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巴伐利亚经验”中，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庄革新等方式，提升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和利用价值，使“农村—城市”城乡二元经济得以平衡发展，进而有效避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涌入。德方在山东青州南张楼村的努力试图证明，即使是在先天自然条件不足的前提下，也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土地整理技术，使贫困落后的农村变成乡下人和城里人等值幸福生活的“桃花源”。二十五年的磨合和努力在南张楼村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带给了我们更多关于农村现代化出路的思考。

巴伐利亚试验

        东方属木，木色为青；禹分九州，是为青州。位于中国山东半岛中部的青州，其名始见《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为古“九州”之一。历史上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以户部侍郎调任青州知州。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和法国人飘洋过海，将“上帝的福音”从遥远的欧洲大陆传到青州。在条约特权的保护下，英国人和法国人先后在这个有着浓厚儒家氛围的城市建立起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一百多年后，英法的邻居德国人重新来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州，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是信仰，而是乡村建设理念和土地整理技术。

 1987年，中国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作为援建项目之一，德方在山东寻找一个“不是太富也不太穷”的农村开展“巴伐利亚试验”，用德国人的乡村建设理念和土地整理技术来促进中国农村的发展。所谓“巴伐利亚经验”，指的是二战后德国巴伐利亚州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庄革新等方式，提升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和利用价值，使“农村—城市”城乡二元经济得以平衡发展，进而有效避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涌入。这一“城乡等值化”的乡村发展路径被称为“巴伐利亚模式”。

 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德方选择了青州市郊一个叫做“南张楼”的欠发达小乡村，希望通过复制巴伐利亚州战后迅速复兴的成功经验，将这个1000余农户、4200多村民的南张楼村改造为一个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生活舒适、农民安居乐业的新农村。据说之所以选择南张楼村，恰巧是因为这个村子不靠城、不靠海、不靠交通要道、没有大企业和矿产资源、人多地少的“天然劣势”，符合德方“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的要求。德国人试图证明，即使是在先天自然条件不足的前提下，也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土地整理技术将贫困落后的农村建设，使农村变成乡下人和城里人等值幸福生活的“桃花源”。

安乡守土

 1990年，在时任南张楼村支书袁祥生51次辛苦奔走济南的努力下，中德签署合作协议。德方项目具体执行者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按农业区、工业区、生活区、文化区的划分，为南张楼村制定了第一份乡村规划图，正式开始了在中国的乡村建设。南张楼的村民对这个项目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村民们一度朴素地认为，在这儿试验就是给钱，他们提出要盖房、要修路、要买汽车和拖拉机……但在德国人看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他们的想法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条件，培训村民生产技术，建设一个可以安乡守土的农村，而不是简单地投钱给村民建房子。

       德国人率先从整治荒地入手，通过削平高地，填平洼地，一下子在原有土地基础上为村子增加了600多亩土地。然后再将村内原有的200多块小片土地与这600多亩土地连片集中，统一划整为57个300米宽350米长的大方地，方与方之间再修路连通。如此，现代化的农业播种机、收割机就可直接开进田地里进行机械作业。在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的官员看来，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开展较早的土地整理。

       为了实现这个东方的“理想农村”，德国人作好了长期的建设准备，赛德尔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发展教育，完善学校基础设施，为南张楼小学建起了木工室、金工室，每年组织学校老师到基金会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机构学习培训。1994年，在电脑对大多数中国家庭和学校而言都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基金会一次性就为南张楼中学配备了20台电脑。德国人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村子中选拔了70余名青年到青岛、上海等城市的职业学校和大学学习，条件是毕业后回村工作6年。每隔一段时期，从德国本土选派的各行业技术专家来南张楼村培训村民，传授技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基金会把德国职业教育最具特色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引入南张楼村，这一模式注重实践技能的培训，学生既学习文化理论，又到企业实习实训，毕业后基本能掌握一门谋生的技术。

