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争得国际市场主导权，就不能再与美国主导的旧贸易体制体制接轨下去，而是要着手对国际贸易体制另起炉灶!

从TPP谈判难产看对国际贸易体制另起炉灶

　　2015年7月底，TPP谈判的新一轮会谈在美国夏威夷的毛伊岛进行并且落下帷幕。纵观美国主导TPP谈判后的艰难历程，我们对会谈的无果而终丝毫不感到惊讶。虽然在我国国内一些人对于TPP谈判继续谈下去并且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愿景依然存在，但是就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根本性演变和美国主导TPP谈判以延续冷战的思维而言，TPP可能已经流于一个空泛的历史符号，同时也意味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际破产。

难以妥协的利益冲突

　　在夏威夷毛伊岛，参与谈判的国家围绕一揽子协议的诸多细节进行讨论，但是毛伊岛的旖旎风光却无法回暖各国之间冰冷的贸易利益矛盾现实，历时七年的谈判在新一轮会谈中历时八天，迄今仍然在实质性问题上原地踏步，再次开成了茶话会。

　　TPP谈判进程，实质上还是美国深入推进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这些亚太国家对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就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自国内的条件和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因素也千差万别;虽然TPP有利于这些国家相互扩大出口，但是它实质上更有利于其中的发达国家。它将加强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及服务的相对优势，使得其他较落后国家更加处于不利境地。对于这些落后国家而言，TPP既是一个扩大贸易和经济往来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其中的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产业进行控制的陷阱。比如TPP对于菲律宾这样产业结构相对偏向于中低端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意味着本国市场受到发达国家优势产业的冲击，本国产业的发展空间也会受到压制。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主导TPP谈判才在新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手中实际启动。而在次贷危机过程中，这些国家同样看到美国如何尽情收拾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欧洲国家，打击欧洲国家资本，典型事例就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殷鉴不远，本来这些国家已经对美开放市场，如果进一步开放，美国资本在这些国家进出就更自由，也更便利美国资本剪羊毛。所有美国选定的国家对于美国如此热心于TPP，一开始是诚惶诚恐，在TPP一轮轮的谈判过程中内心一直打鼓。

　　这些国家内心的忐忑，随着美国对屡次谈判的立场僵硬而加深了。美国作为该项区域贸易谈判的主要发起和组织者，为了区域贸易协议的形成而本来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以最为灵活的立场做出更多妥协，从而引起参与谈判国家的善意回应，然而美国的做法却正好与此相反，在自己寸步不让的情况下企图要求其它国家单方面让步和向美国出让利益。

　　7月29日，在夏威夷谈判的白宫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接到了美国国会的通知。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哈奇(Orrin Hatch)当天发表强硬声明，要求美国谈判人员坚定在药品专利问题上的立场。哈奇说，国会在通过TPA之时就对协议设定了高标准目标;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章节——包括生物制药的专利和数据保护——对赢得国会支持TPP是关键所在。哈奇将生物制药定性为美国高精尖的经济支柱之一，每年支持300万国内就业岗位、创造将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贡献;而单独研发一种生物制药就需要10至15年时间，投入超过20亿美元。这位81岁的重量级参议员要求弗罗曼坚持美国生物制药的12年专利保护期标准，“任何妥协都会使历史性协议面临遭受国会否决的危险”。因此在药品的知识产权问题上，形成了美国站一边、其他几乎每个国家都站在另一边的局面;而且没有任何一方准备往妥协的方向前进一步，所有谈判代表都声称自己脚下踩的是“红线”!

TPP谈判因美国主导而变味

　　TPP最初源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4国发起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觉得这个谈判可以拉帮结派以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积极地介入了该谈判机制，先后拉了8个国家进来，并正式改名为TPP;却又唯独将中国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太平洋国家排除在外。美国强行纠集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试图形成对华遏制的阵线，同时剑指东亚经济整合，也就是冲着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来的。

　　2009年，新上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TPP谈判和签订作为“重返亚太”的经济战略支点;为此美国还重新定义了TPP的游戏规则，使之成为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贸协定，TPP故有东方“经济北约”之称。纵观美国添加的加入条件，TPP显然是包含假想敌和蕴含政治性质的经济协定，换言之，制订的貌似21世纪新法则的TPP协定，仍然充满了美国在20世纪你死我活和唯我独尊的冷战思维的色调。

　　美国操纵的这个TPP首先名不正，因为它首先是美国企图以国际政治私欲裹挟其他国家，要求所有参与国跟在美国后面、同中国对抗或者摩擦，在国际道义上不合。其次言不顺，因为这个美国临时纠集的阵线是以利合的，利尽则散，何况这些国家还看不到利益何在!无利以合，TPP谈判的进展自然缺乏足够动力。

　　尽管历经美国的七年坚持，TPP谈判迄今仍处于难产也就自然而然了!

