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位于欧洲中部瑞士美丽的日内瓦湖畔，是世界各国际机构云集的国际化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联盟的总部就设立于此。被称为“世界多边外交中心”，这里有4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包括红十字会总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等，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70年前，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新中国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代表团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维护了和平，树立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首座丰碑。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是在亚洲国际关系处于关键时刻召开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朝鲜半岛的霸权立即派军队入侵朝鲜，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16国组成“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军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轰炸和扫射中朝边境地区，造成中国民房受毁、平民伤亡。美国海军还破坏中国商船在公海的正常行驶，袭击中国渔船，直接威胁到中国大陆的安全。6月28日，毛泽东主席严正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庄严声明：“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如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但美国无视中国的警告，美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后，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为了保卫中国的安全，维护朝鲜半岛乃至亚洲的和平，党中央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把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迫使美国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回，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在亚洲地区，朝鲜战争停火，朝鲜半岛实现了久违的和平，但许多战争遗留问题仍有待解决。二战结束后，法国又重返越南，企图继续维系殖民统治，印度支那人民开始了抗法战争。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援助下，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取得了优势，在中部和南方也控制了一些地区，法国在印支三国的殖民统治难以维持。美国则力图帮助法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推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由于法军在奠边府陷于重围，从1954年3月起，杜勒斯不断向法英两国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美国的条件，通过“共同行动”扩大印支战争，使这场战争“国际化”。出于维护在印支的利益的原因，法国不愿冒扩大战争的风险，特别是在谈判解决的道路尚未堵死前，法国更不愿这样做。出于国内政治压力，1954年初，法国拉尼埃政府要求召国际会议，寻求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途径。英国担心战争的扩大会威胁其在东南亚的利益，因而支持法国的立场。此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对峙当中。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欧洲防御集团”，以此重新武装西德。为了争取法国议会批准“欧洲防御集团”的计划，美国不得不同意法国的这一要求。因此，印度支那三国的何去何从就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焦点。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英法美苏四大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苏联倡议，在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英法对苏联的提议表示支持。美国阻止不了，勉强同意中国参会。日内瓦会议能够召开，特别是中国能够参会，除了苏联的争取外，重要原因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要解决亚洲的问题离不开新中国参与。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开始站立起来，以独立自主的新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为结束百余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前提。毛主席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朝鲜停战以后，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这次受邀参加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党中央毛主席高度重视，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并从各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人数多达200人的规模庞大、阵容豪华的代表团参会。毛主席点名让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随周恩来参会。
1954年2月底到3月，周恩来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3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指出“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他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1954年3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精心准备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要求利用这次会议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广交朋友；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应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参加日内瓦会议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亮相国际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旧中国积贫积弱，被世人称为东亚病夫。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的外交也不再是唯唯诺诺地听从西方强国的号令，而是以自信从容的姿态，给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中国。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西装，一套是中山装，连手提箱也尽量定做成一样的，简洁明快，整齐划一，尽显新中国精神风貌。1954年4月20日清晨，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分乘3架苏联伊尔-14飞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胡志明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同行。4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其中数美国记者最多，他们几乎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飞机停稳了，第一个走出机舱的就是周恩来。他身穿得体的大衣，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周恩来的身后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随后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随行人员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熊向晖……这支队伍集中了新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中国代表团向在场记者散发了周恩来的机场书面声明，向记者们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有关周恩来的介绍材料。