囯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岗位职责

点击：  作者：综合    来源：红色要問  发布时间:2018-03-21 09:12: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

 

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副主席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补选。

 

【历任列表】

 

届	姓名	任期开始	任期结束	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1949年9月30日	1954年9月27日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4-1975）
1	朱德	1954年9月	1959年4月	毛泽东
2	宋庆龄、董必武	1959年4月	1965年1月	刘少奇
3	宋庆龄、董必武	1965年1月	1966年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2至今）
6	乌兰夫	1983年6月	1988年4月	李先念
7	王震	1988年4月	1993年3月	杨尚昆
8	荣毅仁	1993年3月	1998年3月	江泽民
9	胡锦涛	1998年3月	2003年3月	江泽民
10	曾庆红	2003年3月	2008年3月	胡锦涛
11	习近平	2008年3月	2013年3月	胡锦涛
12	李源潮	2013年3月	2018年3月	习近平
13	王岐山	2018年3月	现任	习近平

 

延伸  阅读一

致敬老王 | 他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以及对于“不想腐”的史鉴思考

 

王岐山爱读书，也爱荐书。王岐山读过的、荐过的书，单是被媒体报道过的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书单上有严谨的政治、经济类书籍，也不乏小说、人物传记等轻松却不乏深意的作品。正如王岐山经历过历史、农业、金融、纪检等领域的跨界人生一样，他在读书上同样涉猎很广。清朝人张维屏说：“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虽然鲜有人知晓王岐山的读书心得，但通过他的书单以及人生经历，我们足以感受他的“学思悟践”，足以观察阅读给他留下了什么。

 

卸任北京市长之际推荐《大清相国》

 

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领导，王岐山说过，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他的书单中，从不缺少历史类书籍。2007年底，王岐山辞去北京市长一职，即将调往中央工作。临别之际，他向同事们推荐了《大清相国》。当时，这部由王跃文创作的历史小说出版不久，正在热销，可以想见，王歧山的读书书单随时都在更新。

王跃文曾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大清相国》写了清朝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于官场上所做出的种种抉择。他这样评价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但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但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但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但不乏铁腕。

 

对某个文学形象的推崇，往往寄托着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荐书之时，王岐山刚刚卸下市长一职，即将出任主管金融、商贸等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离他成为中纪委书记，整肃官场，还很有些时日。时隔十年回头望去，从当初阅读陈廷敬已见其端倪：王岐山对不贪不腐能干事的干部、对清明的政治风气，推崇已久。

 

陈廷敬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末期——康熙一朝虽有盛世之名，也无法避免官场的种种积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流传甚广，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奢靡成风。在这种风气下，陈廷敬成了一股清流。他出身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巨富之家，如今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相府就是陈氏家族的祖宅；几十载政治生涯，他做过工、户、刑、吏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尽管如此，陈廷敬却能严于律己——家世显赫，一日只求三餐；浸淫官场，从未随波逐流。

 

若论自律，不论生活还是为官，身为山西天镇人的王岐山和山西老乡陈廷敬颇有几分相似。王岐山的老相识黄江南对他的简朴印象深刻：“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王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呢绒裤子，被他挤对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此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王岐山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岳父家只有几步路，但他从没在工作日到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而是排队在食堂打饭。这一吃食堂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有记者在一次会议上亲耳听到他批评官场上的跑饭局。“有些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跑去参加各种饭局，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自律者亦律人。30多年前，王岐山有一次到河南出差，黄江南当时任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两人结伴到某县考察。在接待的饭桌上，一名当地干部看中央干部来了，头顶酒杯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按规矩，您要喝了这杯酒，否则我不能起来的。”王岐山当即说：“我不喝。”黄江南见气氛尴尬，解围说道：“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你也不要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

 

这些早年经历让人联想到，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后，中央很快出台八项规定，对干部作风做出了严格要求。人与历史，总是互相选择，互相成就的。当年陈廷敬也曾在国家逐渐富裕、社会奢靡之风盛行时提出过整顿礼仪制度的建议。

 

       2007年，王岐山荐书时，出版社也想过蹭蹭热度，被王跃文制止了。几年后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有报道重提此事，导致《大清相国》一度在网购平台上卖到断货。王跃文说：“我知道书中陈廷敬的形象影响了很多公职人员，还有干部找我探讨这个人物的一些历史情况。尽管新时代对官员有新的要求，但历史中总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发掘、吸收。”

 

