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3月2日，2015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隆重举行。柳传志、任志强、任正非、马云、毛振华、冯仑、赵民、陈东升、雷军、周鸿祎等中国企业家们集结于此，共同探讨“市场、法制与企业创新”。

3月1日，正略咨询创始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赵民出席并主持了分论坛《“新常态”与宏观经济》。参与本场论坛的嘉宾还有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祖六、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梓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庆斌、中国诚信公司董事长毛振华。

论坛上，胡祖六称，新常态不是低增长的代名词。新常态在美国更多是经济周期，比如说这轮加息之后，或者是减息之后，6.5%降到5.5%，我们新常态就是有可能是6.5%。或者说通货膨胀率，一直都比较低。刘积仁认为，未来GDP增长2%可能也是新常态。“还是应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的高速发展30年这是意外，这是太契机了，今后平稳的发展，GDP2%、3%、5%、6%的发展可能也是新常态。”

以下是本场论坛嘉宾部分文字实录：

王梓木：我真的没有想好到底说什么，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我走的时候还看了不少最近的文件，什么叫“新常态”？宏观经济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一定要说，借此机会把保险业整个的态势、走向，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新常态”，因为去年一年保险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去年国务院颁布了两个文件，加快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发展加快服务业的意见，这两个看似不大，但是对整个历史来说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保险业从此站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所以过去做保险都把自己看成是行业发展的规划，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就国家、政府越来越多的来使用保险业这个工具，来进行宏观经济上的管理，进行民生的一些管理等等。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GDP是一个缓慢下行的态势，但是保险业在这个时候驶入快车道。为什么？就我的理解，很多年前我发表过这个观点，保险业的发展和GDP、经济增长是一种算术级的关系，去年比上年翻了一倍，除了小米这样的以外，不可能这么高，可是整个行业真的就翻了100%，增长速度也快得不得了。去年保险业强势发展，保费突破2万亿，行业总资产突破10万亿，保险业增速达到17%。其中财产险增长16%，寿险增长是8%，我国保险市场世界第6上升到第3，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保险大国。最近新闻联播也播出，经济体保证保险占到经济增长的66%，保证金较长的年金增长77%，与民生关系健康保险相关的增长41%。另外行业的效益突破了2000亿，同比增长106%，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保险资金运用实现的收益5000多亿，创历史新高。保险业，无论从保险业务的发展还是收益都得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发展。

当然这里面产险、寿险有各自不同的变化，保险业的钱都怎么使，我们能不能接上轨，地方政府给的越来越多，保险业这几年是放开了资金运用的渠道，过去我们保险公司的钱只能委托给保险资产公司来管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可以给社会上任何公司来管理。所以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现在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也市场化了。像我们华泰资产管理公司管理2300亿资产，我们公司的资产只有10%多一点，将近90%都是管理第三方资产，当然我们的资产不是都委托给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

去年的管理也有很多亮点，偿二代，欧洲现在还没有使用，中国就开始，这个特点就是过去按照规模管理，现在是按照你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按照风险系数管理，你的资金在那儿，放在什么行业，各种不同的保险产品风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所需要的偿付能力是不一样的。这是监管部门的一大进步。

在费率市场化以及寿险、万能险、车险费率怎么定，过去都是由国家颁布费率，现在由自己定，按照这种形式的到来大公司应该是占优，特别是“老三家”规模效益在那儿，小公司几乎到死亡的临界点，怎么活，这时候逼着保险公司转型，中小公司向何处去，你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和核心能力的培养，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现在保险行业还是处于垄断的市场，竞争也很激烈。

还有保险行业的退出，不要以为保险公司只是赚钱不赔钱，去年保险公司的估价增长很高，就和我刚才所说的，和整个改革的推动，增长的驱动和收益的增加带来的一种形势，但是这里面风险在不断的叠加。

