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考消息网报道，“中国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新加坡做榜样了吗？”香港《南华早报》网站5月24日发表以此题发表文章，称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官员首要的海外培训地，这作为一个“关键支柱”支撑着紧张的中新双边关系。但是，眼下狮城的这一角色似乎开始发生转变。

有专家表示，随着中国国内培训的跟上，派到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接受培训的中国官员近几年不断减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薄智跃薄智跃指出：“那时候中国仍在寻找可以仿效的榜样。而中国现在正设法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没有谁再够得上当中国的榜样了。中国模式才是发展方向。”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截图

文章称，已故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曾要求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但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要求中国学习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官员才开始急切地向新加坡寻求灵感。

20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主要地点。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在2015年访华时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约有5万名中国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课程。

对中国官员来说，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等机构提供的培训项目最为著名。

南洋理工大学（图片来自《南华早报》）

文章称，因为有诸多中国市长报名参加，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两个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中文硕士项目被称作“市长班”。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说，约有1400名中国官员从“市长班”毕业。研究生院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最近在新西兰成立了一家咨询机构的专家薄智跃说，中国选择新加坡作为干部培训地，因为新加坡“是理想的榜样”。

薄智跃（图片来自新华网）

薄智跃2010年和2011年教过几个广东干部班，讲授新加坡政府如何治理社会问题。但他说，学生们对课程本身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更愿意讨论中国的“精英政治”。

薄智跃指出：“那时候中国仍在寻找可以仿效的榜样。而中国现在正设法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没有谁再够得上当中国的榜样了。中国模式才是发展方向。”

文章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到新加坡和美国等地接受海外培训的官员人数自2007年至2012年达到高峰，近几年逐渐下降。

他还说，接受海外培训的官员人数将继续下降，这类项目甚至可能“逐渐取消”。

新加坡副总理：中国有潜力扮演更具领导力角色

另据新华社报道，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24日在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20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中国有潜力保持自我创新，并在本地区和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具领导力的角色。

张志贤（资料图，图片来自新华网）

张志贤说，目前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着比过去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将推动经济融合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并惠及本地区和“一带一路”合作相关国家。

他表示，新加坡支持中国提出的这两项倡议，并将继续为双方之间的建设性交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存在广阔而长远的合作关系，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持相似观点，在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方面一直合作得很好。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97年，是新加坡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机构。

凤凰周刊：中国“市长班”观察

香港《凤凰周刊》2014年曾以封面故事《新加坡模式：榜样危机》报道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文章称，每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管理研究生院都会接收大量中国官员，为他们进行培训。培训课程时长不等：短期培训从10天到3个月，根据政府和单位需求而定；长期培训则为学制一年的硕士课程，有公共管理硕士课程（MPA）和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MME）两个专业，毕业后颁发硕士学位证书。这类培训即为人熟知的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

2013年9月13日，发改委和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联合在京举行“城市治理领袖课程”培训结业式。该课程旨在学习借鉴新加坡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图片来自《凤凰周刊》）

原文节选如下：

“市长班”现场

2013年8月1日上午，南大“市长班”的课堂正在为学员讲解政策制定前如何做好社会调查。这门课名为“政策分析中的研究方法”，授课的张志斌教授为学员准备的第一张PPT上写着：“毛泽东-湖南农民考察运动”。

张教授是公共战略管理和绩效评估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的情况也十分了解。这堂课要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因此张教授想用一些学员们十分熟悉的字眼来吸引注意力。

开课前，学院就为学员准备好了一份300多页的讲义。上课时，学员边听边记，教授举的例子都在讲义上一一备注。在讲到“不能在调查问卷中使用引导性问题”时，张教授特意举了台湾选举前，媒体在问卷中用引导性问题得到偏差很大的民调结果作例子。

正在上课的班级是今年秋季开学的“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共有29名学生。学生们的来源十分多样：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厅、纪律检查委员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服务中心以及一些大学、公司等等。来自福建和广西的学员占多数，其余则来自北京、南京、新疆等地。上课时，每位学员的座位前都放置一个A4纸大小的名牌，上面写明自己所在的单位、姓名。

在讲到新加坡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时，张教授还给同学们介绍起了新加坡的政府人员构成和政务官的工资。学员们对新加坡制定公务员、政府官员工资的方式十分感兴趣，课间休息时，几乎都选择留在教室和张教授交换对“多少才是合理工资”的看法。

这节课的教学任务除了讲解研究调查的方法，还包括介绍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这也是学员们十分关心的话题。待张教授讲课完毕，解答完学员们的提问，已是12点30分，“拖堂”了半小时。

“课外活动满满当当”

“市长班”的课表强度很大，容易让人想起国内的高中。但跟高中不同的是，“参观活动”也被列入了“市长班”课表。每周三下午2点半至5点半的行程安排都是讲座、参观。讲座内容、参观地点并不固定，学院会提前贴出通知。最近一次，学员参观的是“环境愿景展览馆”。