这是一份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写道：“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事先都未见过。它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材料，意在通过宣传周恩来而宣传新中国，并首次使用了“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第二天，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电讯报道：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1954年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五大国的总理或外长破天荒第一次齐聚一堂开会，举世瞩目。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根据拟定的日程，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美帝国主义不甘心朝鲜战场失败，企图在日内瓦会议上打压新中国。周恩来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带领的十六国代表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会议一开始，朝鲜外务相南日就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组织全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韩国代表却提出：由联合国监督，按大韩民国的宪法在全朝鲜举行选举；在选举前一个月，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但联合国军队要在选举和完成统一后再撤退等建议。很显然，南朝鲜的方案实质上就是要把大韩民国的法统强加给全朝鲜人民，由韩国吞并北朝鲜。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作了长篇发言。他支持韩国建议，没有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在回顾朝鲜问题的由来时对东方阵营进行了攻击。杜勒斯要求，将朝鲜问题放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由联合国监督朝鲜大选，他以韩国已经举行过这样的选举为由，要求联合国接纳韩国为成员国。杜勒斯讲话后，周恩来发言，这是新中国总理兼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首次面对面交锋。他以洪亮的声音说：“全世界人民期待着的日内瓦会议已经开会了。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五大国外长和其他有关国家外长们坐在一起来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周恩来说，杜勒斯的发言是不能接受的，“他的主张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绝对不同意”。周恩来说，在朝鲜问题上，撤军是关键。“从朝鲜谈判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正式提出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现在，朝鲜已经停战，一切外国军队就更没有理由再留在朝鲜”。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相互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3项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在此后的多次大会上，周总理就解决朝鲜问题作了发言，主要谈及下列问题：一、关于战俘问题；二、关于朝鲜和平统一和自由选举问题。周总理强调，朝鲜的和平统一只有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双方协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但有些国家的代表要利用比例代表制来反对双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以图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这种办法即使凭借外国军队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6月15日，举行了最后一次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会上，南日提出了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的六项建议。周恩来即建议以南日的建议为基础，召开由五大国和南北朝鲜参加的限制性会议。接着，苏联代表莫洛托夫提出关于维护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草案。然而，美国代表对朝、中、苏的建议断然拒绝。之后，泰国代表宣读了美国等十六国宣言，声称“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实际上是想立即中止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以此关闭在国际上讨论朝鲜问题的大门。周恩来立即表示，十六国宣言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他建议与会国通过下列决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比利时代表发言称，中国代表刚才的建议的精神已包括在十六国宣言中，因而不同意会议通过中国的建议。周总理即席发言说：“如果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周总理以雄辩的口才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赢得了许多与会国代表的赞赏。那位比利时代表站起来，以诚实的态度表示接受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但当会议主席艾登宣布，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时，美国代表急忙出来阻挠，声称在请示政府之前，不准备表示意见。当艾登表示会议已不能在任何一个文件上达成协议时，周总理再次发言，先对比利时代表的和解精神表示满意，随即指出，美国代表的态度使大家都了解到，美国是如何阻挠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议的。美国要在韩国长期驻军，阻挠朝鲜和平、自由和统一的丑恶意图在国际社会中被暴露无遗。
经过几轮的辩论和斗争，尽管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依托雄辩的事实、入情入理的分析，揭露了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破坏和平的嘴脸。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即保大政府）、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苏联莫洛托夫和英国艾登轮流担任主席。这又是一场大国间的博弈。印度支那地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二战后，法国依旧延续自己的殖民统治，而柬埔寨、越南、老挝三国则希望实现民族独立，双方为此争执不休。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的利益也加入这场纷争，美国因为对社会主义的忌惮，害怕东南亚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支持法国继续维持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朝鲜问题谈判破裂后，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正式会谈时，谈判各方的要求相去甚远。法国由于在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它一方面让尚未完全取得独立地位的老、柬两国要求“入侵”的越军撤退；另一方面，法国表示只谈判越南军事问题，不谈判越南的政治解决问题。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保大政权巩固地位，阻止越南以后的民族统一。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西方的军事干预只会迫使中国作出同样反应，印支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并可能最终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因此，英国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亚洲地区的形势能有所缓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是会议的两主席之一，他在会上挡住了美国的一部分消极作用，但英国并不处于当事人的位置，对会议的直接影响也就很有限。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前就确定了阻挠会议成功的方针。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软硬兼施，要求法、老、柬及西贡政权采取强硬立场。