TPP谈判的“局外搅局者”

　　在2013年习总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特别是今年的亚投行成立之后，这个将我国排除在外的TPP,就更加难产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我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的实际地位的上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广泛包容性，使得我国同样在TPP谈判进行的同时，也能够不断给这些参与TPP谈判的国家提出新的建议，也就是更优惠的贸易政策或者合作。在亚投行的创办过程中，我国决定向巴基斯坦投资数百亿美元，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示范。就美国而言，因为其窘迫的经济状况，不仅没法拿出类似的数百亿美元，甚至连一百亿美元都困难!美国在目前急需海外收入来源稳定国内局势的背景下，不仅不肯拿出来现实的好处，还眼巴巴指望从这些国家剪点羊毛呢。因此我国已经客观上成为TPP谈判的“局外搅局者”。这个“局外搅局者”，不是我们主动或者有意为之，而是在美国主导TPP谈判的对华恶意、我们在走自己的路的自然应对中形成的。

　　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遂行，金砖机制和亚投行机制的形成，本身就是放眼全球的。我国视情况局外调节这些国家加入TPP的门槛;就是美国能给这些国家的好处，我国能给，美国给不了的，我们视情况也能给;何去何从，在于这些国家自己考量和选择。在我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形势下，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则为全球经济重新战队提供了风向标，事实上成为一股潮流。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对TPP谈判的影响不言自明：东亚国家都没站队，欧洲国家捷足先登，美国情何以堪?

　　在中国给这些国家一个新的选项的情况下，他们和美国谈判的时候，必须考虑和中国合作的现实利益。这种现实利益自然成为它们对美谈判的筹码。如果他们继续谈下去，这些国家的要价自然会越来越高，随形势发展不断对美国建议或者反建议，直到美国无力承受他们的要价。就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言，美国如果不能给出超越这些利益的好处，那么TPP必然会黄。

　　其实对比一下六十多个国家蜂拥加入亚投行的效率，再看看历经七年的TPP马拉松谈判，问题的答案一目了然;如果TPP真有那么多的好处，早就谈成了，不会拖六七年。核心是什么?也就是利益!如果有好处，各国自然会一拥而上;如果没好处，谁肯争先?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国内还有一批“观察家”们，将分析视野仅仅局限在TPP谈判的内部，而无视亚太地区经济格局的翻天覆地变化;他们将TPP谈判的难点一一列举，试图在TPP谈判的国家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找利益妥协点和解决方案，在一个无解的问题上替美国操心而浪费光阴!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战略图谋转头空

　　原来的TPP只是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印尼几个国家间小范围的多边自贸机制谈判架构。美国将它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工具而选择介入后，到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如果美国主导的TPP的确具有战略作用，那么其中一个战略后果就是：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印尼这四个创始倡议国的美好愿景，被美国的私欲作祟生生拖成了昨日黄花，历经七年而毫无成果自然归咎于美国的损人不利己。

　　美国重返亚太遏制战略的矛头所向自然是对中国经济和贸易进行阻挠和压制，阻挠东亚经济整合进程。然而与TPP历经七年而毫无成成果相对照的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中国GDP已从2008年的314045亿翻倍增加到了2014年的636463亿!中国经济已经从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成长到了与美国比肩而立。在美国主导的TPP难产过程中，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机制为抓手，开始了在世界范围的战略布局;和除美日之外的经济重要国家一起，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新潮流，这个潮流滚滚向前。

　　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美国重返亚太遏制战略的阵线已经开始瓦解!

　　早在2010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就公开表达了希望加入TPP的意向;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一员，菲律宾对于TPP可能带来的贸易机会很感兴趣。然而事情在毛伊岛谈判前起了变化!根据《日本经济新闻》3月31日报道，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长多明戈于30日表示，总统阿基诺领导的现政权已经明确放弃加入TPP的方针。对于“闪退”，虽然菲律宾官方称这是因为一些必要的法律修订工作来不及完成，而“闪退”的真正原因在于，TPP对于菲律宾来说，费力未必讨好。

　　这些参与TPP谈判的国家既谈着，又拖着，总之就是不情不愿。就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在找由头，让谈判一拖再拖，以致于在几年里日美之间分歧依旧。

　　越南虽然与美国勉强完成加入TPP谈判，不过是在骑墙，想着好处如何兼收中美;如果美国不给予实际的好处，越南也会把签好的TPP协议扔进纸篓!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罗博在新一轮谈判结束后表示，“TPP夏威夷部长级会议完成了98%的谈判”，然而围绕加拿大农业市场准入、生物制药专利保护期等敏感议题的分歧，将导致谈判完成“最后一公里”难上加难。其实在这种事情上98%和0没什么区别，即使最后2%也能谈成，签订的协议暂时也是一张纸，因为各国本来心怀不愿，后面的具体问题自然多多!加之在局外的我国自行调整贸易与投资合作政策，TPP协议的具体落实也会充满变数。在谈判结束之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罗博说的“完成98%”，不过是对美国盟友的事后“安慰”，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栖上高枝后调侃?

