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四：采访对冀鲁边红色历史研究30余年的周克庸教授，请他就国民党顽固派以“蚂蚱尥蹶子——小踢腾”来讽刺和抹煞我敌后武装斗争成果的谰言，谈谈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讲清楚这个问题，恐怕也是周教授成为“周总”的真正原因了吧。

这些年来，社会上风传着一种论调，说国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寇对决牺牲巨大，一组组数据足以证明，国军才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而共产党却“游而不击”，一味保守实力；就算偶尔也与敌接战，那也战果了了，充其量是些不值一提的“小踢腾”，根本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其实，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并不新鲜，就在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就长期以我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游而不击”为口实，否认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伟大作用。以致让当时的盟国——美国，在1944-1947年先后派遣100多名专家组成军事观察团，冒死进入日占区去考察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实际情况。观察团当年撰写的报告《中共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至今保存在美国档案中。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对这批档案进行系统收集、梳理、研究后指出：这批档案表明，当年在美国观察团所有成员心目中，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通过实地调查，许多西方军事人士意识到：游击战是中国战场上打击日本侵略者最有效的方式。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前往根据地深入观察后，曾在报告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众具有一种崭新的、不寻常的民族主义精神；军事上开展了有效的游击战模式。尽管日军应对传统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章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

其实，这也正是日军突然回师华北，武汉会战后不再继续南下与国军主力作战的主要原因。日军“以战养战”的战略构想，已被我党领导的，在敌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游击战彻底粉碎了。意识到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才是实现自己占领中国梦想的最大阻碍后，日军在我敌后战区推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在冈村宁次指挥下，继近一个月的冀中“五一大扫”之后，日军又对冀鲁边区进行了持续58天之久的“六九大扫荡”。在极为艰苦危险的岁月里，我敌后武装化整为零，依靠人民群众，捕捉一切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周教授在纪录片《烽火冀鲁边》里，列举了冀鲁边战场上的大量实例，印证了我方这种被称为“蚂蚱尥蹶子”的、以小博多、集腋成裘的游击战略在对抗日本侵略的战场上是何等有效：

1942年“大扫荡”结束后，冀鲁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边区抗日武装一半以上主力部队撤到清河区。留下的队伍换上便装，化整为零——他们不仅没有停止战斗，而且更更加主动灵活地出击，不间断地从政治、军事上打击和瓦解敌人。

对敌喊话，是我向伪军开展政治攻势的常用手段，1943年，在匡五县任五区区长兼区中队长的傅杰民，就经常在夜晚向据点里的伪军喊话。在强大的攻心战下，据点里的伪军保证今后不再替小鬼子卖命、与八路为敌、祸害百姓。伪军们还经常为我区中队提供弹药。

某天，南皮县大队副大队长牟致祥得到消息，范家村汉奸歪鼻子，要带十几个鬼子到村里去寻找“花姑娘”。于是，牟致祥率战士在村外土道旁设伏，将鬼子、汉奸击毙，然后进村庄发动群众扒掉歪鼻子的宅院……

1943年，日、伪军逼迫百姓，围绕宁津县县界修起所谓的“鸿沟”，与外县隔离开，又把全县分割成若干小块，用四大干路、32支路计726华里的公路，相互接连起来，四处岗楼，形成宻集的火力交插网……

虽然鬼子用尽心机，但面对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他的一切对策，都在我抗日武装持续的、灵活机动的不断出击下宣告了破产。

除奸反特杀鬼子，采取各种主战场外的非常规斗争手段，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正是这种分散的、持续的与敌斗争，以量变积累，一点点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周教授说：小踢腾，小踢腾，似乎没啥了不起，但架不住今天踢腾、明天踢腾、天天踢腾；架不住在这片所谓“敌占区”的大地上，这儿踢腾、那儿踢腾、处处踢腾。啥叫“积沙成塔”？ 啥叫“集腋成裘”？ 别看这些“小踢腾”都是些不怎么起眼的战斗，但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战果，积以时日就会引起质的变化，敌人就会泥足深陷，在持续的被动挨打中，日渐衰弱，而我们的力量则会一天天强大起来。在这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貌似不可战胜的日本侵略军，注定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项之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