这对我们来说是属于“新常态”，一个是加速发展，成为保险业的新常态，其他行业可能在收缩，但是保险业加快发展成为新常态。第二是市场化改革成为新常态，不改革就死路一条，怎么改是自己的事。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特别是和互联网结合，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怎么运用到保险业当中去，互联网保险、或者是保险互联网，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刘积仁：新常态这个讨论特别多，好像是比较清楚，成长的方式不一样、成长速度不一样，未来整个的市场环境，包括治理、机会的均等等等这些。我从企业的方面，我们的直接感受大概有几个，我认为作为企业自己可能要重新思考。在新常态下面首先是政府的财政绝对不会像过去那么宽松的，这一点我们的体会比较深，事实上如果做了政府的项目现在应收款也费劲，政府过去比较快速的投资，决策也比较容易，这件事现在看来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这是因为政府的税收和企业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关系，而企业本身面对的挑战，我认为新常态应该理解为如何在低速成长空间下还能够生存的问题。

今天雷军讲到有一个企业有多少毛利润率，还能够生存，事实上我们的企业已经面对着如果是有5%、6%、3.5%的我们的企业还会不会活。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像日本、欧洲有过负成长，那么多的企业还能活那么长的时间，看着不怎么健康，但是生命力很强。可能我们的企业要思考一下，在低利润率、低成长速度里面，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本质上还是企业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先不要谈创新，就是企业的卓越运行能力，精细管理能力，最终能够控制成本的能力，包括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快速的决策和控制的能力，这都取决于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这种新常态下，很多企业就变得迷茫，大家都知道创新，这句话好说，谁都知道创新是对的，在哪个地方创新。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在过去三十年间，我们老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没有，如果我们看到30年前、20年前，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成功概率还是相当大，因为那个利润空间，我记得柳传志总讲，原来王选讲我这个行业像一个蘸满水的毛巾，总能挤出水，紧一紧出来10%，再紧一紧还能出来10%。但是今天，IT企业、卓越管理，这个利润空间越来越少，在这个时候它在变革，要不就靠创新、商业模式的变化，而这个创新并不那么简单，创新的成功是意外，不成功是正常。如果你没有一个充分的积累，或者过群的基础的投入，包括专利保护等等方面，还有你创新的本身的模式，开放目的创新如何整合资源，包括人才，到今天的新常态来了也比较快，突然新常态的时候让大家马上创新，这件事我认为不太现实，一定要走出来。问题是如果走五年，会是怎么样的？你还有没有空间。所以我认为企业本身在这样的新常态下没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在低速成长和低利润空间的生存本领不够强。

还有一个，如果看我们任何制造业，在过去10年、20年，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像汽车产业，我们做的设备，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意味着过剩，也就变成一种现实，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现在做的东西好像过去是给外国人出口，外国人日子过的不太好，我们买，过去买的有点多了，我们在穷的时候，我们追求买更多的奢侈品，或者看得好看的东西，有了钱买更多的便宜的东西、简单的东西，生活也变得简单了，整个拉动这个常态我认为是比较可怕的。

这种常态背后我们希望创新，希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们看这个平台还差的很远，因为他的背后一个新兴的产业的支撑，包括政策、环境、法律，刚才讲到比如说服务、保险，我觉得保险一定有未来的产业，老百姓需要买各种各样的保险，问题是我们制定一个保险需要时间，什么时候形成一种真正的需求。我们说未来新兴的产业发展，如果我们看到大学，现在大学一年六七百万大学生的就业，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社会未来一个极大地挑战。制造业需要的人越来越少，机器人在制造业越来越流行，现在大规模的制造，一个是外资制造自转移，还有我们自己制造业的供需关系也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规模，这么大部分的大学生今天的学习全是面向中国未来发展的，特别是国际贸易、法律、MBA等等，而这个社会本身还没有提供那么大的就业机会，我们看到这个方面的结论，政府事实上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我们所谓的储备，你到各个城市会发现，事实上负债更多，也没有那么多的储备。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的医疗保障是十分基础，教育投入要很大。所以我认为到这个时候，政府的聪明就是要释放改革的红利，要把这些我们不能叫变革的力量通过市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觉得你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是国家今天没有这个经济的实力，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这个变革的时候，而这方面用市场来变成，这肯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这个过程中，无论对企业、对政府、对我们原有的一套体系，对我们的教育看起来是很复杂，而这个复杂的结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我觉得我们新兴常态很快就会来，今年是新常态，明年可能是就是新新常态，再来可能就是新新新常态，这个常态一定会顺着这条路走到某一个时间，才有这个环境，而这个过程中可能一个企业学会生存，当然生存的路，我们讲到创新是生存，我觉得传统产业有时候能够支撑和发展下去这是变革的经验，这是一个课题，这个过程一定会有一批企业死，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要生。

