承担后果，可能会被撤职查办。而那些网红专家、医生话唠完后，一抹嘴，潇洒离去了，是对是错都不耽误他自己。

独立自主的防治科研依据和成果展示不够，不利于官民有效形成防疫共识。一些网红专家离不开引用西方数据说事，他们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是什么？靠不靠得住？无论政府决策封控还是“躺平”时，依据的科学理论和数据是谁的？外国数据占多少比例？“西方神药”不灵，西方理念和数据就靠谱吗？

4，一些临时性措施没有及时约束、进化为防疫救灾制度化建设。

政府是否应该适时依法宣布进入和解除防疫紧急状态的法令，并在紧急状态的法律框架内开展“战疫”？居委会有没有行政权？封控命令由谁依法下达？保安能否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疫情监测、管控怎样组织、进化？这些是议论较多的事。

“战疫”已经第三年了，从刚开始的突发事件，临时管控，早已进入了常态化防疫模式，可是一些当初的临时性措施却一直在延用，不少看似积极、善意的管控行为实质上还处在违法、违规状态，没有及时改进、调整，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配套跟进。执行者和大众都不明确知道哪是合理合法的边界，为一线操作中的冲突和低效率埋下了隐患。

还是对疫情认识的临时观念作怪，没有把防疫救灾工作当成国家一项长久性、日常性、正规化的工作去对待，制度化建设的意识不强。对防火、防洪、防震等天灾，无论民众还是政府，意识都很强，无论物资储备、组织准备、制度建设，都有长期规划、组织形式和日常工作。可大瘟疫官民都没见过，不能凭空想象，凭空演练。封控手段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很大原因还是监测手段的临时性。疫情监测必须是长期化、日常化、正规化、制度化的，必须计入社会正常运行的成本。即使这次疫情完全过去以后，疫情监测机制也应该完善、保留下来。

三、“战疫”不能彻底胜利的后果

近来官方媒体出现了争取“战疫”彻底胜利之词，很好。怎样才算彻底胜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梦，更是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几代革命先驱忘我拼搏的现实追求。前辈们赴汤蹈火，披荆斩棘，踉跄前行，只争朝夕，从而使复兴伟业终于摸索到了风口边，准备起飞。

强国崛起总是伴随着国际动荡与战乱，大英帝国伴随着长期殖民战争的胜利而崛起，美国和苏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崛起，而和平崛起的故事则要到安徒生那里去找。

突如其来的第一次世界病毒战争，给我国的崛起提供了窗口期。苏联解体后，美国独霸世界三十年，如今已正式进入衰落轨道，开始下滑，不可能重返顶峰。西欧早已颓废，不再充满阳光，只残存一点点进行文化冷战的资本。古往今来，新旧霸主更替注定是一场磨难和痛苦，时间长短由博弈情况决定。在这次世界病毒战争中，最后倒下者就是新一轮的世界霸主。

经济停摆、财政枯竭令人焦急，但世界经济复苏不等中国到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美国把欧洲、台湾等地的先进产业都搬到美国本土去，那也没有用，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只要我们不倒下、不跪下，美国就得拎着公文包来华谈生意。那怕我们再一次通过票证经济的严格计划经济手段渡过困难时期，只要中国一旦全面开工，就一定能跑到世界经济的前端。计划经济这张王牌，就是我们这次克服经济困难，突破疫情围困的坚强底气！

昨天我们还在严格监测，积极管控，今天就突然宣布没事了？是突然有了重大的防疫救治新发现吗？专家和官员不要动不动就拿美欧等外国的观点、数据说中国的事，请问：谁受国家和人民的委托在做扎实的科学实验和调查？请公开展示一下科研工作思路和方法，实验数据和普查率是多少？根据什么标准进行评判？政府和人民能否依靠你们的“科学数据”进行防疫政策和措施的改变？

如果我们能够彻底战胜这次大瘟疫，那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壮举，必将彪炳千秋。在可见的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丰功伟绩能够超过它呢？况且“战疫”彻底胜利之日就是复兴伟业起飞之时。

如果现在突然稀里糊涂地主动“躺平”，那三年“战疫”阶段性胜利成果就会化为乌有，甚至成为政治笑话，真就应上了“五纵”的舆论：早点学习美欧“躺平”不就完了吗，瞎折腾几年？！党和政府的威信将严重受损，今后在舆论战中将更加被动和缩手缩脚。有些家伙早已内外勾结准备妥当，只等中国倒下后进场收割了。

疫情监测环节是“战疫”的眼睛，永远不能闭上。核酸检测手段如果其准确性、经济性、社会性不适应形势需要，那就应该尽快寻找替代手段，而不能因废黜某一技术手段而主动关闭监测的眼睛。无论选择哪一种检测手段，检测的方式、频次、范围始终是一个战术问题，要及时灵活，准确高效，社会和经济成本小。

疫情管控环节是“战疫”的有形之手，永远不能砍掉。但“精准防控”的理念和说法不够严谨，也做不到，容易产生歧义和误导。应该是“有节制防控”，从概率上把握管控的尺度，及时区别对待可承受的病毒和疫情，合理运用限制性手段。在疫情监测条件下，敢于从政治上、技术上认定客观条件，有序放宽管控尺度，直到渡过这次瘟疫大劫。

疫病防治环节是“战疫”的最后一道防线，医药防治技术要努力更新，但不应主动把前置环节的麻烦都推送、集中到救治环节来解决。医疗救治资源的建设和保有量永远是有限的。防病第一，治病第二。个人防范很重要，要及时传授、规范个人防疫新方法。

是否坚持病毒溯源环节，既是“战疫”彻底胜利的保障又是政治风向标。在新冠病毒疫情来去都说不清楚，监测、管控、防治手段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主动“躺平”，犹如放弃彻底胜利，集体蒙眼跳坑。“战疫”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