“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刚刚半个月，就与国内廉政、法治等领域的专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大约持续了100分钟，涉及的话题很广。讨论结束后，王岐山向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王岐山第二次公开推荐此书，上一次正是他从北京市政府离任时，连同《大清相国》一起推荐给同事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是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托克维尔自述写作目的时说：“我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既是研究，便注定不是一本通俗畅销读物，但这本书在知识界已久负盛名。

 

在讲到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特权”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的政治权力后，仍然占据着高官显爵，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顽固地维护着封闭性的既得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

 

       有媒体分析王岐山之所以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因为“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保持着对“特权”的警惕。1956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权贵阶层。”同年，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来到了北京。1979年，邓小平在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讲话时，也提出了干部特殊化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那一年，31岁的王岐山结束了在陕西的10年岁月，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党内反对特权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王岐山都在北京，可以近距离感触当时的政治热度与政治决心。

 

30多年后，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此时，王岐山已是中纪委书记，反对特权的责任直接落在他的肩上。仅以用房、用车两项特权为例，当年底，中纪委网站发文宣布，要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办公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2014年，干部的超标住房成了中央各巡视组工作的重点，辽宁多占住房的几名省级干部完成腾退移交，住房超标较多的干部补交购房款。当年7月，公车改革方案出炉，副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用车被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也被取消。不少厅局级干部因违规使用公车，或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而受处分。中纪委一名人士曾透露：“以前几十个文件管不好住房和用车，现在我们把一条条要求抓住不放，就管住了。”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提出一个现象：大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恰恰相反，法国的这些现象相对较轻。他给出的理由是，桎梏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加无法忍受，废除了部分特权，“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按照托克维尔这一逻辑，更能理解这5年高歌猛进的反腐态势——坊间每一次出现“反腐到上限了，足够了”的流言，都以更高级别的官员落马、更严厉制度的出台而终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被打破，纪委自除“灯下黑”，凡此种种，都是要把“残留的特权”挤压出去。

 

在某网站的读书平台上，对《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段评价：“这本书学术性很强，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王岐山本是历史学科班出身，而且王岐山那一代人，本身就是中国剧烈而复杂的变革时代的参与者、探索者、推动者。他们在青少年时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工作之后又逢改革开放的大潮，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国持续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决策者。因而王岐山在读这本书时，必然加入了对改革路上的中国命运的思考。

 

王岐山所经历的，首先是经济和金融的变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王岐山受命南下，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当时，“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是对他的考验。在激烈争论中，王岐山拿出了重组方案，并妥善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使广东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保持平稳前行。

 

此后，王岐山为人们所熟知，是他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推动的历史性变革。2003年4月，非典肆虐，海南省委书记任上的王岐山紧急赴京，出任市委副书记，随后被任命为代市长。当时，因瞒报疫情，他的前任孟学农引咎辞职，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临危受命的王岐山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向市民公开最新最准确的疑似感染人数；对疑似感染的人员、场所采取隔离；小汤山医院迅速开工……王岐山上任几十天后，北京从疫区中除名。以此为契机，中国逐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制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文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岐山，怎么还不睡”“我看会书” 

 

上世纪60年代，王岐山还在读高中，偶然听老师提起哲学家艾思奇的观点，马上找来艾思奇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这本书是一些大学哲学课的教材，王岐山读完后有自己的思考：“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1969年，王岐山21岁，来到延安插队。在“累了还吃不饱”的日子里，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和精神慰藉。有一次，同在延安插队的习近平到王岐山那里借宿，结果被王岐山“顺走”一本外国经济学书籍。有人质疑“外国的书，正确吗”，也有人不以为意地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只回答道：“这个没学好，得再啃啃。”在动荡年代，知青的命运如浮萍一般，前途难料，而王岐山却沉下心，甘当一个“公社里的读书人”，为将来迎接时代的巨变储备能量。4年后，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更是握紧手中的书本，读范文澜、读郭沫若……据他的同学吴永琪回忆，半夜上厕所经常看到王岐山屋里的灯还亮着。“有时我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他说：‘我看会书。’”

 

当年在陕北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31岁那年，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王岐山被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那里他继续读书，也修书、编书，《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民国人物传》等书籍中都留下了他的工作印记。同时，王岐山开始思索改革开放中的新现象。他曾和同事讨论：“你愿意每个月赚90块端泥饭碗，还是每个月赚60块端铁饭碗呢？”这样的问题让同事觉得“很新”，一时没人答得出来。

 