会议进行了一个月，有关方面只在进行法越司令部会谈这一程序问题上达成谅解，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没取得进展。作为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态度比较强硬。6月8日他发表了一通讲话，全面批评法国拉尼埃政府的谈判立场，而且没有作任何灵活的表示。艾登对此非常失望，他当天通知美方说，在日内瓦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应作出安排使会议在一周或十天内结束。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垮台，法国陷于政治危机。苏联记者向西方透风说，在法国政府危机结束以前会议不会有进展。苏联已准备接受会议的失败。美国代表团负责人，副国务卿史密斯向杜勒斯报告说，印支问题没有进展只有倒退。杜勒斯回电说，会议的终止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艾登和史密斯还准备利用休会去美国参加两国首脑会谈，商讨有关亚洲问题的新对策。美国的打算是，利用会议的破裂，对印支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此时，印支日内瓦会议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发挥了主导性作用。13日晚他和莫洛托夫、范文同就形势及下一段谈判方针举行了商讨。表达了我方意见：应扩大此成果继续讨论下去，说失败是错误的。主张根据已有的共同原则继续讨论求得协议。
在征得苏越两国的同意后，周恩来在6月16日紧急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17日又会见了法国外长皮杜尔。周恩来向他们表示，中国不愿看到印支会议也发生破裂。“中国愿意看到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像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我们愿与之和平共处。”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只要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出，越南军队就可以从这两国撤出。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提出新建议，指出印支三国情况确有不同，应有不同方式处理。周恩来的谈话实际上提出了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的新建议，这使艾登受到很大的鼓舞。18日法国方面表示，周的建议中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老挝代表认为，周的建议中有“进一步可以讨论的基础”。柬埔寨代表“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妥协精神感到满意。”就连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新建议是克制的和合理的。老柬中立化方案创造了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新的谈判空间，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6月17日，法国议会选出了新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周恩来在6月23日赶到伯尔尼同他见面。除了老柬中立化问题之外，还提出了分两阶段处理越南军事与政治问题，并表示可以考虑承认西贡政权。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法越双方开始高级别的秘密会谈。6月21日，周恩来宴请了柬埔寨和老挝代表团，要求他们同越南方面进行直接接触。老柬两国的积极反应表明对方战线出现了松动，这对于谈判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但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有许多阻碍。越方可以接受在16度线划界。但是法国坚持以18度线划界。此外，在越南的大选问题上、在老挝的划界和老柬两国的政治解决问题上、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组织问题上，与会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由于孟戴斯-弗朗斯上任时曾向议会保证，7月20日以前如果达不成协议，他将辞职。7月11日，孟戴斯告诉美国大使狄龙，如果不能达成停战，法国可能反应强烈，唯一的出路就是战争的国际化，美军应迅速投入帮助法国。艾登再次对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悲观。在会场外进行斡旋的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也开始感到悲观。美国希望会议失败，杜勒斯加紧策划建立军事同盟，试图在会议失败后扩大战争。7月13日，杜勒斯到达巴黎同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商讨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很快传出了西方要加快建立东南亚军事同盟的消息。会议又一次面临破裂的局面。为了将谈判重新回到正轨，周恩来全力投入紧张的外交活动，从维护亚洲和平大局出发协调各方。法国迅速作出了反应，法越双方就划界问题达成妥协。17日，周恩来对艾登说，美国正在组织东南亚条约，中国愿意参加对柬、老和南越三国独立与自由的保证，但是如果这三国被纳入该组织，那一切情况就改变了。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艾登，提出了国际监督委员会由印度、加拿大和波兰三国组成。这个建议突破了莫洛托夫原来拒绝让北约成员加入的设想，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它在该问题上阻挠达成协议的立场，解决了一个久拖不决的重大问题。艾登意识到美国组织东南亚条约的严重性，经过与美国的协商，19日，他让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卡西亚来见张闻天副外长，保证印支三国不会成为东南亚条约的成员。17日周恩来还会见了柬埔寨外长泰普潘，要求柬埔寨政府接纳抵抗力量。向他指出，如果让美国在柬建立军事基或接受美国军事教官，其后果将非常严重。周恩来的这些话使柬、老两国对会议破裂的局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周恩来还积极介入了有关老挝问题的最后谈判。7月17日，越老双方就老挝的集积区问题进行最后谈判，但是未能取得成果。老挝方面抱怨越南想要得到半个老挝。18日周恩来再次同萨纳尼空会谈，提出老挝抵抗力量的集积区可在丰沙里、桑怒两省及伦不拉邦部分地区。这一建议是符合老挝抵抗部队现有力量的。19日周恩来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修改了我方有关行政权力的建议，并同意法国在老挝保留一个基地，条件是法国将这个基地移到南部地区。周恩来的这些建议为老挝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7月间，周恩来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两次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是周恩来力挽狂澜，拨正了会议航向，主导了会议的进程。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求同存异，终于使会议实现了突破。7月21日凌晨3时30分，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毛泽东主席当即向越南胡志明主席发出贺电说：“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世界各国也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欢迎日内瓦协定。这次日内瓦会有较多国家参加，是多边外交谈判，进程比较公开，相对说来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这一特点使得参加国在谈判中要谨慎行事，但也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动员国际舆论等方式来形成公众压力，向其他与会国使加影响。与双边外交相比，多边外交可能更多地受到国际舆论环境的影响。周恩来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推进日内瓦会议。他在中国代表团中专门安排了新闻发言人，还多次指示《人民日报》刊登配合会议的报道。他针对《人民日报》对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将访华的消息报道得不及时和不显著的问题，指示：“今后关于这类新闻以及日内瓦会议重要报道如何刊登问题，外交部与中宣部应经常联系与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争。”日内瓦会议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文字记者和600多个摄影记者及广播、电视记者前来采访。仅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就有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作出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提出了五条原则：（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来还指定专人进行了检查，确保回答准确。