“每年‘市长班’的中国官员都越来越积极，活动很多，也不像以前一样总是抱团行动。”南大管理学院研究员马亮博士对记者说。

2013年9月5日，南大学生中心办了一个主题为“探索中亚”的活动，“市长班”学员曹运动提前在网上注册参加这个“茶会”。听完来自中亚国家同学们的PPT展示，曹运动与南大其他学生一样，加入了答题互动。之后又留下来与来自中亚的同学们聊天。曹运动来自新疆国土资源厅，而且英文流利，与来自中亚的同学们有很多共同话题。

管理学院一位教学秘书说：“一年学上下来，瘦了起码有十斤。”许多学员也表示，在新加坡“脱产学习”没那么多应酬，早睡早起，定期运动，加上课业压力大，自然就瘦了。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后郝火炬也是“市长班”的学员，来南大读书后，他学会了游泳。“学校有游泳池，太方便了，每周至少游两次。”他还参加了学生击剑俱乐部，第一节试听课后就交了20新币的入会费。教练说的英文听不懂，他就请旁边会讲中文的同学帮忙翻译。训练班上都是“90后”，很多是94年的大一新生，郝火炬是最年长的一位。

优秀“市长班”学员如何毕业？

对于2013年春季入学的第一批“市长班”学员来说，已经该着手准备“连环挑战赛”了。这是南大从2008年开始设立的一项赛事，要求学员以小组的形式提出施政报告，涉及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保障三方面，往往成为“市长班”优秀学员的毕业课题首选。

7月初，15个小组向研究生院遴选专家委员会提交了参赛课题。7月中旬通知了入选下一轮的10个课题，下轮选拔将在11月下旬、12月上旬进行。

春季“市长班”读MPA的五名来自江苏淮安的政府官员分成了两组参赛，提交的《共有产权住房保障模式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和《智力残疾群里权益保障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致残人士托养体系建设为例》两个课题均进入了下一轮。他们要在11月18日中午12时前提交最后的论文成稿，并提供一份论文简介的PPT。

有些秋季“市长班”的同学也开始早早备战，曹运动、郝火炬、吴斌、莫三正四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参赛队伍，暂定了“新疆煤炭资源开发与水资源保护”为参赛课题。

据悉，优秀施政方案将获得由连氏基金会提供的奖金。该奖金以前都是作为课题的实施经费，但现在根据基金会的意见，不一定要求获奖学员拿钱去做项目，而是提供现金鼓励。一等奖五万元新币，二等奖二万新币，三等奖一万新币。

2012年有个广州官员小组拿到了一等奖，作为优秀学员从南大毕业。他们将奖金捐了出来，用作广州官员来南大的培训基金。

“市长班”学费谁埋单？

时至今日，几乎每一天都有中国官员踏上新加坡的国土求学，其中既有中央派遣的高级官员，也有地方选拔的干部，更不乏央企、国企、大型企业的管理者，甚至部分地区的村委会干部。

如此求学规模，自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撑。以著名的“市长班”为例，仅一年课程的学费就是近10万人民币。那么到底是谁在为官员们的海外培训埋单？

2004年5月，中新政府曾成立“新加坡－中国基金”，支持两国年轻官员的培训与交流。一部分由两国政府签署了奖学金协议的派遣学习项目，学费系由新加坡方面出资，但对象仅限于中组部、教育部等中央级别选派的极少数官员。

例如中新两国教育部互换的奖学金生，留学人员在新留学期间学费、生活费由新方负担。不过，由于该项目是中新两国互换项目，所以被派往中国学习的新加坡学员的学费，自然也就由中方埋单，但国际间的往返旅费均需自理。

自理部分，有些是由原单位出资，有些则是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担。按照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正式录取人员需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的规定，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办理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存留学保证金、交纳国际交流服务费及其他有关手续。

根据2012年7月《国家外国专家局、财政部关于调整中长期出国（境）培训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通知》，前往新加坡，接受90天以上培训的人员，标准经费（不含学费）超过1万元人民币/月。即为期一年的“市长班”，生活费用超过12万元。

而来自国家外专局培训司方面2010年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共计76467人，其中执行审批类646项，涉及10505人，国家资助1.2亿元；审核类3171项，涉及65962人。

与中央派遣高级别官员全部由财政埋单不同，地方政府派遣学员往往要自筹一部分经费。据知情人士透露：大部分的出国培训费用一般采取“三分制”。以省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项目为例，中央财政出三分之一，省级财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单位出三分之一。

来自两国企业的赞助也是筹措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例如，据2011年1月，江苏淮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公开的一则新闻稿显示，该公司全额资助的来自淮安市的第二批5位“市长班”学员荣获南大连环挑战赛二等奖。

另外，如此规模的海外培训阵容，也少不了一些打着学习旗号的公费旅游者。在新加坡，少则一周、多则几周的培训课程很多。如此短的时间能学到什么尚且存疑，但体验新加坡的“风土人情”还是足够了。

《凤凰周刊》2014年第13期（总第507期）封面故事《新加坡模式：榜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