另外来的快现在看来走的也快，今后我相信也是这个格局，今天的明星明天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认为还是新常态更多是我们正确的心态，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的高速发展。30年这是意外，这是太契机了，今后平稳的发展，GDP2%、3%、5%、6%的发展可能也是新常态。

卢迈：经济增长新常态可能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名词。防止所谓的快速城市化，我们今年实现了7.3%，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有人把它看作是衰退的过程，现在还在探底，这个衰退的过程几乎用多少个月来衡量，就是多少个月的下降，其实这是不太准确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经进入现在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正常的状态，潜在的增长率我们虽然说不太准，但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1年的时候发布的报告已经说，2011-2015年的增长率应该是7.5%，下一个五年是7%，然后到2020年以后是6.5%，李善同他们这个报告是根据一般均衡模型不断做的评估，以前可能还有低估的地方，但是他们做这个时候把劳动力、出口、各方面的因素已经考虑在里面，新常态就是说这不是不断探底的危机过程，而是一个正常的增长过程。如果是可以理解为新常态就是正常态，樊纲说的这个词，我觉得是站得住。

新常态会不会跌到6%、5%，2020年假如说这个分析站得住脚，也不会跌到5%，因为那真的就出现危机了。政府有一个承诺，就是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潜在增长率可以实现。

在现在这样一种增长情况下，它是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现在的中高速增长，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在这个时期会把以前超高速增长中的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刚才刘总说现在企业分化，应该说很明显，从房地产企业转到制造业企业，转到过去通过钢贸很容易这些企业，一批企业需要倒下去，而一批企业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发展起来，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出现。

在现在的情况下，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就看到，在上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时候，刘赫写过一篇文章“十二五”背后的逻辑，他把这个逻辑进一步的说明，就是在国际大格局下，中国不可能长期靠出口来保持增长，必须要靠国内市场的发展。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中国的收入这些年都在快速增长，日本的东西本来认为很贵，很精细，日本人认为卖不出去，结果被中国人抢过去，这是中产阶级消费的一种特征。我估计在未来几年这种收入快速增长的势头不会停下来，农民工的收入现在在增长，因为他的供给赶不上需求。

吴庆斌：谢谢主持人，谢谢前面几位嘉宾。我先大概谈两个部分，我看到新常态五个特点，在新常态五个特征之下金融行业要怎么去转型。

第一个特征，中国要告别过去十多年资产的快速升值过程，主要以土地资源、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快速升值过程基本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新的一轮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可能我们这些传统上的高速增值的资产没有了，所以对我们的资产投资是有影响的。

第二个特征，GDP从原来的8%、10%由高速增加回到低速增长，再去决定GDP的增速问题。所以说GDP是中速或者是低速增长应该是一个长期现象。

第三个特征，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应该告别单边升值的过程，可能这种贬值的，或者是贬值债多少，可能要根据全球的经济走势，如果都堵人民币升值，或者看人民币资产的增值这个过程基本上快结束了。

第四个特征，由原来的我们是以规模拉动型的经济，逐渐转化为以效率型的经济，原来我们上汽车、上钢厂、上矿山、上房地产，这种拉动经济很快，造成环境的问题已经没有办法了，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在那儿，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的提高，由规模推动型的经济转化为效益推动型的经济。

第五个特征，互联网对我们传统产业和对经济的拉动都是不可避免的，一是互联网会改变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些经营模式，尤其对我们管理上的提升。另外由互联网产生了非常多的新的应用和新的服务，可能互联网本身创造的GDP，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汽车、钢铁、水泥创造的GDP，这种服务性的价值。

