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西方不仅在军事上建立了世界霸权，也在文化上建立了霸权，并垄断了对世界文明史的解释权。在这一西方殖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近代中华文明也不幸败落于西方，从此造成了至今仍有巨大后遗症的文化自卑。这种文化自卑，长期表现为极其无知地轻贱、否定自己的文化，反向去膜拜、崇拜西方文化。70多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此，中国告别了任由西方侵略压迫掠夺的悲惨境地，以崭新、独立的姿态自立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之前相当一段时期，虽然中国经济、军事、物质等实力已经显著提升，但是，文化的自卑症在中国人尤其是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依然相当普遍，这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克服的精神层面的障碍；不解决这一问题，文明复兴就是空中楼阁。针对文化自卑或者说文化的不自信现象，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在“三个自信”基础上提出了包含“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发出了扫除文化自卑的进军令，为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中国人，文明自信一方面要增加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和自豪，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对西方的迷信，尤其是需要打破西方人编撰的“人类文明史”的迷信。对于西方历史、西方文明史，向来就是西方人说什么我们信什么，从来不曾质疑或者怀疑，也不曾穷根究底剖析一下人家说的是不是真的。
【帕特农神庙建筑年龄不到200年，却被伪造包装成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这是大约1850年拍摄的照片——400年清真寺废墟的原始面貌，1860年被改建为帕特农神庙，以后又多次修建。】
随着对中华文明自信的提升，一些较早知觉或者说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开始逐渐摆脱对西方的迷信，用客观理性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和研究西方历史和文明史，并发现其中包含了惊人的虚构和伪造，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伪史。开风气之先的是何新先生：他的《希腊伪史考》于2013年出版，开了头炮；2013年，李兆良先生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了《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以在北美洲东部发现的明朝宣德年间的金牌出发，通过第一手文献、实地调查，用实物比较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文物特征，证明明代中国人曾在美洲开垦定居；继而董并生和诸玄识先生于2015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了《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和《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以此为始，摆开了批判和质疑西方历史和文明史真伪的初步阵势。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李兆良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一书，通过比较14至19世纪间六百多幅地图，并综合世界史原始资料，分析地图中地名、语源、地形和按语等，证明世界地理大发现始自明朝郑和时代，该图为明朝郑和时代中国人所绘制。这也是对西方人开启全球地理大发现历史伪论的有力一击。
【《坤舆万国全图》】
通过少数学者出版学术著作对西方伪史的批判、质疑和否证，可以说是以散兵游勇的点式射击方式对西方伪史发起的冲击。为了集中火力、集中兵力，形成对西方伪史的更大冲击力和杀伤力，扩大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以及国内外的影响力，研究西方伪史的国内外学者、民间爱好者以及国外学者先后组织了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研讨会。2019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研讨会，对西方伪史和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全面揭露，内容涉及西方古典学（为古希腊、罗马）、西方的东方学（伪古埃及、巴比伦及苏美尔）、西方的近现代伪史（伪莎士比亚、英国大宪章）等。2021年12月，在太原召开的第二届研讨会，系统地对西方伪史进行全面质疑，标志着西史辨伪运动进入了深水区。2023年12月，在太原召开的第三届研讨会，使西史辨伪运动呈现出星火燎原的大好形势，受到社会各界和海内外舆论以及新媒体受众的高度、广泛关注，掀起了西史辨伪的热潮和高潮。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据说是为目前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旧约）。美国《国家地理》2020年3月13日刊文显示，圣经博物馆的藏品，16卷死海古卷残片，包括《创世纪》部分，全是伪造的。】
西史辨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壮大，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和民间、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打破了对西方历史和文明史的迷信，有力地提升了中国人的文明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对于夺回中华文明的历史解释权、文明解释权和文化话语权，击碎和去除百年来西方禁锢中华民族的精神枷锁和思想钢印，让中华民族获得真正的文化独立和文明自信必将继续发挥其排山倒海、新造天地的巨大作用。正如黄河清教授所言：“西史辨伪学术运动将如延安的火炬，必将照亮全国”。在此，我要加上一句，也必将照亮全世界。由此带来的，必将是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重新书写。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致、踔厉风发，打一场文明的持久战。目前，西史辨伪学术运动对古希腊雅典、古罗马、古巴比伦、古印度历史、古美洲历史和欧洲历史进行了质疑和否证，对西方中世纪历史、近代史和航海历史也进行了批判和质疑；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有力的批判，提出了“西学源于中学”的观点，并初步证明了西方钢铁、瓷器、医药、天文学和数学、器物以及艺术均由中国西传，并非其原生独创。以上种种，充分表明西史辨伪学术运动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在西史辨伪学术运动取得如此丰硕成就的背景下，法学领域对西方古代和近代法律史、制度史的辨伪研究尚基本处于偃旗息鼓状态。在西方古代、近代文明史的其他部分已经受到批判和质疑甚至否证的前提下，在西方古代和近代法律史、制度史领域推进西史辨伪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如此，在法律史、制度史领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亟需法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共同开掘的学术富矿。在这一领域大量学术成果的出现、涌现，必将成为西史辨伪学术运动的有力支持，有利于在文明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时代呼唤法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在西方法律史和制度史领域，接过西史辨伪学术运动的接力棒，在他们披荆斩棘、已经开辟的文明主导权和解释权的战场上，英勇战斗、勠力冲锋，为在西方法律史和制度史领域推进西史辨伪运动、重振中华文明史和制度史的自信，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这一领域也必将成为法律出版新的领域和新的方向，成为法律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的战场。时代也呼唤出版机构和媒体特别是法律出版机构和媒体在此领域和法律研究者一起，相互携手、并肩战斗，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和文明自信开辟新的疆域、书写新的篇章、铸就新的长城。（作者系法律出版社副社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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