带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王岐山来到国家农委，站在了改革开放第一线。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后，王岐山也没忘了读书，还喜欢给同事开书单。据他当时的同事回忆，王岐山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讲述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关键时期，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是希望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弯路。

日后王岐山从政的履历，为人们所熟知：从金融干部，到主政一方，再到中央工作，最终执掌中纪委、位列国家领导人。数十年中，职位在变，他读书的习惯从未变过。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已经辞去北京市长一职，暂未在政府系统中任职。他前往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有人问他“最近在忙啥”。他说：“读书学习，认真思考，待业上岗。”当时，王岐山的书单上有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有《胡适：努力人生》。“离任北京后，我一直在‘充电’，以便‘再就业’。”王岐山笑言。

 

2013年初，有报道说王岐山正在读美国政治学家桑德尔的《公正》。桑德尔在谈及这本书时曾说：“在经济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王岐山那时履新中纪委书记不久，相关人士透露：“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两难的问题。王岐山读这本书，是在思考如何在两难之间找到一个选择点。”

一个人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13年前，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上曾说过一段话：“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13年后重读这番话，他已经完成了更艰巨、被寄予更大希望的历史使命，他留下的反腐成果达到了5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的高度——“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不想腐的自觉，终究源于人的内在世界，王岐山的书单，读的是史鉴，叩问的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的价值取向如何安放。这，或许是王岐山留给中国当代历史的最深远的东西——不想腐，是史鉴不远，更是人生之最高价值。

 

作者：李静涛; 本文来源：环球人物  

 

延伸  阅读二

 

致敬老王 | 他打造了一支铁的队伍，执行了一套铁的纪律，留下“不能腐”的铁面风纪：

 

现在流行直播，而王岐山早就有过这个想法。那是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严重，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频繁在媒体上露面。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说：“我那天跟我的秘书长开玩笑，给我的办公室架一台直播电视吧，老百姓就踏实多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的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

 

14年后，参加完党的十九大，王岐山又写下一句话：“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以及由此积聚起的民心民意，是党执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础。”数十年来，王岐山一直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人民痛恨的害群之“虎”，他不放过；人民需要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他孜孜以求。

铁腕带队：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

 

政治清明，首先需要一支铁的执纪队伍。“我一上任，就看了《忠诚与背叛》，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在当时极端严峻、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党决定成立中央监委，就是为了严惩叛徒、纯洁队伍、严格党的纪律、保护党的组织。”2013年11月22日至23日，王岐山在湖北省调研。调研第一天，他就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参观。

 

90年前的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就是中纪委的前身。成立后不久，监委主席王荷波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在那个血淋淋的白色恐怖年代，面对生死抉择，这10位委员无一人叛变，其中8人相继牺牲，用生命诠释了何谓忠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王岐山说。

 

       在反腐斗争中，纪检监察队伍中出现了背叛者。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第一次住进一名商人的别墅就“看傻了”。“他们得挣多少钱啊！后来，他们给我钱，我心里就想，你给我进贡，进吧！反正都是朋友，你也有实力，出得起。”魏健说。就这样，他一步步滑向深渊，四川等地的商人再送他钱财，他想都不想就收下了。

 

中纪委对魏健早有觉察。2012年7月，魏健由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调任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不再联系西南片区。2014年3月，中纪委调整内设机构，纪检监察室由10个增加到12个，魏健改任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同时新设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王岐山在当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了四川省代表团审议，专门谈到了这个新设立机构的作用：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仅1个多月之后，正在办公室上班的魏健被带走调查，成为十八大后中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干部。

 

2016年12月，王岐山在江苏召开部分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时说：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中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曾在他联系的山西办过不少大案要案。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通过饭局认识曹立新后，想用钱收买他。“当时他也是死活不要，但是禁不住我硬劝，给他扔到车上我就走了。”曹立新此后多次收受冯朝辉的变相贿赂。广东省化州市纪委原书记陈重光想讨好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得知这位领导每年清明节都回海南五指山家乡扫墓，就借这个机会去看望他，“有时候50万，有时候100万这样地送”。纪检监察队伍中的这些违纪干部一一被查处。2016年底，王岐山公布了“清理门户”成绩单：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机关共处理38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

 

正人先正己，严管就是厚爱，这是王岐山对纪检队伍常说的话。一直以来，他也是这么做的。1998年8月，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参加一次工作会议。会场不时传来移动电话和BP机的铃声，还有人在座位上接听电话。王岐山发火了：“我敢断定，上午这么多电话多数是没有什么正经事的。”此事之后，广东省的干部再开会，会场上安静了许多。