总体来讲，新常态之下两点导致的结果，就是钱难赚，买块地、开个矿、批一个金融牌照就可以赚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定要靠我们的资源禀赋去赚钱。第二我觉得新常态之下，实际上最终回归的结果，就是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上来。对于金融行业最敏感的是什么？市场资源，资源就是资金，市场就是价格，实际上对金融行业来讲我们面对的新常态之下最大的挑战，就是利率市场化。因为昨天央行也宣布今天开始降息，核心还有一个就是把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又扩大10%，到1.3倍。如果是这么来看的话，再经过一二次存款上浮空间的提升，在配套我们的存款保险制度，基本上就是我们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了百分之二三十。在这个前提下对金融机构来说，我们在靠天吃饭，靠金融牌照吃饭，靠垄断吃饭，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利率市场化以后就代表着金融机构要充分的竞争了。不能靠这种简单的息差收入来赚取我们的收入，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以银行业为代表，他们现在是以70%是息差收入，30%是中间业务收入，在国际上70%是中间业务收入，30%是息差业务收入。在新常态倒逼金融机构转型，对我们非银行金融机构怎么来转，我觉得这是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中泰信托在适应新常态，或者是拥抱新常态、欢迎新常态才能走远。原来的信托行业也是靠着当前兑付，主要是息差收入，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秉着对土地资源的投入，对高速增值资产的投入，我们这种大的资产配置，随着资产增值过程中我们赚取了一块收益，信托行业应该是过去十年间金融行业给投资人创造收益最高的。核心就是资产配置主要是以土地配置资源上。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新常态之后没有这么多的可升值资产了，钱不好赚了。我们原来主要提供资产增值，逐渐要适应新常态下拥抱新常态，我们要做到给客户提供资产保值，然后才能给客户提供资产增值，然后给客户提供资产的全程服务，不能再靠原来的以给客户提供高收益、高额回报、高增值的资产增值类的服务，应该完善产品线，资产的保值服务、增值服务、资产的传承服务。资产的保值服务就要求整个信托行业，资产管理类业务不能简单提供融资性的服务，应该逐渐的要把这种大量资产配置服务提进来，以贷款型的服务逐渐融合进来一些风险对冲类的，期货、大宗产品配置，包括一些配置对冲CPI类的资产配置。资产增值服务会变得更难，因为过去我们金融行业，包括银行、有房有地押给你借钱，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化的过程中之后没有那么多的可离岸类资产，再找机构去借钱，我有什么样的现金流来借钱，我们寻找高速增值的资产的时候过去的老一套是行不通的。要找到服务业当中的一些增值类资产。另外一类是财富传承服务，因为中国经过十年、二十年的M2等于了10倍、20倍，成为全球最大的M2国家，M2就是可理财资金。我们财富管理市场，我的判断三五年应该是财务最大的财务市场。我们创业型的企业家逐渐也需要传承服务了。

总体来说，还是要求我们整个金融行业要打造新型的风控体系，传统的风控体系已经适应不了新常态，第一新常态下违约事件的爆发也不是一个特别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是一个常态，债券的违约、银行不良贷款的提升，信托融资的违约等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逐渐回到风险和收益对等的条件之下。所以对整个金融行业的风控体系的再造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来说金融行业要主动的拥抱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在新常态的要求下，倒逼我们金融机构转型，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谢谢大家！

周林：首先要感谢大会论坛主持人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其实我2002年当时在上海，那时候就听田源主席讲起过亚布力，那时候相对规模比较小，13年前他在上海会计学院EMBA项目讲起过，后来一直没有机会，我在国外的时候比较多，2008年才回国，今年第一次在武大开会，论坛的几个大佬都是武大的，包括毛振华毛总邀请我来终于成行。其实我看了一下上海交通在这个论坛里面有不少的校友，沈南鹏是数学系的，陈琦伟是我们交大安泰的教授，王均豪也是我们的学员。交大安泰还是蛮有意思，其实在南方很有影响，但是在北方，特别是东北的影响特别小。那次我跟马书记到你们企业走访过，三年以前，在交大带了一个团走访过。这次也是一个机会，到塞外来、到东北来，但是这是一个全国的平台。

讲新常态，刚才各位嘉宾都讲了很多，我还是讲跟咱们商学院联系起来谈，钱颖一也谈了教育，我还是想谈一下商学院教育相关的，对于新常态的怎么适应，怎么样帮助宏观经济在新常态下能够稳步的增长。

新常态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新驱动，创新是最重要的资产，唯一的资产就是人才。怎么样培养真正的人才，能够有创新的意识，有创业的激情，其实这是我们商学院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早些年大家在讨论商学院是在培养什么的，有很多企业家看不起商学院，最多是培养经理人，经理人说穿就是打工的，当时很多商学院回应，即使这句话对，其实培养为企业家打工的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现在我想不仅仅是中国的商学院，包括全球的商学院都在讨论，商学院不仅仅只是培养经理人，更重要的也是培养企业家。