　　TPP谈判是美国主导下对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利益重新安排，从而形成一种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结构，并且担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经济支柱，为遏制中国国崛起和拆分东亚经济整合的战略目标夯实经济和利益基础。不过新的经济利益结构安排因为美国无力投入和中国在局外示范而迟迟难产，因此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基础一环沦为镜花水月，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也就搞成了空中楼阁，甫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流产的命运。

　　到了中国对国际贸易体制另起炉灶的时候了!

　　TPP谈判的难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随着国力下降，美国在世界和地区贸易领域中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在日渐丧失，其全球经济霸权开始销蚀。在亚投行开始作为未来“世界银行”的影子银行出现、美国的世界金融主导权开始向中国转移的情况下，美国在TPP谈判中难以寸进，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难产的处境已经向世人在昭示，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和贸易规则制定者，已经无力在一个区域性的贸易规则制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

　　类似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罗博的“98%的谈判已经完成”，美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诺维利(Catherine Novelli)此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得更“乐观”一些：“TPP谈判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只是我们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毫米。”打上美国利益至上烙印的太高的谈判门槛被认为是这项谈判死结。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的表态在尴尬中透出一丝“乐观”：“今年年底以前签署TPP协定是艰难的，但却是可以做到的”。

　　在美国智库方面，卡托研究所的贸易问题专家伊克森(Dan Ikenso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美国希望完成协议，并在年底前提交国会。“我认为，做到这一点非常难。”“诚实地讲，也没有哪一个我认识的严肃的贸易政策分析师认为(夏威夷)毛伊岛谈判能达成最终协议。”伊克森说，“做出谈判‘失败’的结论是不当的。”华盛顿智库第三条道路副主席凯斯勒(Jim Kessler)说，在他与白宫和贸易代表处的多次对话中，没有一个人说过在夏威夷部长级会议会达成最终协议。凯斯勒说：“8月1日达成协议是个风险极大的赌注，(谈判)至少要到秋天才会结束。”

　　因为美国国力下降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原来对别国惯用的强行施压、迫使谈判对手因别无选择而被迫屈服的单方面霸道手法，在亚太区域已经无所逞其伎。美国人不肯放弃唯我独尊的执念，却又对现状的改变颇为无奈。

　　如果将TPP谈判的难产和亚投行的国际加入潮相比较，基于不同贸易原则和价值观的谈判进程和结果差别迥异。TPP谈判的七年马拉松难产和亚投行的半年冲刺成功，也就是坚持损人利已原则和奉行互利双赢原则的两种贸易观的大比拼，也反映了两种价值观的人心所向和高下立判。

　　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是国际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控制权与定价权的基础。TPP谈判的难产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我们要想获得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定价权，势必面临着一项关键性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贸易与经济体制?在前几年的稀土问题的博弈、石油问题和铁矿石问题的博弈中我们就能发现：凡是中国要买的东西，国际企业都要提价，把卖方报价喊得高高的;凡是中国要卖出去的东西，它们就拼命压价，比如将稀土案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核心只有一个——提供西方足够配额的稀土出口量，而且只能按他们要求的低价卖给他们。在前不久，美国在油价很低的情况下，通过要求沙特限制对我们的原油出口配额，从而阻扰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因为以现在的低价大量卖给我们石油，就太便宜中国了，实际上也在阻止我国的美元储备向石油储备转化。如果继续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制接轨，商品国际流动的控制权和定价权操于美国资本之手的这些后果还会在未来重演。

　　对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应付即可，就如同我们对待特别提款权谈判一样。从特别提款权谈判来看，美国人还想将我们拉进美国主导的旧经济秩序;美国人想卖给我们的，无非是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美国科学技术的高端部分，是不会卖给我们的。随着美国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日益陷入空转，损人利己的冲突性贸易体制被我们主导的互利双赢的贸易体制逐渐替代，联合国体制因为世界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动而开始改革，美国的霸权还剩下什么?美国人还能给我们什么?

　　贸易战，也是国家战略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同样无时无处不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和金砖国家合作的开展，我们也有条件，也有实力对国际贸易体制另起炉灶，比如按照互利共赢原则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制定贸易规则体系，建立区域性的贸易体制，与我们亚投行进程、金砖银行进程相辅相成。中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携手同行，推动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我国要争得国际市场主导权，就不能再与美国主导的旧贸易体制体制接轨下去，而是要着手对国际贸易体制另起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