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此为第三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战屡败，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遭受巨大打击，民族失败主义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弥漫，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被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视为不科学的封建糟粕，追随精英的部分公众也对中医药丧失了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西医迅速崛起并占据了中国医疗的主导地位，而中医则命运多舛，日渐式微甚至面临被废除的厄运。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很多中国人羡慕日本的成功，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有条件的青年纷纷赴日留学。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传承中医做得如何如何好，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立法禁止中医的，对中医动手比中国还要早。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宗旨是“脱亚入欧”，其中有一点，就是全面禁止中医而改行西医。当然，后来日本禁止中医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总的是来说，经过明治维新对中医的打击，日本的中医（被称之为汉医）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而留日归来或受日本影响较深的学者，正是中国废除中医的主力。我们自己丧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积极学习日本，而日本也废除了中医，所以国内也就必然地发出了废除中医的呼声。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废除中医的，是国学泰斗级人物俞樾。1879年，俞樾在其撰写的《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之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俞樾何许人也？清末大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和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堪称中国文坛学界的泰山北斗。人缘时会，他的这一倡议一经发出，顿时得到了大批学者异口同声的响应，比如著名学者、《天演论》的译者严复就认为，中医“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属于“迷信”，根本不科学。梁启超就也激烈地抨击中医，甚至声称中医乃“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对中医也持反对态度。他在《新青年》上撰文，嘲讽中医“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意思是，中医杀人与弓箭杀人没有两样。鲁迅思想犀利，洞彻事理，但也对中医抱有极大偏见，曾经讲过很过头的话：“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后，一大帮接受西方文化的官员、学者、科学家，也纷纷对中医进行抨击，或表达否定态度。比如，曾国藩、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严复、梁启超、胡适、林语堂、余云岫、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吴汝纶、刘文典、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丁文江、钱玄同、宋美龄……都起而否定中医。而名人里面，明确支持中医的，唯有毛泽东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对于鲁迅的英年早逝，人们一直心存疑窦。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多位医学专家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胶片，一致断定鲁迅不是死于当年所说的肺结核，而是被肺气肿夺命。也就是说，当时给鲁迅治病的日籍医生须藤，误将肺气肿当成肺结核导致的哮喘，采取不当治疗才导致了鲁迅的悲剧。当时，中医高手很有把握治愈肺气肿，且救治患者无数。与鲁迅不同，梁启超向来身体强壮，诚如其长子梁思成所云“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只是因梁启超嗜烟如命，贪杯好酒，又常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其年仅45岁时就患上了呕血病。1923年，在上海的梁启超请法国医生检查身体，确诊已患心脏病。三年后又尿血不止，住进了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查出肾脏有病，于是开刀切掉了右肾。不久，媒体披露，本应切除左肾，因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的身体上标错了位置，执刀者又未核对，结果错切好肾。出于维护西医声誉以利大局的自以为的“善意”，梁启超忍着病痛自觉隐瞒这起医疗事故。直到半年之后，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才说出真相：“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由此，真相大白于天下。靠病肾维持生命的梁启超，健康开始急速恶化。1928年9月，他的痔疮突然发作，便血不止，又匆匆住进协和医院。出院返回天津后，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晚年的梁启超，着力于对辛弃疾的研究，《辛稼轩先生年谱》只编到辛五十二岁，便因病重而被迫搁笔。由于病情太重，需要继续就医，但其弟梁启勋依然不肯将其兄送诊于中医，又将他送至协和医院，不久即于1929年1月19日辞世。一直关注梁启超病情的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批评协和切肾乃处置不当，指出梁氏“乃心房漏血之虚证，用心则有，静养则无，何病灶之有，此病灶之错误也”。其实，北洋总统袁世凯也是死于法国医生的误诊误治。袁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后，遭到举国声讨，因精神压力巨大而患上癃闭之症，一日不溲，即尿路遇阻，撒尿不出。法国医生诊断，谓病灶在腰部，声称有淤血阻塞溺道，出其血则溺自通。于是在腰际注射六针，取出血汁六小杯，而溺仍不通，一夕而亡。萧龙友对此疗法持否定意见，曰：“不知此乃化源已绝之病，从何处而取溺哉！”由以上事例可知，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否定中医是民国官场与学界的共识，几乎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否定中医，就极可能被视为保守落后。那些堪称顶级精英的官员、学者，在弱势的国运里，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而对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文化尊崇有加，深信不疑，而对本土文化充满了时代的鄙视和偏见。这种鄙视和偏见，折射了时代的局限性。由于反抗西方列强屡屡失败，我国精英惊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与船坚炮利，敬佩仰慕西方文明之情油然而生。换言之，我国精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和否定，是激于反抗侵略的义愤，是出于捍卫祖国的热情，是基于见贤思齐的心理，因而是可以理解和宽容的。只是这种局限性所导致的对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引发了无数的悲剧与损害，其副作用延续至今，仍在发酵，令人痛心。民国时期官场、学界对中医的否定态度，对政府制定医学政策和教育政策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医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都被排除于高等教育体系之外。人数众多的中医群体对此非常不满，于是频繁发起抗争。当时，有许多中医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大学增设中医课程。1913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竟然公开表态：“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汪还公开表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这是当时政界对“废除中医”最为直接的表态。后来，中医自己开办了一批中医学校，但却无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1925年，中医发动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依然遭到教育部的严词拒绝，其给予的回答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教育部的官员不断更换，但中医一直都没能进入正规教育系统。尽管民国精英大多贬斥中医，但仅限于言论而已，真正拿中医开刀的，是留日归来的余云岫。1916年，留学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从日本回国。在日本喝了点洋墨水的他，认为中医“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因此，余云岫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可见其对中医的偏见，已经到了视若仇寇、上纲上线的地步。这种偏见，就是他后来竭力废除中医的思想基础。1928年，当时的英国派员到中国考察，发现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很是惊奇，国民政府闻知洋人意见，赶紧成立一个“全国卫生委员会”。接下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了卫生部，就得管医生吧，可哪些人才能算作是医生呢？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此事。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而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因此决定不搞一步到位，以40年时间为限，逐步废除中医。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了“废止中医案”。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上述六条的核心是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目的就是通过严厉禁止的办法，彻底废除中医。提案被当局通过，同年2月，上海《新闻报》首次披露此事，引发全国中医界激烈反对。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会上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公推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陈调五、张梅庵五人为大会主席团，随后又选派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五人组团赴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取消余云岫议案。
【1929年赴京请愿团。后排左起：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岑志良。前排左起：陈存仁、谢利恒】
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纷纷电请保存国医。海中医药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全部停业半天，并在药店门前张贴了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一时间群情激愤，声势浩大，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地不得民心。公开表示“废除中医”，自然招致中医的激烈抗议。国民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表示“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当然，打压中医的行为，并没有中断。不久，教育部和卫生部就联合发布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必须改称医室。1933年，中医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目的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但被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精卫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由于中医界的持续抗争，国民政府于1936年很不情愿地颁布了《中医条例》。可是，《中医条例》对中医作出了苛刻的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而教育部一直是将中医拒之门外的，中医根本拿不到其所要求的证书。这就等于说，中医依然没有执业行医的资格。因此这个《中医条例》的主旨，依然是废除中医。到了抗战期间，在激烈艰苦的抗战之余，国民政府依然没有忘记废除中医的事情，特地成立了一个“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对中医进行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一番审查下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执业资格。应当说，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态度和民国精英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贬斥是一致且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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