 

2003年非典期间，时任北京代市长的王岐山在天坛公园与晨练的北京市民亲切交谈。

 

2003年4月22日，王岐山在非典疫情肆虐之际出任北京市代市长。此前不久，解放军总医院一位退休外科医生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上任第三天，王岐山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半小时，王岐山对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严厉强调“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谁也不允许‘贪污’信息。”

 

在地方上屡担重任，为王岐山赢得“救火队长”的称号。担任中纪委书记后，这种雷厉风行的风格也影响着中纪委的工作队伍。某年夏天，中纪委机关正在举行篮球比赛，比赛还没结束，一名场上球员突然下场——他接到通知，马上要赶火车去外地办案。一名接近地方纪委的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有个朋友在某省纪委工作。有一次到外地办案，只带了当季的衣服，没想到一去就是两个月。没办法，他爱人只好带着换季的衣服，坐火车给他送了过去。类似的事情，这几年在各级纪委不算新鲜。”

 

2017年9月，在十八届中纪委即将完成使命之际，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97个单位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荣誉，50人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受到表彰的北京市纪委纪检监察员亓光森，曾连续1年多坚守在工作一线，无暇顾及家庭，圆满完成了6个大案要案的纪律审查任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9亿余元。王岐山为“亓光森们”颁发证书，并告诉他们：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队伍，用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是每次召开中纪委全会时，王岐山都会强调的一句话。

 

铁腕问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此后，王岐山多次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密集时1个月之内为此召开了6次专题座谈会。特别是主体责任，王岐山称之为“牛鼻子”。“为什么叫‘牛鼻子’？放牛的时候只要牵住了牛鼻子，小孩子牵着牛绳就能让水牛这个庞然大物跟着自己走。主体责任再简单不过了，党委书记只要看看党章就明白了，这是使命，要竭尽全力。”王岐山说。

 

主体责任没有落实怎么办？那就问责。2016年元旦前后，中纪委网站陆续公布各地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典型案例。至少40名党委、纪委书记被点名曝光。例如，青岛日报社原党委副书记王海涛严重违纪问题，已于2015年11月26日在中纪委网站曝光。2016年1月8日，中纪委网站对其进行二次曝光，除王海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外，负有主体责任的青岛日报社时任党委书记、负有监督责任的青岛日报社时任纪委书记，也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党内警告处分。

 

在2016年1月的中纪委全会上，王岐山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此后不到两个月，辽宁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珉接受组织调查。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作为省委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此前发生的辽宁省大面积贿选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2013年11月，王岐山在湖北省调研，并参观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

 

2016年6月，王岐山专门到辽宁调研，召开座谈会，就制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在会上，他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当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该条例。王珉先是在当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犯了错就要追责，这是王岐山一贯的作风。他还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责。2004年底，北京库存天然气只剩4.7亿立方米。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考虑，这些气要一直用到2005年全国两会，太紧张，于是在一周之内将天然气用量从2200万立方米—2400万立方米/天减少到1700万立方米/天。结果，市民冬季供暖出了问题，个别居民区出现短暂的停气。王岐山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多次在公开场合检讨北京气荒。他说：“刚开始供暖投诉在历年来是最少的，老百姓满意。但这一下忘乎所以了，打盹了，忘了这天然气是死数。”“我有错，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如果说，在没有《问责条例》之前，追责主要看官员的自觉，是随机性、偶然性的事件，那么有了《问责条例》之后，追责就成了刚性的制度力量。如王岐山所说：“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的就要管用。”《问责条例》自2016年7月8日施行以来，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正在成为常态。2016年8月，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纪委对该县民政局职工石海全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这事本身并不特殊，但其处理情况引起了广泛关注——天镇县纪委对县民政局前后4任局长及两任纪检组长，共6名领导进行问责。这源于《问责条例》的一条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铁腕巡视：每一届都要全覆盖

 

十八届中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巡视的作用可见一斑。2017年7月14日，中央印发的《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向社会公布。不少人问：2015年8月不是刚修改过吗，怎么不到两年的时间又改了？这源于巡视工作实践在不断积累经验和成果。

 

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十八届中央首轮巡视工作动员会。彼时，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不久。王岐山对中央巡视组的要求是，当好党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法违纪问题要早发现、早报告。此后几年，他多次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从突出监督一把手，到细化“四个着力”重点，到强调检查执行党纪情况，再到第十二轮即最后一轮巡视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巡视重点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

 