周恩来进一步指示，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不能是“守株待兔”式的，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便于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一次，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后，代表团新闻办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说，台湾中央新闻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提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请求已被拒绝；并向周恩来建议，与日内瓦会议所设的“记者之家”进行交涉，追缴王家松的记者证。周恩来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熊向晖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搞“两个中国”。周恩来不以为然，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周恩来特意关照，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人向他做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意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是要注意，同他接触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有了周恩来的这番安排，王家松在日内瓦的活动自然轻松了许多，也大着胆子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接触。通过他的报道，使台湾方面了解到日内瓦会议的情况，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外交力量。日内瓦会议期间，在每次重要会议或中国代表团的重要外交活动后，中国代表团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通报有关情况，提供相关新闻稿。中国代表团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是4月28日下午在记者中心举行的，时间在英国和苏联的记者招待会之前。到会的各国记者有300多人，可以看出他们对新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会上主要由龚澎同志介绍周总理当天下午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在当晚8时举行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新闻发言人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本来没有安排正式提问，但他刚讲完，记者们便纷纷拥上来提问。发言人作了回答。在招待会上还向记者们散发了周总理发言稿全文，带到会场去的五十多份发言稿被一抢而光。由于会议讨论时不允许记者在场，各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实际上是向外界公布会议进程和各自主张的重要渠道。有时会场上出现的针锋相对情况，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要马上反映出来，所以重要活动一结束，各代表团很快就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在及时通报会议进展的同时，除侧重介绍我方的主张与立场外，还特别强调中国努力争取通过协商使会议达成协议的态度，并对会上不合理的主张和言论进行批驳，特别是揭露美方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蛮横态度。除五大国都派有阵容强大的记者团外，不少亚洲国家的新闻媒体也派来了记者。有一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伊朗等八个国家的记者共同向中方提出，想见见周总理或者同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谈点知心话。他们说，同那些随与会代表团前来的记者相比，他们这些非会议参加国的记者像是没娘的孩子，希望中国代表团能照顾他们。后来中国代表团新闻负责人安排他们见了一次面。周总理在去印度访问前，专门回答了《印度教徒报》记者雪尔凡伽的提问，对已经开了八个星期的会议作了一个简要的评价，受到记者们的广泛好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共举行了20多次记者招待会，接待外国记者来访400多次，介绍并评论会议的进展，阐明我方立场，宣传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当前重要问题的主张，揭露美国阻挠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政策和言行。还介绍了新中国发展情况，给西方记者以深刻的印象，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周总理指示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外国记者反映非常好。周恩来积极地同各国媒体打交道，对他们施加影响。早在4月1日，周恩来在祝贺法国《人道报》创刊50年时致电该报主编时说：“我们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并主张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在内，应该和平相处。”向法国公众表示了中国希望和平共处的愿望。他在日内瓦也多次发表声明，表达中国政府谋求和平的积极态度。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接受了40多个国家媒体的采访。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6月2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记者说：“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内，印度支那交战的双方……达成光荣的停战协议，而与会的其他各国的责任，应该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阻挠和破坏双方停战协议的达成，同时，我们对于会内、会外某种势力企图使印度支那战争化的阴谋，不能不提高警惕，而这种阴谋正是科伦坡会议所反对的。”
6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还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对此，各国记者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正日益独立地发挥国际作用，中国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法国的《世界报》说，周恩来访问印度是“亚洲日内瓦会议的延伸”。6月28日，周恩来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强调了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等原则。这次招待会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反响，使亚洲各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配合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推动老、柬两国走中立化道路的活动，加强了亚洲各国要求和平与中立的潮流。7月18日，会谈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秘密约见美联社记者托平。黄华指出，美国应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作出保证。同时，他也透露，西方国家如同意印支三国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在三国建立军事基地，会议就有可能达成协议。托平据此发出报道说，中国正在施加压力使美国赞同停战协议，英法两国已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美国作为会议成员，有义务签字并保证协议的贯彻，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与否有赖于美国的态度。托平特地指出，他的消息反映了周恩来的观点。托平的报道使公众了解了谈判最后阶段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面对舆论压力，美国政府很难再阻碍协议的达成。史密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他感到如果达不成协议，盟国会让美国来承担失败的责任。周恩来还注重引导会场以外的舆论环境，以此增进各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日内瓦，周恩来会见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他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谈判紧张的阶段，他们几乎天天见面。通过梅农，周恩来从英法两国得到保证，他们将阻止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周恩来与艾登建立了较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也与周重视发挥印度的作用有关。美国人一直对艾登不满，认为他受到了尼赫鲁的影响，而尼赫鲁则受到周恩来的影响。