所以过去衡量商学院看你成功不成功，你的学生毕业以后有多少到投行、高盛、多少去了中金，大家都觉得挺好、挺体面的，商学院年轻人趋之若鹜，现在更强调的是怎么样让商学院帮助我们年轻人给他们创业的技能，给他们的创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激发他们创业的激情。这是我们商学院应该积极努力做的。

对于像上海交大综合性大学的商学院，我们学院想办法找出怎样的优势，因为中国有很多的商学院，比如说在上海中欧商学院，大家都知道比较多的。这样的情况下，像交通大学商学院，安泰经管学院怎么竞争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的发展。当然我们要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特别是像上海交大这样有传统、有优秀的工科背景的传统。因为大家现在看创新创业，过去野蛮性的创业一下就成功了，找一些机会，胆大一些就有可能成功。但是当企业脱离野蛮增长，进入新常态以后，实际上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个创新更多是和技术的互动，新型技术发展对创新、创业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商学院如果单纯在商学院自己圈子里面谈创业，实际上这是不完整的。所以从商学院来说，要能够打开自己的院墙和工学院和其他更多的机构能够建立更多的联系，一起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这一点，中国现在实际上走的比较慢，但是我到美国去了很多学校，著名的高校斯坦福有很强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他们有很多搞创新创业的。伯克利我们也去了，他也是在工学院给他们的学生讲创新创业，美国的很多学校，创新创业的推动力量是在工学院而不是在商学院里面，这种危机感。中国还没产生，但是作为中国的商学院，特别是像上海交大、华工、清华，在这些高校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与其等到工学院开始发现，他们开始做起来以后你再去合作可能就会很被动。所以这方面是我们现在安泰经管学院努力做的，主动寻求和工学院的合作。对于创新创业人才进行培养。当然现在大学高校，交大成立的一个创新创业学院，它是一个平台，对全校的学生都是开放的，本科生也可以，研究生也可以，都可以到这里面去，在这里面学一些基本的商业相关的管理、融资、领导力基本的课程以后，希望通过这个学习给一些工科背景的学生，增加他们的管理知识，对于宏观经济的把握，对于金融市场运作的了解，激发他们，觉得到学校里本来是学工程的，也可以搞创业。而且他们有比较好的技术支撑就会容易很多。我在美国也找过一些硅谷创新的年轻人，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比较，相对来说我们的学生创新，自己创业，他怕，他觉得有很多的风险，还不如找一家好的公司工作。美国女孩的男朋友就创业，就是做软件的，办公司，实际上没什么风险，你要有技术、有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安泰现在鼓励学生创业，自己从学费的收入里面拿出一笔钱来，再加上上海市政府大学生创业基金，我们每年拿200万，上海大学生创业基金也拿200万，一年400，五年是2000万，就是天使投资，首先是鼓励我们的学生，哪怕是玩一把试一把，如果成功通过我们商学院的平台引入社会资金，使得我们成功的基金会更大。

所以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在新常态里怎么样帮助中国发展创新型社会，怎么样能够培养更多的有生气的，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年轻人，这是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做的努力。清华也同样如此，他们也成立了跨学科的，也根据哈佛大学开在商学院里，对所有的学生开放，我问他们的院长，到那里去大家就头脑碰撞，学生去、投资者也去，社会上有创业的人都可以去，这样在高校里面可以创造起一个很好的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以我们商学院来牵头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应该是我们商学院现在在积极推动的一件事情，应该说也是我们商学院新常态教育的一个贡献。

还有讲到，现在大家也很关注，企业家社会责任，刚才卢迈秘书长也讲到，中国社会现在贫富差距相当大，作为企业家从得益于社会，怎么样回报社会。更多的企业家是提倡自己公益事情。在互联网情况下，过去作为一个企业家要直接投到你所关心的困难群体，现在我们讲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商务，其实互联网慈善公益事业也是有很大的前景。