2014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上海反馈巡视情况：少数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8个月后，这个意见得到了制度性反馈：上海市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巡视制度剑指问题、助推制度完善的一个生动范例。

王珉的问题线索就是在巡视中发现的。2014年第一次巡视辽宁时，他已经担心起来。他后来承认，当时“千方百计地打听巡视组的一些动向，比如找一些什么人谈话”。巡视组发现了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发现王珉与选举乱象有关。王珉心想：“从政治上考虑不会抓一个省的，只会抓一个地级市的，抓一个县级市的。我也觉得我老书记了，在两个省当过省委书记。”于是，王珉主导辽宁省方面对调查整改采取敷衍态度，让中央感到问题可能更严重。2016年2月，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强调要对已巡视过的地方杀个“回马枪”，开展“回头看”。辽宁列入4个首次“回头看”的省份之一，王珉成为重点“照顾”的人，随后他的问题暴露无遗。王岐山让“王珉们”明白：不是躲过一次巡视就万事大吉了，巡视要常态化。

 

5年中，以王岐山为组长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115次会议，组织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了277个党组织，完成了对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中管高校等的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对16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这些数字和成绩，被写入十八届中纪委向十九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

 

        完成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不是终点，只有每一届任期内巡视均完成全覆盖目标，才能保证步伐不变、力度不减、震慑常在。为此，2017年新修订的《巡视条例》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铁腕执纪：“从严治党就是我的信条”

 

2013年3月，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问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说，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基辛格说：‘这是伟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话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我的观点就是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这就是我的信条。”王岐山后来回忆说。

 

怎么管、怎么治？抓一个“老虎”或许不难，而破除“腐败文化”的积弊绝不容易。王岐山的办法是，从小事突破，以小制度瓦解经年陋习。

 

早在2004年2月，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就曾在北京市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痛斥了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把它们概括为“挡不住的风情”“禁不住的诱惑”。“现在在家做主的领导干部不多了，一切权力归配偶，但领导干部的耳根一定不能太软。子女本来就不好管，独生子女更不好管，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不懂事，不知道社会上有人为什么对他好，还以为自己长得俊、有魅力呢。”他现场承诺：“从我做起，从市政府领导班子做起，时刻警惕和防止权力的蜕变，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思想上筑起坚强防线。”

 

       王岐山曾在多地任职，故旧友人多，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出任中纪委书记后不一样了，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一概不赴。《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过王岐山的大学同学，前不久，同学们想着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了，总算可以参加同学聚会了，但这个计划至今仍未实现。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在湖北赤壁。

 

中秋节期间，朋友们送来的月饼，王岐山也坚决不收。他的妻子也将朋友妻子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总是如此，难免让老友间生疏。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可以适当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除非出了问题被革职，否则当官就像上保险，只会升不会降。如今这种思维惯例已经被打破。2014年7月1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当时就有人说：老王又有新招了。媒体将之命名为“断崖式降级”。此后，一个个高级干部被“断崖式降级”。截至2017年5月，共有22名省部级干部“享受”了这种待遇，其中3人被降为科员。

 

正如王岐山13年前所言：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制度的“笼子”有没有效，就看它编得够不够细。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为例，一名中直机关的中层干部在填写时忍不住感慨：“这种表格以前也有，但是好填，婚姻状况有无变化？有和无，画钩就行。9名官员随即落马！房产情况有无变化？还是有和无，画钩就行。但现在，变化详情、变化时间、变化原因……不花半天都填不清楚，太细了！”

 

就是在这些小事上下功夫，王岐山剥离了人情和面子，敲碎了所谓的“腐败文化”。他以铁腕编织制度的“笼子”，是要让领导干部不能腐。如果说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只是不敢腐的震慑力量，那么越扎越紧的制度的“笼子”就是不能腐的刚性制约力量。

 

考量一个政治家，固然有成就、口碑、品格等诸多指标，而能否建立一套运转不息的制度，更是一个重要指标。王岐山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有很多思考和实践。2016年12月，王岐山再次会见了基辛格，话题触及他对制度问题的更深思考：“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正在推进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当月，王岐山出任新成立的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甫一上任，他就马不停蹄地到3个试点地区调研。他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改革后，北京、山西、浙江的监察对象分别增加了78.7万人、53万人、31.8万人。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天后，中纪委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密切配合研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在全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王岐山发表了十九大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确保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航船行稳致远。”这既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肯定，也是百姓心中对王岐山和中纪委的肯定。

 

(来源：百度百科、体制内夜读、基层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