乡愁与洋气之争

       今天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纷纷照搬照抄欧洲的建筑规划，甚至将整个“欧洲小镇”全盘拷贝。与此大异其趣的是，德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场南张楼乡村建设实验，却似乎更散发着中国晚清时期洋务大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赛德尔基金会理想中的乡村建设是在保留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以德国人引以为豪的先进技术为支撑，通过开垦荒地释放土地生产力，提升土地的附加值，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进而使农村留得住农民，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社会。因此，他们在整理土地的同时，将村民的生活区设计为中国传统民居，村民统一按照北京四合院的样式建造房屋，并配备清洁车和卫生箱。为了“看得见乡愁”，德方反对村民修建欧式的小洋楼，甚至苛刻到不允许村民在青砖白瓦的四合院外墙上贴瓷砖。

然而，此种理念却在往后的岁月里，不断受到一些富裕起来的村民们的质疑。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外出务工潮的兴起，南张楼村开始鼓励村民外出打工，这与德国人让村民安土重迁的初衷颇为背离。德方主张以农业为导向，村支书则坚持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多元化发展。基金会在南张楼中学推行的“边学边干”的双元制教育，最终在中国应试教育这个体系面前无奈搁浅。于村民而言，上大学才是中国孩子唯一的出路，只有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才会去念职业学校。基金会坚持村民按北京四合院的样式统一建房，在德国人眼里，四合院才是中国。但务工回来的村民们在城里见了世面后，纷纷跳开村子的整体规划，学城里人盖起了欧式的小洋楼。在他们眼里，四合院“太土气”，没有城里人住的小洋楼气派。这让一心保留“中国特色”的德国专家很是不解——“农民有了钱为什么要学城里人”？村支书集全村之力建起了一个“无比新潮”的西式罗马柱文化中心，基金会人的看过一眼后评价那就是个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建筑垃圾”……德国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南张楼的村民宁愿放着自己民族的传统的东西不要，偏要去照搬模仿外国的东西。自这场试验开始，双方在理念价值上的分歧就未曾消停，与项目推进如影随形。

中国特色的“桃花源”

 沧海桑田，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南张楼的乡村建设在德国专家与村民之间的不断磨合中进入了第25个年头。经过25年的发展，今天的南张楼村已是旧貌换新颜，五排房屋一条街，两列房屋一条巷，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这个村子规划得井井有条，彻底改变了贫穷封闭落后的面貌。村里建起了民俗博物馆，田地里则全部埋设了地下灌溉管道，工业区的95家企业安置了1400多人就业，实现了村民在自家门口的就业。2014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8.2亿元，人均纯收入19000元。赛德尔基金会现任项目负责人克劳斯博士被授予了青州“荣誉市民”称号。

       对于这场让农民“安乡守土”的乡村建设试验是否取得了成功，南张楼村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项目实施前南张楼村有居民4000余人，目前还是4000余人左右。通过数据或许可以看出，南张楼村二十五年的实践，部分达到了最初的目标。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的一份材料里认为，南张楼在中国北方普通农村具有一定代表性，项目开展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证明了巴州农村土地整理和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经验、方法与理论，在中国这样具有与西方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德国人当初没有明确项目的完成时间，他们亦认为经过25年的发展，南张楼村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不管是基金会还是村支书都没法回避的是，改变南张楼村的原因与发展动力还是村里开办的企业，而这恰恰是试验之初德国人反对写进规划的。经过多年的分歧与磨合，基金会与南张楼村民都彼此都意识到，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中德双方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对于是否建成了心中的“桃花源”，克劳斯博士很有感慨地说道：“改造农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克劳斯博士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他感觉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农村建设的重视。“南张楼的未来会更好”，他语气坚定地说道。已经退休了的原村支书袁祥生对新农村建设也有了新的理解，他新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一个农民的德国情缘》。

       在这本书中，袁祥生认为南张楼村“援助+自助”的农村发展模式固然不可能照搬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但一些做法却可以为正在寻求突围与发展的农村借鉴。他总结了新农村建设的“三个改善”——改善环境条件，改善村民劳动条件，改善村民生活条件；以及“一个目的”——吸引农村青年安居农村和建设农村。

（左起：本文作者岳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工程师、荣誉市民克劳斯、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主任，背后就是那个罗马柱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