胡祖六：现在是逆时针的方向，首先代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欢迎周林周院长来参加我们这个论坛，我们是老朋友。咱们论坛的题目我谈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新常态不是低增长的代名词。新常态在美国更多是经济周期，比如说这轮加息之后，或者是减息之后，6.5%降到5.5%，我们新常态就是有可能是6.5%。或者说通货膨胀率，一直都比较低，不像以前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通货膨胀三位数，现在无论利息水平年初多么低也不可能变化3.5%、4.5%。跟我们GDP的增长不断的减速，从12%点几、10%点几到今年的7.3%，恰好新班子也非常的智慧，像卢迈秘书长没有做强刺激，因为如果这样做可能会达到7.5%，如果像2009年强刺激会有很多很多后果，所以是7.3%。这时候抛出新常态，我们还是要增长的，但是现在不要勉为其难的，达到过去的三位数增长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很多结构中，包括在学术界、媒体界新常态就变化低增长的代名词。这是错误的。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平均9%几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992年南巡以后，到2000年入世以后曾经是10.3%、10.6%的增长速度。大家忘记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人均收益水平，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到2000年中国按美元计是2万亿美元，那时候的2万亿美元当然也不小，如果今天现在是10万亿，乘以6%就是6000亿美元，就是2个马来西亚。当然有人说印度新总理穆迪很厉害，像邓小平一样。因为印度的块头是2万亿，如果是8%完全可以超过中国，也是2000亿。巴西的GDP和印度骑虎相当，中国的GDP正好是很吻合的，中国未来10年、20年绝对是6%-7%之间，除非政府出现大的失误，毫无悬念，这是非常高的，每年6000亿的新增量，所以水涨船高，很多产业都有增长的机会。在中国来说，不是说企业家很容易，其实是企业家很难。刚才王梓木谈雷军谈互联网，1688年成立的，保险是非常快的行业，但是还有很高的成长，为什么？尽管梓木从第6到第3、跨度很大，但是我们的渗透率还很低，保费收益率2%都不到，发达国家是10%，台湾、韩国是8%，所以我们的保险行业，甚至传统产业至少可以翻几倍的增长空间，非常大。昨天听到Juergen Fitschen已经超过美国成为No.1，但是我们渗透率还是很低。第一个观点新常态并不是低增长的代名词。

第二个观点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新驱动性的发展模式。如果没有这两者，中国经济不越来越市场化，还是政府主导，传统的低成本、高投入、高排放的，连6%、7%都很难达到，我说的6%、7%，全要素生产率要3%，要效率提升。讲到创新，我们有刘总这种企业，有雷军的小米，有BAT很多这种公司，但是并不代表中国是创新大国或者是创新强国，中国还没有远发展到那个潜力，中国每年比如说商学院的EMBA，理工科每年200万。我们的研发经费也是在很快的成长，已经是全球第三，从总量来说，尽管占GDP才1.8%，已经投入很大。我们从研发、从专利跟北欧、以色列还是差距很大。我们潜力还是有的，我们现在的新常态就像韩国、台湾70年代末、8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改革，韩国、日本的优势就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它们都要转型。

但是我觉得中国完全具备创新的优势，产业转型的优势，包括人才、各方面。创新驱动并不是靠技术，但是技术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创造性的破坏，颠覆性的技术，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我说的创新驱动是商业模式，企业产业结构的创新，“僵尸”企业，一种市场环境绝对是优胜劣汰，直接靠市场的力量把这些不好的企业清除出来。所以我说创新驱动是靠技术，靠组织、制度的变化。我说中国成为一个创新驱动型的国家，创新大国、创新强国有很多条件，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才会发挥我们的潜力。不仅是互联网，像3D打印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智能机器人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因为中国和台湾、韩国比，有一个他们没有优势的，就是我们的辽阔的市场，生命科学、医学工程等，如果你到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去看60多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有激动人心的研发人员，不到21世纪人的生命可以达到120岁，基因工程可以算的(生命表)。

现在农业，各种食品科技，新能源、智能电网。现在中国产能过剩，家电、洗衣机、电视机都已经积压，但是家庭智能化，又是一个新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中国和美国，移动互联网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是两个领先的力量，但是在生命科学、生物制药、在智能电网和新能源方面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潜力，如果发挥像美国这样的潜力，真正形成一个创新大国和创新强国，一定要像美国一样变成充分市场竞争的自由模式。

赵民：谢谢胡老师，很多场合胡祖六老师的演讲，一个是“新常态”不等于低增长，大家有一个概念，每年有6000-7000亿美元的新增存量。第二我们的新技术唯一的差别跟成功转型的四小龙比就是市场化程度不够，进一步市场化程度以后我们新的技术在各行各业都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