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公投结果公布的时候，希腊人民心中是喜悦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民主的胜利，是反抗无良债主的胜利。首相希普拉斯志得意满，表示这会让他在面对债主时更有底气。然并无用，债主们的态度不但没有软化，反而开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希普拉斯这次不得不吞下苦果。7月16日凌晨，新的援助协议在希腊议会通过。而民众的脸色就比较难看了，议会外的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上，逾万名群众与警方冲突，用上了莫洛托夫同志的鸡尾酒这种各路造反派喜闻乐见的武器，公共服务业工会呼吁全国总罢工。而希相只能阴沉着脸表示，军方或许还是能维持国内稳定的。

        不得不说，在这次危急中，各方的表现都算是克制。欧盟方面，虽然把希腊踢出欧元区甚至踢出欧盟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可是最终欧洲的政治家们在布鲁塞尔表示不会考虑这一点。这样，欧元区和欧盟的完整性就有了保证，至少暂时避免了希腊退欧（Greexit）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14日，欧元区的部长们达成一致，希腊将会得到70亿欧元的过桥贷款（bridge loan）以应对眼下的危机，在17日，过桥贷款获得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通过；还给出为期三年的860亿欧元的新的援助计划，需要希腊和德国的议会通过。不过债主们拒绝向希腊妥协，开出了更加严格的条件：希腊必须在15日通过包括增值税和养老金在内的一揽子改革法案，以换取援助协议。增值税一项，在20日生效，从13%提升到23%，包括饭店内饮食、公共交通费用在内的多项和希腊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将会涨价；养老金一项，到2022年，退休年龄将会延迟到67岁。债主的条件是苛刻的，而希腊方面，似乎也不再任性了，议会高票通过了改革法案改革，以换取援助。17日，德国议会通过了援助协议。希腊危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是前景依然是暗淡的。首先，这次希普拉斯乖乖地听债主的话，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执政联盟的破裂和民众的侧目。虽然议会投票中赞成票多达229票，但这是靠亲欧盟的中间和中右翼议员的支持；希普拉斯自己的左翼联盟（Syriza）则有多达32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希腊还同意建立一个规模达500亿欧元的信托基金，一半用来救助银行，归还资产重组的贷款，只有四分之一会被用来投资经济。这500亿欧元的来自于出卖国有资产。如此的协议，形同卖身契，是无法让人满意的；债主们苛刻的条件，不得不继续下去的紧缩政策，都让希普拉斯的礼物越发没谱；当然，这个协议最无法忍受的是它被通过这件事本身：仅仅10天前，希腊民众在全民公投中秀了一把民主的力量，不旋踵就被政客们卖了。所以人民就用燃烧弹和罢工来表达对首相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希普拉斯政府能撑多久就真成了一个问题。如果撑不住，或者国内反对声音过大，怕是这个协议也不会好好落实了吧。

        其次，援助协议即使好好落实，能是否能取得应该有的效果，既帮助希腊提振经济，是成问题的。论内因，这是希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带来的恶果。出于19世纪独立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局势长期不稳定等原因，希腊并没有像德法等国家，老老实实的走工业化道路，而是打造了一个靠旅游业和输出初级产品的依附型经济；制造业水平低下，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发动机；其经济结构决定了希腊只是依附在西方产业体系上一个相对较低和外围的位置；希腊企业超过95%都是雇员不到10人微型企业，抗风险能力极差，经不起如今的大风浪。事实上，希腊自己的经济学家，马其顿大学的宙菲迪斯（Tsoulfidis）就对希腊长期经济不振有深刻认识。他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资本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并长期低迷，从六十年代末期的高值0.32%跌落到七十年代末0.1%左右并长期保持在这个低值。而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是上升的，从1971年的150%到2005年的220%左右。这有两个意义，其一，劳动者的收入停滞。这进一步影响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成为希腊人借钱享福的部分原因，毕竟自己创造不足。其二，生产性部门所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的流入非生产性部门，比如和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而自己却积累不足。就这样，作为经济发动机的生产性部门利润低迷，得不到足够的资本积累，导致竞争力更加低下，利润率更加低迷，劳动者也涨不了工资，如此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就不奇怪了。论外因，大国只是把希腊当作马前卒，而国际资本只是把它当作狩猎场，比如当年高盛（Goldman Sachs）使用“创造性”的金融手法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只是为了自己能够赚得好处费而已，哪管得之后巴尔干半岛洪水滔天。再说了，在如今西方经济总体不振的大背景下，希腊这样的外围依附型经济也只有持续衰退的份。

        这些造成希腊债务高企和经济不振的结构性原因，是多少钱的援助都解决不了的。况且，如今债主的所谓“苛刻条件”，名义上督促希腊进行“结构性”改革，可是却没有任何调整不合理的产业机构，发展优势产业，投资生产性领域的内容。不仅如此，从第一轮援助开始，就不断的强调“私有化”。英国《经济学人》不断鼓吹，把希腊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仿佛卖光家产，利润率如魔法般就会自己上升。只是到如今，新自由主义的药丸服了不少，稳定的增长却依旧是个传说。可以看出，在援助希腊这个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的逻辑。国际资本们显然把希腊当作了一个待价而沽的破产企业，只需要适时进入，进行恶意并购，而不是把希腊作为一个需要援助和改革的主权国家。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指出，德国人发放援助看似慷慨，实际上是金融资本追求利润的行为，是为了自己赚钱。至于希腊成什么样与他们无关。

        再说了，援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让希腊欠更多钱，关于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报告表示这是不可持续的。到了2018年，希腊的债务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0%，而每年产值的15%需要拿去归还债务的利息。如果希腊经济没有根本性好转，找到强力经济增长点，那么更大规模的债务违约甚至宣布政府破产基本上不可避免。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欧盟内部也出现了软化的声音。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表示，债务减免也是可以考虑的。纵观欧洲历史，减免债务的做法并不是没有，而且就出在德国身上。二战结束后，德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超过了200%，与如今希腊的情况相当。1953年，德国和债主们签订了《伦敦债务协定》，60%的外债一笔勾销。这次减免是成功的，为德国战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因为德国人有更多的钱用来投资而不是还债了。所以拉加德的说法，既符合目前的实际状况，也有其历史依据。

        只是德国人不这样想，同样在15日，德国财长沃夫冈·邵伯乐（Wolfgang Schaeuble）表示减免债务断不可行。与其说是维护所谓纪律，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亲疏有别吧。当然，即使对于德国，后果也比较严重。先不说如此杀鸡取卵，希腊真的破罐子破摔，债主的长期利益会受损。在这次希腊危机中，德国强硬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勒索希腊”的指控。所以真正严重受损的，正如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uren Habermas）所说，是二战以来几代德国人辛苦积累来的“更好的德国”的名声，是德国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政治资本。在欧洲人眼里，强硬而苛刻的德国总让人联想起当年的第二和第三帝国。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谈到，德国利用共同市场和单一货币的红利，把自己的繁荣建立在对小国的剥削上。而德国领导的欧洲一体化，正是建立在这政治资本之上。所以进一步受损的，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身了。在这次希腊危机中，欧洲统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无法良好兼容不同层次的经济体；面对危机，各国只顾自己；资本逻辑违反民主原则等欧盟的结构性弊端也一同浮现出来。连同希腊一道，成了如今新自由主义泛滥大背景下的悲剧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