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一贯持反共亲蒋立场的助理国务卿罗伯森认为，他的顶头上司副国务卿史密斯受到了艾登的影响！周恩来十分重视运用日内瓦会议的平台，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加强世界对新中国的了解。会议期间，有些外国记者提出，新中国一次登上国际舞台，虽然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听了发言人的解答，看了发的一些材料，但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缺乏全面的了解。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中国代表团首先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大家看到了新中国的新风貌，获得了广泛好评。一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中国代表团学习。但有美国记者的报道却故意抹黑说，中国在利用电影宣传军国主义。 为了破除美西方对新中国的偏见，周恩来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爱情，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样的艺术方式，爱情故事总是能受到最多的关注传播的最久远，中国古代传奇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个中翘楚。艺术家们从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多个艺术领域歌颂、传播、见证着这段充满浪漫与梦想的东方爱情故事。其中越剧《梁祝》很有名，还被拍成了戏曲彩色电影。可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的越剧，老外们怎么能看懂呢？为了便于看到影片的效果，工作人员决定先在小旅馆里进行小范围的播放。结果不言而喻，很多外国人根本看不懂剧情。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是方言，有些中国人也听不懂。为了向外国记者介绍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工作人员将主要的剧情和内容写成有15页纸的说明书并且译成了外文。周总理看了说，这么多的说明书是没有人看的。给记者发请柬就可。他要求工作人员：“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做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到了放映的时候，果然放映厅座无虚席。全场竟无一人说话。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在影片的高潮阶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化成蝴蝶时，许多观众也跟着抹起了眼泪。没有什么比感情艺术更打动人心。放映结束，大灯被重新打开，观众还沉浸在当时的悲伤环境里。在沉默了许久后，场馆里突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纷纷找个工作人员发表自己的观感。一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影片的内容、色彩和音乐广受赞誉，被誉为“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这部电影的成功，让我们看到周恩来总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文化素养以及超凡的智慧。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浪漫的形容词啊，短短一句小标题，就把中国优美的语言展现得淋漓尽致，架起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卓别林是世界著名的喜剧艺术大师。周恩来早年就曾欣赏过卓别林影片并留下深刻印象，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再次欣赏了卓别林自导、自演的无声影片《城市之光》。这部“以哑剧形式演出的喜剧浪漫史”，实际上是一出杂糅着喜剧成分的悲剧，在这里，卓别林不但鞭挞了“高贵”的“上等人”，而且以极为巧妙地隐喻讽刺了整个社会。细致入微的表演，深沉蕴藉的思想，再一次深深打动了周恩来。当他得知卓别林因参加“美国进步文化运动”，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瑞士政治避难后，特意邀请卓别林及其夫人前来共进晚餐。1954年7月18日晚，当卓别林和夫人来到花山别墅时，周恩来早已在别墅门前迎接他们了，卓别林十分高兴。
席间，他们谈笑风生，像老朋友一般无拘无束。周恩来应卓别林的要求介绍了日内瓦会议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并请他欣赏了中国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在谈话时，周恩来对卓别林说，你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在宴会上出席作陪的有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代表、电影导演翟强，演员范瑞娟、姚向黎、乌日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成员。后来，周恩来又托人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带给卓别林，卓别林看后说：“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这次会面给卓别林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进一步增进了他热爱、关心中国的友好感情。后来，中国艺术团应邀参加巴黎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卓别林专程自瑞士飞到巴黎，观看了中国艺术团在萨拉·伯纳尔剧院的演出，并在演出结束后赴后台向中国演员表示祝贺，盛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戏剧上的成就。1954年7月21日下午，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署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中国首次亮相世界舞台，成为日内瓦会议当之无愧的五大国之一。中国代表团展现的斗争精神和灵活方式，不仅在力促印支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广交朋友，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实现了外交突破。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浩然正气、儒雅风度、机敏睿智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西方舆论发表了不少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个人对日内瓦会议所起作用的评论。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指出，印支停战将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提高。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称，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有些报刊称：“已有不少人将周恩来喻为印度支那会议的挽救者，他已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有人说：“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日内瓦会议对中国外交格局的形成以至后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对新中国国际声望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中指出：“对中国来讲，日内瓦具有一份特殊的记忆和情感。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共同讨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展现和平精神，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现在，我国迈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铭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为新中国建设创造的丰功伟绩和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学习弘扬他们的精神风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8年年版。《不尽的思念》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艺术》李亚平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年11月18日。《展示新中国外交风采的日内瓦会议》 李云礼 学习时报2022年6月24日。（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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